美国喜欢在世界传播“自由”，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也因此赢得了“驰名双标”的称号：对共产主义围追堵截，却对结盟的专制政权网开一面。在《西方是如何“营销”民主》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美国政府是如何打着“民主”的品牌来促销“新自由主义”和“休克疗法”的真实历史。
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拍摄的电影《红色威胁：地下间谍》（1949）海报 图自网络
美国传播民主的“伟大使命”扎根于基督教宣传和劝诱他人信教的老传统。其实，宣传这个词最初在中世纪被理解为传播宗教信仰。哥伦布以及西班牙征服者的后裔以基督和文明的名义对土生土长的人们（“异教徒”）和民族进行欺凌、杀戮和文化灭绝。那些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们广泛推行奴役和贩卖奴隶，并得到早期共和国宪法的批准。妇女们的选举权被剥夺。美国对待外国人及本国大量公民和合法移民的态度与政策从未符合其神化的高贵形象，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有所改善。美国给予那些受政治和伦理压迫的或民主生活受威胁的国家的援助记录，即使往好一点说，也是有许多污点的。另一方面，人们广泛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打败法西斯主义是美国最光荣的时刻。参议员贝弗里奇言论中所反映的美国建立帝国的野心始于麦金莱总统。在1898年，他表示希望菲律宾人民变得“高尚、文明并信仰基督教”，他以此为侵占西班牙殖民地的决策做辩解（那里的人民在将近400年里基本上是天主教徒）。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持有类似的宗教国际观，并反映在他1914年关于入侵墨西哥的声明中：“我将教育南美洲的那些共和国去选举好人。”他派军事力量阻止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巩固权力也是源于神圣的灵感。威尔逊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位“促销民主”的总统。一位学者指出，他接受这个角色是为了“给国际资本的积累提供最佳条件”。
哥伦布率领欧洲殖民者奴役、屠杀北美印第安土著 视频截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重要的鼓吹宣传者爱德华·贝奈斯成为公关行业的奠基人，他曾是威尔逊政府的公共情报委员会成员，力图说服公众支持战争。他认为，为了调和美国与一些民主国家的不同现实，需要广泛地运用宣传，使国内外的人们相信美国式民主的特征和文明使命。贝奈斯认为，宣传像“政府的无形之手”，在政界、金融业、制造业、农业、慈善业、教育界和其他领域的日常运作中是永远必需的。紧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领袖们把说服公众等同于满足美国主要资本主义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及石油产业）的需要，并使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警察力量合法化。这样，宣传就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扎根于后来出现的“军工联合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形态——冷战。
遏制社会主义
为扮演“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的战争部在1947年更名为国防部，尽管现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入侵他国没有一次能勉强地被认为是保卫美国领土。就在那一年，杜鲁门（Truman）政府设立了中情局（CIA），替代了战争时期的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秘密收集国外情报，但中情局被之后的政府用来搞颠覆活动。为了使宣传工作在世界范围取得领先地位，杜鲁门在1951年颁布了一个指令，即成立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官员们组成的心理战略委员会，用以协调、计划和实施海外的心理战策略。美国的军事干预以及中情局和其他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的运作可以看作是国家为私有资本提供市场机会的政治付出。因此，以援助民主的名义使其他国家发生动乱，如摩萨台（Mossadegh）任总理时的伊朗或阿连德（Allende）任总统时的智利，其实际目的是保护美国大公司在那些国家对能源、矿产及其他产业的投资。在1933年，一位两次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海军陆战队少将巴特勒（Smedley Butler）把国家用于他所领导的入侵拉美的开支描述为政治开支，称自己是“一个为大企业、华尔街和银行家们服务的肌肉高度发达的男子汉”，是“一个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打手”。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小罗斯福）的名言“他可能是一个狗娘养的，不过他至少是咱们的狗娘养的”常被人引用。不确定的是，他当时是否在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Trujillo）或者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这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有长期的情景伦理学模式（“政治现实主义”），即它的道德辞藻可以根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如农业、石油业、矿业和军工业）要求的游说程度予以调适。美国从它的殖民主义中学到的是，在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时，对于长期卷入或延长实际占领应该小心谨慎。形式上的非殖民化使帝国主义强国可以把过去用于占领的行政开支转嫁给当地的精英仆从们，同时保持对他们的经济和战略资源的全面管理。
随着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美国在海外的政治投资迅速扩大。由所谓“狗娘养的”执政的客户名单几乎覆盖了各大洲。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在约30个国家设有700多个军事基地，美国2009财政年度的正式国防预算达6530亿美元（如果把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费用、过去战争遗留事务的费用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开支都计算在内，则几乎有1万亿美元）。据外交政策分析家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统计，美国2008财政年度的正式国防预算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比第二位的军费支出国中国多十倍）。这还不包括隐性开支，如核武器研究、退伍军人福利和对外军事援助。在1976年制订的国际军事与教育培训计划（IMET）中，国防部给前苏维埃国家的军事援助是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援助。2002年，IMET给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援助几乎达到270亿美元。
在民主国家，宣传主要靠说服而不是恐吓，使1919-1920年的“红色恐怖”策略得以复苏的冷战触发了再次灌输惧怕共产主义的思想。保守派掀起的第二波恐红症导致了麦卡锡主义和政治清洗。一个魔咒在政治文化中到处回响，它把苏联打扮成势不两立的“自由的敌人”，并把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当作危险的破坏分子列入黑名单或逮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和公民权。不同于第一波恐红症，麦卡锡主义的手伸到了劳工运动之外。国务院、其他政府部门、电影业、报刊业、新出现的电视业、教育机构、文学界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自由派都遭到猎魔者们的无情追捕。
按照摩尼教的说法，苏联及其盟国被视为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对抗“自由世界”，并威胁到作为“美国生活方式”基础的基督教道德观和神圣的自由。以冷战作为思想意识基础，反共产主义导致了“军工联合体”的形成，它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由国家大力资助的美国经济扩张以及较为开放的移民制度使数百万美国人享受繁荣，并激发出许多社会政策创意以及百万富翁们和各种慈善基金组织。但是，美国慷慨活动的能力基于帝国主义的设想——取得那些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以资助它自己的相对自由。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企图打破新殖民主义桎梏以及苏联向革命运动提供支持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军国主义反应。美国侵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导致约500万人死在印度支那，这些在正式的美国纪念堂里没有得到纪念，而华盛顿却建立了献给美国士兵的纪念墙。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中，有许多配备了能打到苏联城市的核武器，几乎紧贴着苏联的整个边界。苏联却没有在美国的近邻国家建立基地，从而造成两个国家有不平等的受威胁感，这种不平等一度被短暂的古巴“导弹危机”缓解。尽管苏联确实曾在欧洲、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挑衅性地寻求搞一个盟友系统，以得到盟友和贸易伙伴，并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但它在世界上却从未达到与美国同等程度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10年内，美国人沉浸在一个主观臆想中：苏联是对美国具有紧迫且明显威胁的国家。西欧没有滋生出类似的疯狂观点，虽然它可能会更直接地受到苏联军事力量之害。布什政府和它在主流媒体的应声虫们发起了一个指责苏联的“新冷战”，而美国却增加了迫使中欧接受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压力，并力图推翻与莫斯科结盟的东欧和中亚的领导人。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苏联的瓦解结束了冷战，但我们有理由断言冷战从未结束（例如，考虑到美国对拉美左派国家的敌意）或者只是被改名（“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而已。塞穆尔·迈尔曼（Seymour Melman）认为，战后美国的经济系统是立足于永远战争的基础上的。在波兰建造导弹防御设施、在捷克共和国建造雷达基地的计划（波兰、捷克共和国都是北约成员国）——官方宣称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不受未来可能来自伊朗的攻击——以及引诱中、东欧的其他国家加入北约这个军事组织，美国的这些动作都在俄罗斯执政圈内引起了被围困的深度担心。为了更加“安全”，美国提出在波兰部署进攻性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这使人们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那时赫鲁晓夫政府企图局部平衡美国能很容易打到苏联领土的陆基、海基和空基导弹的发射设施对苏联的威胁。
一些强国相信，民主以本国为背景可以被教育出来或移植进去，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民主的发展是有机地进化。但是，美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在国外建立和支持过一批专制政权，这就不难理解其输出民主的可疑动机。事实上，美国一系列海外活动的一贯意图是，通过军事入侵和转让军火，防止左翼力量用子弹或选票取得政权，随之而来的是为它的商品出口和公司投资取得市场。几乎没有一位促销民主的积极分子在为此辩护时提到美国外交政策的“炮舰外交”传统。
由杜鲁门政府制定的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遏制”政策显示，美国大体上愿意，至少是暂时愿意，接受它和战时盟国（英国和苏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为欧洲设定的国界。但是，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这些协议，并继续暗中破坏共产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地区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及入侵越南和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与遏制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即使有军事和技术优势，它仍无法阻止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1997年，推出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en）认为，把东欧纳入北约的努力是“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最致命的错误”，因为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反西方情绪和军国主义，并使东—西方关系倒退。而对方，苏联及其盟国肯定从未理会遏制概念，并积极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兴起。
政治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宣传战和思想战的发展。战后，一些主要的通信专家和学者在美国的战时宣传工作中得到了训练。他们包括：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和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中情局前身的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任职的莫里斯·雅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埃尔默·罗珀（Elmo Roper）、菲利普·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索尔·帕多弗（Saul Padover）和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陆军心理战部任职的威廉·帕利（William S. Parley，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首席执行官）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雅诺维茨和另一位心理战专家威廉·多尔蒂（William E. Daugherty）写道：“政治战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之间冲突的一种形式，冲突的一方企图利用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法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对手。政治战的主要武器可以被描述为把外交和宣传综合应用于实际目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宣传机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自由十字军、中情局及其他机构）转而专注于实施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以及政体变革、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挑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把“发展传播学”引入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作为范例和课程。至少有一个报道说，一位研究发展传播学的主要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施拉姆（Schramm），曾是联邦调查局（FBI）的秘密线人，也是自1942年至战后美国军事和情报机关的顾问。发展传播学与冷战的宣传紧密相关。勒纳曾写道，宣传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4个支柱之一，其他3个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战争。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政府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在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帮助之下得到加强。
“阿拉伯之春”后爆发内战的叙利亚 图自美联社
凯南——在杜鲁门执政时期他是国务院的首席政策计划官,也是冷战“遏制”战略的主要理论家——在1948年5月4日写过一份名为“有组织的政治战宣告开始”的秘密备忘录。凯南解释道：“政治战是国家利用它所控制的一切手段，除了战争，去达到它的目标。”这被看作是国家和私营组织都投入全球宣传战的战略。遏制还包括其他形式的斗争。中情局在早年的行动中曾干涉1947年法国和1948年意大利的选举，它用数百万美元支持中右和保守党派，以阻止西欧的共产党赢得国会选举。
杜勒斯兄弟是苏联及其盟国的另一对可怕的敌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曾是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侵略性秘密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福斯特·杜勒斯有着极其保守的反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魔鬼的产物，上帝终将使布尔什维主义消失”。他旨在使中、东欧的共产政权“滚回去”的秘密外交行动对美苏关系以及直至今日的美俄关系产生了长期影响。在杜勒斯和凯南那样的国家反共计划制定者们看来，冷战是“思想战”。但是，杜勒斯肯定没有把国务院的反共只限于语言。他最关键的一个失算是，在1953年他决定用中情局的力量赞助政变，把当选的伊朗民族主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强行赶下台，并把权力还给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美国设计了一个宣传计划，把摩萨台歪曲为“共产党人”。石油政治被突出地显现在这项行动中。杜勒斯从前在华尔街的法律客户（包括海湾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在伊朗政变和国王归来后被允许得到该国石油供应的40%以上。国王利用他的秘密警察机关萨瓦克（国家安全情报组织）实施镇压和独裁，并执行“现代主义”的政策，这最后触发了1979年的人民起义和他的倒台。
在东南亚，美国入侵印度支那始于杜勒斯。在美国军事入侵该地区之前的殖民主义衰退的年代里，杜勒斯的国务院就已经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1954年，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一起组织推翻民选的危地马拉政府，当时的总统雅各布·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试图把美国拥有的联合果品公司的资产国有化（艾伦·杜勒斯曾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杜勒斯兄弟还支持过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他在1960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垮台。
战后的干涉主义
当然，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入侵不是由杜勒斯兄弟开始的，也不是由他们结束的。斯蒂芬·金泽尔（Stephen Kinzer）详细列举了美国入侵导致当地民选或权势集团政权更迭的14个事例。这14个事例中没有一个被包括在美国政府执行的许多更“无赖”的行动内，因为这些事例有幸得到“两党”和内阁的支持。威廉·布鲁姆用文件证实了美国侵犯许多国家主权的更多事例。另一位学者汇集了美国在国内（对付国内激烈的反政府运动）和国外的143次军事干涉。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开敏感的主权话题，把他们的干涉行为说成是回应敌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岁月，他们又转回“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话题。在当今的后苏联时代，美国则是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妖魔化以虚构敌人，其中最近的名单包括：伊朗的内贾德（Ahmadi-Nejad）、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阿尔法特（Arafat）、叙利亚的阿萨德（Assad）、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查维斯（Chavez）、利比亚的卡扎菲（Gaddafi）、朝鲜的金正日、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Lukashenko）、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巴拿马的诺列加（Noriega）、伊拉克的萨达姆（Saddam）、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及其他人。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为初级的摩尼教戏剧，从而使政府和主流媒体能够把它推销给易于受骗的公众。在“反恐战”背后有一个混淆是非的道德问题，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称之为“预防模式”（来自绿色运动的“预防原则”，即在有一切证据之前就加以干涉，使全球气候变暖减速）。阿什克罗夫特的意思是，设计一种政策，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还没有证据支持之前就逮捕他。这个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共同确认是必要的：对想象中企图毁灭西方的敌人——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保持国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敌人是一项关键的思想意识工作。在自由民主国家，制造敌人促使各政党在确定“国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着狂热的超级大国野心的精英们把苏联当作头号公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和越南）革命解放运动背后的邪恶力量。偶尔出现的对立面的学术论文和新闻根本通不过主流媒体为把革命描述成阴谋而设置的过滤网。主流媒体中许多受尊敬的成员秘密地与中情局合作，为国家利益而开展反苏宣传。
美国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并且用暴力阻止自己的公民捍卫民权，这样的历史使人们有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宣称自己有作为海外民主主要促进者的责任？无批判地接受这种宣称就太过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除自私的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即使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在阻止欧洲从西班牙开始的法西斯主义方面也没有做什么，直到希特勒对美国开战。除了有力地鼓吹公司利益之外，美国支持一批残暴的专制政府的事实也表明，它不是可信的民主拥护者。
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人物，例如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智利的阿连德、危地马拉的阿本斯（Jacob Arbenz）、伊朗的摩萨台、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Ortega）、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组织，都是美国搞政治颠覆的对象。其中前四位已经被推翻了。“自由”这个词用于政治时通常被附加在一些与冷战行为或公司利益有关的事物上：“新闻出版自由”、“自由劳动”、“自由企业”、“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被用于从思想意识方面对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但是对与美国结盟的专制政权却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几乎从美国官方的词汇中消失了，这些词在历史上一直与共产主义有关，这是对那些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的挖苦。
“自由”一词被当作一支强大的军队去颠覆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它的世界领导地位不那么顺从的国家。是否拥有自由基本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接受国际商业机构作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它变成新自由主义帝国象征性地夸张和应对所谓紧急状态的主要理由”（包括国家必须应对“自由之敌”和为自由而永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由此，“自由”已成为一个法定词，它代表的不是每个公民都有份的集体福利，而是私人在“自由帝国”有“无限制地积累和消费财富的自由”。
在冷战时期，宣传自由的主要工具是无线电。美国政府的官方广播电台——美国之音（VOA）起初（1943—1945）由战争情报办公室管辖，后来（1945—1953）归国务院（1947年开始有俄语广播）管辖。1949年设立的自由欧洲电台（RFE）从1950年开始广播，专注于推翻中欧的共产主义政府。RFE因1956年匈牙利起义失败而广受指责。自由电台（RL）从1951年开始广播，目标是苏联。1975年RFE和RL正式合并。根据已解密的政府记录，这两家电台是中情局组织的，这一事实在被曝光前早已被许多记者知晓。
所有这些宣传站以及为支持它们而发动的资金筹措活动，即“自由十字军”，都与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合谋，它们的400多名记者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秘密地为中情局服务（Bernstein，1977）。在外交政策圈内，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被认为在中、东欧地区把共产党赶回去的“文化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1996年，中情局局长约翰·杜奇（John Deutch）说，中情局依然保留在秘密行动中利用媒体组织的权力。小布什政府曾试图让好莱坞为他在中东和南亚的军事行动服务，他派他的顾问卡尔·罗夫会见电影制片者们，商讨雇用电影明星到美国军事基地表演。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邀请媒体、广告业和电视业的主管们帮助其修改全球公共外交战略。
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约瑟夫·达菲（Joseph Duffey）认为，USIA作为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为市场利益服务的。他在1993年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恐怖主义、毒品和国际行动小组报告时称：“需要加强本署活动的最重要领域是商业、贸易和经济。我们教导其他国家的不仅是自由市场理论，更是使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USIA通过各种会议、巡回演讲、交换教育、短期访问计划和其他项目执行其宣传职责。在1994年，为了统一外交政策的各种项目，国会通过了国际广播法案，把美国之音、马蒂广播电台、马蒂电视台、世界网电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都置于USIA及其驻扎在国外的前哨站点的管辖之下，从1996年起还包括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国大陆及后来增加的中国西藏、朝鲜、缅甸、老挝和越南）。1999年，克林顿政府把USIA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管辖，这样就把国家对海外宣传的主要组织变成了“更大的情报业的一部分”。
注释：（略）
（作者系政治经济学博士，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规划与国际研究系教授；来源：“底线思维”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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