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鹏程：“民国热”是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

 

      编者按：“民国热”的拥趸们是“眼光向上”的。他们只看到文人的幸福史，而没有看到底层的受难史，其结果是用“精英史观”取代了“民众史观”，屏蔽了更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存在。

 

“民国热”是近十年来中国文艺作品中的热门话题，催生了一大批电视剧、纪录片、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在当下诸多文艺作品中，民国不再被视为积贫积弱的乱世，而是荡气回肠的时代。如果对比早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哈同外传》和近年出版的《南渡北归》《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就会发现对民国的展现已经由对“乱世”的批判，转向了对“黄金时代”的讴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凭借反思历史汲取经验教训，破解当下遇到的问题本是历史学的重要功用，但“民国热”的产生却存在某种偏移。近年来，标榜怀旧、对过往历史的想象与消费悄然成为“时尚”，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一部分民众，尤其是那些怀抱着所谓“中产阶级理想”的知识精英，试图通过重新挖掘民国的价值，来表达自身的疑惑和诉求。

 

在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最常见的是对文人的颂扬和对轶事的回味。从《南渡北归》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描绘，到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推出的纪录片《大师》，聚焦的无不是民国时期声名远播的文化名人，其中，带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志摩、林徽因等人更是被频频提起。故事中的主人公，男性优雅高贵，女性浪漫聪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胡适为学术自由而驳斥蒋介石的胆量、陈寅恪游学各国而不求学位的做派，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些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吹捧知识分子的自尊自强，即便在强力的催逼下，也敢于直言。无疑，这种表述是当代知识精英自我身份代入的结果，他们在民国文人身上“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那些以“趣闻野史”招徕读者的作品中，民国的历史经常被借用来批评当下社会。比如微博上频传的一则轶事，说军阀刘文辉当西康省主席时注重教育，特地颁布一条政策，称县政府如果比学校修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指责当下的一些教育问题。这些所谓“轶事”是对历史进行编造和美化的结果。比如有的读物称段祺瑞并非三一八惨案的主使，相反，事发后他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自罚。其实段氏当时根本没有谢罪的举动，且吃素仅是因为信佛。再比如有的故事称赞蒋介石的仁慈，称他在发迹后想重修祖居，面对邻居拒绝搬迁，他也无可奈何。这一传闻完全是虚构的。而前面刘文辉的“光辉事迹”也是凭空捏造的，更讽刺的是，刘在任期间是挪用教育经费的老手。

 

我们进而发现，在一些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往往还隐含着“翻案”意识。随着革命话语影响的减弱，“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成为暗流，这为用另一套视角解读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机会。最为显著的“翻案”意识体现在那些打着“揭秘”、“重读”旗号的历史书籍中，其中不乏学者写的普及著作，但更多的是用剪刀糨糊拼贴起来的消遣读物。在这些读物的鼓吹渲染下，曾被视为“反动派”的蒋介石、宋美龄堪称琴瑟和谐的典范，大地主刘文彩等都成为造福一方的正面人物。比如，蒋介石便被塑造成既注重私德，又能广开言路，对文化人极度容忍，甚至当刘文典当面顶撞他时，也不加惩处。在这些叙事中，民国要人俨然成为时代模范，民国也被粉饰成了既保留“礼义廉耻”传统，又具有时代精神的美好存在。这类“翻案”看似指向个人，实则指向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言下之意是既然民国如此美好，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呢？在民国的映照之下，革命、左翼的意识形态顿时失色，沦为激进和不成熟的代名词。“民国热”有意无意地为大众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史观评判的民国，试图借助“翻案”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显然，一部分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产物，它指向的是过去，隐喻的却是当下，传达出了某些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一些心态。在“后革命”时代里想象，民国文人政要、编造真假混杂的传闻，寄托了他们重新评价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企图，也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期借机塑造身份、表达诉求的策略。

 

这些文艺作品往往止步于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它们描述的民国和真实的民国有着极大的差距。民国固然走上了初步现代化的道路，但由于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其发展的地域与阶级差异是极大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尤其得不到保障。这一点，相信看过写实主义名作《骆驼祥子》《多收了三五斗》的人都能理解。而“民国热”的浪漫化想象则抽离了民国的时代背景，将其描绘成一个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个个都有着独立人格和高贵气质的时代。显然，“民国热”的拥趸们是“眼光向上”的，他们将目光聚焦在文化精英上，对其从社会交际到私人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窥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一类标题——“四十年代北平教授一家的生活影像”、“张爱玲：民国唯一真正的贵族出身的作家”……这种眼光是选择性的，它以对精英阶层的想象代替了对整个民国社会的关注。鼓吹者们只看到文人的幸福史，而没有看到底层民众的受难史，其结果是用“精英史观”取代了“民众史观”，屏蔽了更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存在。

 

此外，在“流量经济”时代，热颂民国的文艺作品的升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消费历史的热情，同时也与传媒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热”的宣扬者多数深度介入大众媒体，有些本身就是媒体人。至于微博、微信上的营销号、炮制通俗读物的写手，其生存更是与媒体流量息息相关。他们深知，要扩大影响，增加转发量和关注度，就必须迎合大众趣味。为达到这一目的，一些人不惜扭曲与改写历史，制造轰动效应，导致谣言的盛行，从而造成文艺作品的段子化和奇闻化，最终结果是历史的娱乐化。“民国热”的宣扬者最终沦为“历史发明家”。

 

 

1928—1930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旱灾，涉及西北、华北、西南十余省，造成难民无法数计。其时战争连年，政局动荡，赈灾无力。图为济南城外一家陷入绝望的饥民

 

在“民国热”的催动下，大量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有着对历史的演绎与美化的成分，它所怀念的民国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它不是对往事的真实溯源与回忆，而是将过去理想化的产物。但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真的能达到批判历史、反思当下的效果吗？答案是否定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早已不是“信史”，而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无法对历史产生严肃的反思，也没有真正达成对社会问题的审视与批评。对“黄金时代”的想象为人们提供了“老子先前阔多了”的安慰，但在社会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前，幻想永远是束手无策的。

 

（作者：祝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