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西峰：怀念我的老红军父亲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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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西峰：怀念我的老红军父亲
2021-08-01
【杨帆荐评】
范西峰是我的中学同学，其父亲是开国将军，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政委。
范西峰16岁参军，历任每一级职务，最后到总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政委，大校军衔。提升少将本是自然，赶上那个送礼的时期他没有送，最后以大校退休。
范西峰回忆他父亲的文章，已成为红色文化的一部分，两代人用血肉拼出来，历史上站得住脚。
我也在写回忆录，深知其艰辛。大多数人经历都非常多，为什么不写？一是不愿公开，二是文笔限制，三是各种考虑，写什么不写什么，实在太艰辛。因此，我尊重所有写回忆录的人。
范西峰父子两代，保持了军人优秀品质，其回忆录值得大家传播！ 谢谢！
杨 帆 2021.7.29
【开国少将范忠祥（1911.7-1993.3.1）】今年7月16日，是我的老红军父亲、开国将军范忠祥110周年诞辰。父亲离开我已经28年了，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对父亲的思念。父亲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出身贫寒，因生活所迫，不甘受剥削、受奴役，期望尽快改变自己人生的强烈愿望，促使父亲于1927年1月投身于党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历任农民协会会员，反帝大同盟会员，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兼赤卫队队长。1932年5月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领6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了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从此戎马一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为一位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父亲生前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小的时候，后来上中学、大学、参军、工作，只要回家，父亲都会详细询问每个孩子的工作、学习、思想情况，谆谆教导我们不论干什么工作，在哪个岗位上，都必须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多次与我讲过他参加革命后遇到的三段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以及对父亲思想最猛烈的撞击，但父亲在晚年病床上很自豪地对我说，他挺过来了，始终咬住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跟党走，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所有的艰难险阻。这么多年来，每当回想起父亲多次讲过的他的这些经历，我总是禁不住自己的情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第一段难忘的经历，也就是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战争的残酷让人始料不及，生与死的抉择是对每个红军战士最严峻的考验。1932年5月，父亲在天门八子老参加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一到部队就被分到红八师二十四团十一连。因父亲当过赤卫队队长，碰巧被该团团长吴玉堂得知了，还鼓励他好好干。与父亲一起分到这个连队的有父亲带来的10多名赤卫队员。父亲后来回忆说，他没有料到，也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连队的第二天，他们随部队仓促投入战斗，一个星期连续打了七、八仗，第一仗打芦家口，第二仗打八子垴，第三仗打皂市，第四仗打京山的鸭子咀……每天都在不同的地域和战场上奔波，全连陆陆续续牺牲了10多个战友，负伤的就更多。生与死的考验，对每个红军战士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参加红军就要坚决打国民党反动派，打仗就不能怕死，更不能当逃兵。同时，在战斗中负伤甚至牺牲，更是习以为常的事。我记得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有一个记者，从1985年开始，先后采访了红军时期与父亲一个团一块工作过的贺炳炎、余秋里、黄新廷等众多开国将军。采访过程中，他发现这些将军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绝大多数都为了革命负过战伤，很多后来成为独臂将军、独腿将军。因此，他认为战伤，就是一代开国将军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真实记载。父亲曾回忆说，战争年代，他在红三军和红二军团时期负伤次数最多，达10多次，其中3次负重伤，基本上是死里逃生。1934年2月，在湖南龙山县茨岩塘战斗中，父亲左肩及背上神经被子弹打穿，造成左手终生残疾。1935年8月下旬，已担任团总支书记的父亲接替余秋里任红十八团政委两个月之后，在攻打敌人招头寨的战斗中，胸部被手榴弹炸中，有3块小弹片无法在手术中取出，一直陪伴他走过了60多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逝世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取出，建国后被评为二级甲等残废。这种生死炼狱般的考验，在战争年代，一直伴随着父亲走向新中国的成立。父亲当年带的60多名参加红军的赤卫队员，除了少数失踪，个别的逃回家里外，只有两个人见到了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父亲的堂兄范宝顺，建国后任济南军区67军副政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第二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与错误的“肃反”，给红军官兵的思想造成极大的冲击，这是父亲最刻苦铭心的。父亲参加红军后，因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故而入伍两个多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他先后任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师政治部宣传队长等职，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在他参加红军后的头两年间，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红三军在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错误领导下，从1932年5月起也就是父亲刚入伍时，至1934年夏，先后进行了四次残酷的“肃反”。父亲生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很详尽地谈到这一难忘的经历。第一次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洪湖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既十分频繁，又异常激烈。但即使在这种危急时刻，夏曦等人仍要求每个连队不切实际地在战场上召开揭发“改组派”活动的会议，战斗结束后还要召开战士大会，党团员大会，号召群众肃反，互相揭发，检举嫌疑人。这次肃反，规模最大，逮捕和被害的人最多。除湘鄂西军委领导人万涛、周小康等同志外，仅红三军军师以上干部就有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红七师、八师、九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及一大批营团领导被杀害。第二次肃反更反常，是在部队退出洪湖根据地，向湘鄂边地区转移的7000里行军中进行的。红三军退出洪湖苏区后，由于部队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家在洪湖地区，非常怀念苏区的亲人，因而思想上不是很稳定，不免要讲些不满意的话。对此，夏曦等人认为这是“改组派”对红军的破坏，不加分析地逮捕了许多同志。其中，除少数师团干部外，大部分是基层连排干部。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红三军退出桑植，转移到鹤峰、建始、巴东、宣恩边界地区时，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打回洪湖去。夏曦等人把这些呼声又当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煽动，特别是把与他意见不同的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等人污蔑为“改组派”分子并加以杀害。三次肃反后，夏曦在没有经过中央分局讨论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致使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名党员，党的政治工作和党员发展工作完全停顿。第四次肃反，是事隔两个月的1933年5月，又逮捕了大批领导干部，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等被诬陷并杀害。本来，夏曦等人还要进行第五次肃反，由于贺龙同志的坚决抵制，这个计划才没有实现。在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上风，大批军师团领导干部被以“改组派”名义诬陷错杀，党团组织被解散的逆境中，父亲与许多基层干部战士初心不改，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执着追求始终默默存于心中。1934年6月红二、六军团会合后，8月根据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在任弼时、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对湘鄂西中央分局以夏曦为代表的肃反扩大化、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和纠正，并终于又恢复了党团组织。同年9月，在红九师政委廖汉生及另外一个同志靳加滔的共同介绍下，时任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的父亲，作为第一批党的积极活动分子，正式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党员。由此，他一生都在用生命践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上，英勇无畏，身先士卒，走在前列，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战斗了一生。因战争年代负伤次数过多，父亲晚年长期卧床，在病痛之中，每当回忆起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都在我陪床时与我说，夏曦等人的严重错误，几乎将红三军的团以上干部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诬害殆尽，几乎使红军陷入绝境，但红军部队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并继续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无比英勇的斗争呢？父亲谈到，这是因为，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坚信党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一些受了冤屈的同志，即使被诬陷为“改组派”分子，被当成反革命，仍宁肯牺牲都不叛变，这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是最美好的；三是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基层官兵，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特别红三军主要领导贺龙总指挥，在许多问题上，坚决反对没有证据的滥杀无辜，据理力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父亲晚年的回忆，让我们这些后人牢牢记住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名言。第三段难忘的经历，是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常说的，即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中遇到的艰难险阻，付出的巨大牺牲，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父亲对长征的亲身感受，更是让我终生永记心中。父亲多次跟我讲过，红军长征中一方面要走一路打一路，不断粉碎敌人的尾追围剿，流血牺牲毫不畏惧；另一方面，缺衣少粮，爬雪山、过草地，自然环境的恶劣是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比中央红军晚了一年。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告别湘鄂川黔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等地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开始长征时，父亲刚刚伤愈归队，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行军中的筹粮，掉队、伤病员的收容以及占领敌人县城后的群众宣传和扩红工作。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滇东攻打敌人宣威城来宾铺的战斗中，部队伤亡较重，红十一团政委黄文榜、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等团领导牺牲。之后，父亲临危受命，受军团首长任弼时、贺龙的指派，下到红四师十一团任政委。长征途中，父亲回忆，除了时常与敌人打遭遇战之外，最大的困难是自然环境恶劣，缺衣少粮。在翻越多座雪山时，有的战士只穿着单衣，在空气稀薄、海拔高度达4000多米处时，有的走着走着就冻僵再也爬不起来了。还有过草地时，部队筹集到的粮食很少，每个人分到的青稞粉大多只能勉强吃三四天，途中仅靠挖野菜、捡牛皮等来充饥。看到团里的干部战士一天比一天减少，有的陷进泥沼地里就拉不上来了，身为团政委的父亲，一跟我们讲到这里，眼睛总是红红的，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痛心情。面对如此的艰难险阻，英勇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们，以革命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以顽强的斗争意志终于征服了人类的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父亲近70年的戎马生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父亲之所以经常跟我讲这些最难忘的经历，我觉得就是要告诉他的子女及后代，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造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易，今天人民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我怀念父亲，因为他在我参军临走时，反复叮嘱我到部队后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当兵就要当一个好兵。我怀念父亲，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人格人品准则，即为人处事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有一是一，不说假话。我怀念父亲，因为他教导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组织上加入，更要思想上加入，为官一任，尽职尽责，不贪不占，率先垂范。我怀念父亲，因为在我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始终觉得父亲并不曾走远，他依然就在我的身边。正像他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开国中将为他回忆录出版题词所说的 “怀念范忠祥同志，战争年代不惜生命贵，和平年代视金如粪土。”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必须始终牢记和遵循的。
（作者：范西峰，解放军画报社原政委；荐评者：杨帆，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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