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 | 旧中国为什么失败：国际体系的约束

旧中国是全球体系中典型的“边缘国家”。

 

除了国内小农经济的约束，中国现代化所受的主要外部约束就是当时的国际体系的约束。西方工业革命时，英国等第一波现代化的国家，面对的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世界，有着广阔的处女地尚未被商品经济所覆盖。而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在试图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全球分为两极：一极是所谓的“中心国家”，即以欧美几个强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在军事、科技、技术、文化方面的优势，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控制和支配着另一极“边缘国家”，而边缘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为中心国家所控制，在经济上主要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为发达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自然资源、农产品、初级产品和劳动力。

 

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全球分工和自由贸易可以使所有国家“雨露均沾”，落后国家会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世界大同。但事实证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工业强国巩固自己垄断地位的工具，除了个别经济体之外，“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

 

资本主义推动的自由贸易论的本质是一套强者的话语体系，它不过是强者手中的一个扶强抑弱的工具，希望依仗垄断性工业优势，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借此构建一种牟取垄断利益的国际结构。

 

例如，英国和葡萄牙曾多次签订互惠条约，结果是葡萄牙陷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扼杀了葡萄牙尚在摇篮中蹄硼起步的纺织工业，葡萄牙简直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

 

同样，英国的棉布和其他制成品“洪水般”涌入法国，导致法国制造业危机，引起了法国大革命[1]。

 

正如西方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概括：“世界规模的分工不是平等伙伴之间协商一致的、随时可以修改的关系，而是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从属关系。不平等交换制造了世界的不平衡，反过来说，世界的不平衡也制造了不平等的交换，这是古已有之的实际”[2]。

 

除了通过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之外，发达国家还影响了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殖民地内部往往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少量沿海和大城市交通方便，融入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同外部列强有密切联系的精英阶层（即“买办”）；但大量内陆地区仍停留在传统社会，甚至有意保持着封建、奴隶制或部落制，因为这更有利于精英阶层对基层的控制。这种两极分化，使得殖民地国家的国内市场十分有限，而且丧失了正常的治理能力，传统社会结构也遭到破坏，强化了陷入“贫困陷阱”的命运。

 

旧中国是全球体系中典型的“边缘国家”。从1840-1949年，中国虽然没有完全丧失政治主权，但是在经济上具有典型的殖民地国家的特征。1936年，外资掌握了中国76%的工业资本，其中包括72%的工矿和运输业、95%的钢铁和石油工业、75%的采煤和电力工业、60%的纺织业、88%的铁路、84%的航运、80%的出口贸易和90%的进口贸易[3]。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国内两极分化和一盘散沙的格局。少数沿海城市，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有密切联系，如“上海之所以得以发展和繁荣，主要靠的是税收，长江流域的所有货物贸易和航运都在课税之列……西方人在十二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像老板那样控制着逐渐步入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中国[4]”，但是在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处在封建社会结构，大多数小农既无力抵御市场风险的冲击，也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和消费，这反过来制约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工商资本扩大生产、提高技术，从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在这种国际体系下，清朝洋务派和国民党政府，均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帮助实现工业化，被迫或主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大量外部投资进入中国，其后果是，虽然在中国建立了一些现代工业，但是资金、技术、市场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中国民族工业并未发展起来，反而受到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双重压制。西方廉价工业品大规模输入，也使得中国小手工业大量破产。

 

1929年欧美大萧条之后，中国成为西方转移危机的场所[5]，大量外国白银和廉价商品的输入，让中国仅有的民族工业大面积破产，而且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到1935年，上海已经有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达到50万。这表明，在殖民地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出有效的国内需求，也无法建立起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基础工业体系[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虽然政治上获得独立，但经济上仍然继承着依附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中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继续走依附大国的道路（这也可能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但不可能长久），还是坚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新中国不愿用来之不易的独立和尊严来换取国际援助，这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中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必须主要依靠国内资源进行积累，经济发展不能以经济效率为唯一目标，而是要尽快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还要勒紧裤袋支持其他国家，以便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标注

 

[1] 梅俊杰. 从马克思的论断看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6):54-60+160.

[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 施康强 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43.

[3] 迟萍萍. 浅析抗美援朝战争对外国在华企业的影响[J]. 黑龙江史志,2010,(09):119-120.

[4] 理查德休斯. 香港彼时彼地.[M].伦敦：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1968:113-115.

[5] 严泉. 民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读《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J]. 史学理论研究,2013,(01):134-139.

[6] 代春霞.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影响下的中资银行业研究[D].南开大学,2012.

 

节选自《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 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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