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证明，毛主席在党内，经常属于少数派。这是因为，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高人一筹，党内很少有人能够马上理解和跟上毛主席的思想和步伐。所以一开始，那些掌握权力的领导人，总认为自己正确，看不起没有留过洋、从山沟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处处打击排挤毛主席。毛主席在1956年讲八大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时谈到：“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但毛主席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多次在受打击排挤时，忍辱负重。在党和红军危难时刻，依然挺身而出，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多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说有的同志是相忍为党，那毛主席可以说是相忍救党。未雨绸缪提建议，不被理解被降职。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进行了北伐战争，全国工农运动也掀起了高潮。这次大革命的浪潮，触动了大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利益，引起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和反对。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篡夺了国民党的大权，密谋扑灭大革命的火焰。在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和1927年5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深入湖南各地实地调查和组织工农运动的毛主席，多次提出要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壮大革命队伍。并提醒中央注意军事问题。指出：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就是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正确的意见和提醒没有被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视，反而批评他，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了”、“幼稚”、“妨碍统一战线”等等。因为毛主席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和军事问题，在1927年3月，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提出了和陈独秀不同的见解，所以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只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最后选举，把他由原来中共“三大”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暴风雨就要来了，可是党的五大并没有注意到危险，自己的意见不仅得不到中央的重视，还被降了职，毛主席心情十分忧虑和苍凉，会议结束后，徘徊在长江边上，填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词，表达了自己“不知如何是好”的沉重心情：审时度势变方向，弃攻长沙上井岗。1927年，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相继发动了“4.12”、“5.21”、“7.15”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在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建议新的政治局常委要加强注意军事问题。会上毛主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主席谢绝了瞿秋白请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主席对瞿秋白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接着中央同意了毛主席去湖南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要求。毛主席回湖南经过调查后，把起义计划报告中央。提出：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到处镇压农民运动，影响很坏，秋收起义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像南昌起义那样，再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了。并指出：面对控制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军队，农民暴动要有一定的军队参加，才能成功。并对不少重大政策问题，谈出了自己的看法。8月22日，中央常委会在研究工作时，会上批评毛主席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一致。在给湖南的复信中，又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明确不同意抛弃国民党的旗帜，直接打共产党的旗帜。形势紧迫，秋收起义的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湖南省委和毛主席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起义计划。9月9日，“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中国共产党建军历史上，毛主席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和有镰刀斧头标志的共产党旗帜。按照临时中央的部署，湖南秋收起义后要进攻长沙。但是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一开始遭到了重创。毛主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转往湘南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区域，继续发动农民革命，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就在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指责不攻打长沙是“临阵脱逃”，要继续攻打长沙。但由于决议传到湖南时，毛主席带领起义军已经开拔，向井冈山地区挺进，所以避免了又一次失败。毛主席带领不到1000人的队伍，艰难地向山区转移。敌军围追，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多，有人离队，有人患病，起义军领导层思想不统一等等。这些困难严重地考验着这群衣衫褴褛的起义军。在经过三湾时，毛主席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一是把部队缩编为一个团，集中指挥；二是实行民主，官兵平等；三是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次改编，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改革，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到了井冈山，毛主席说服和团结了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恢复当地的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开辟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红军由不到一个团的兵力，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他根据中共中央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对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主席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这样以来，毛主席成了“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党，建立的军队，反而把自己的党籍也开除了，这对毛主席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认认真真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并在队列前诚恳地向指战员讲话，说自己没有学过军事，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接着湘南特委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主席服从命令，把队伍带到湘南，一边整训，一边搞土改。这时传来了新的消息，从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知道了中央是开除毛主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不是开除党籍。毛主席没有计较，继续努力工作。违令坚守井冈山，开辟一片新天地。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发动了湘南暴动，取得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的追击，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领两个团的部队，去阻击国民党军队对朱德部的追击，掩护朱德部队撤退，迎接朱德上山。在4月24日前后，两支红军队伍实现了胜利会师，不久兵力增加到六千多人。毛主席把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使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五十多万。1928年6月，湖南省委，要求毛主席领导的红四军，脱离井冈山向湘南发展。要求红四军军委，“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毛主席根据当时的情况，力持异议，坚持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发展根据地。毛主席向中央写报告，详细地陈述理由，但并没有引起中央和省委的重视。7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进剿，红军分两路迎敌反击。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根据省委的指示，趁毛主席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将红军28、29两个团拉向湘南，结果吃了败仗，其中的29团只剩下200多人，只好合编到28团。毛主席听到湘南失败的消息后，不顾省委又要其向湘东发展的指示，亲自带上一个营的兵力，日夜兼程，把28团接回了井冈山。这就是史称井冈山的“八月失败”。12月1日，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700多人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主力红军。当国民党要杀光共产党人的时候，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从而给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也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坚持原则不妥协，古田建军开新篇。在井冈山初期的工农红军队伍里，由于受旧军队的影响，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里召开。毛主席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会议在陈毅的主持下，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用极端民主化的方式进行讨论，错误地否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会议认为，集中式的领导原则，是家长制度的倾向。决议中还认为不存在流寇主义的倾向。结果，会议给了毛主席党内 “严重警告”的处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主席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主席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去指导地方工作。8月初，毛主席因为工作劳累，病得很厉害。9月下旬，红四军又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要求患病的毛主席参加。毛主席给前委回信，一方面，坚持原则，“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另一方面，因为有病，请病假不参加会议。前委因为毛主席请假不参加会议，又给他一次警告处分，并要求毛主席务必参加会议。毛主席没有办法，只得坐着担架，等赶到会场时，会也开完了。由于红四军八大仍然采取极端民主化的方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拿在会上争论。会议开了三天，对什么问题也没有做出结论，毫无结果。其实这次毛主席病得很重，一个多月以后才有好转。当时国民党造谣说毛主席已死于肺结核。共产国际也误以为毛主席已经去世，所以还发了上千字的讣告，给了毛主席很高的评价。8月底，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受到了教育，回来传达中央的指示，又派人把毛主席接了回来。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11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和29日在上杭的古田举行，史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定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建军纲领，极大地加快了人民军队的建设进程。游击战里操胜算，灵活用兵破围剿。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统治了全党。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主张要打大城市，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6月21日，中央特派员涂振龙赶到苏区，传达中共中央精神，要求红四军进攻大城市南昌。毛主席根据敌我形势，没有机械地按照中央打南昌的指示办，灵活机动地使用军力。根据敌情变化，不断改变进军方向，积极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开展宣传筹款等工作。两个多月后，在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选举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有1万人左右发展到18,000人，和红三军团一起，宣布成立红一方面军，共有兵力3万多人。1930年底，红军发展到4万多人，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初，中央在苏区设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让没有任何斗争经验和指挥能力、刚刚从上海来到苏区的项英担任中央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讨论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项英认为，敌强我弱，主张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主席认为，凭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会议意见不一致，没有达成共识。4月上旬中央又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参加苏区的领导工作。再次研究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会议又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有人提出分兵对敌，毛主席认为凭借苏区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完全可以打退敌人“围剿”。但他的主张，很少有人支持，处于少数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议召开扩大会议，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会上又反复耐心地给大家讲不能撤出苏区，不能分散兵力的道理。又对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的意见进行分析，认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从敌我形势、地区地形、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分析，终于说服了大家，多数人同意了毛主席的主张。结果在毛主席和朱德的指挥下，部队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连续打了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毛主席心情大好，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的下半阙写道：“左”倾路线大泛滥，失去红军领导权。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央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王明发表文章，把反对他们“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1931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上根据中央定的调子，对毛主席领导的苏区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指责和批评。会议作出决议，不点名地从思想理论、土地革命、根据地问题和军事方面，对毛主席进行了批判。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取消了毛主席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把毛主席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夺了毛主席的军权。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在当时军事工作是中心工作的形势下，把毛主席赶出军队，担任地方政府职务，显然是被边缘化了。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到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上旬，周恩来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重点讨论中央要求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在会议提出要打赣州的时候，虽然毛主席当时已经被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但他还是认为赣州和一些中心城市，敌人防守严密，城池坚固，很难攻破，坚决不同意攻打赣州。但是多数成员主张按中央指示办，坚持打赣州。1月10日，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奔赴赣州前线督战。有人在行军途中还讲，等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在红军中已经没有指挥权的毛主席，会后只好向中央请病假休养。说是休养，实际上他每天关心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担心前线几万将士的安危。3月上旬的一天早上，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毛主席休养的地方东华山，告诉他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攻打赣州30多天，城未攻下，已伤亡3千多人，正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毛主席一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而耿耿于怀，也没有觉得自己不负责军事工作了，可以不管不问。而是从大局出发，从红军战士的安危考虑，以党的利益为重，立即带上警卫员下山，冒着风雨赶到瑞金。先给前线指挥部去电，提议大胆启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前线指挥部直接指挥，把红五军团拉上去，终于使红三军团脱离了险境，避免了红三军团全军覆没。救出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后，接着毛主席又根据中央局的临时决定，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带领一路红军南下闽南，4月10日攻下龙岩，4月20日打下了漳州。就在毛主席指挥红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听取项英的片面汇报，认为赣南会议仅仅批判毛主席的“狭隘经验论”是不够的，要从路线上进行批判。苏区中央局5月11日，在毛主席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议，指责毛主席“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彻底进行纠正。这就是后来被毛主席戏称的“缺席判决”。尽管毛主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中央还是不恢复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是让他随军行动。6月份，国民党又开始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前方将士的强烈要求下，中革军委才任命毛主席为红一方面军政委，而不是红军总政委。1932年10月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对是否打吉安等大城市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历次中央指示，在会上指责毛主席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并批评他犯有“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有人提出要把毛主席召回后方，不让他指挥军队。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的提议，让毛主席留任前方做个军事助理。可会议同时还决定，让毛主席请病假去后方疗养。实际上还是把毛主席赶到后方，剥夺指挥军队的权利。毛主席临走时，看到王稼祥对决议不满意，就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并对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后来中央还是来电，撤销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就是这样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1933年初，蒋介石加紧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四次“围剿”，实行“军事上杀死、经济上饿死”的“围剿”方针。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全部搬到中央苏区的党中央，紧急召回毛主席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四个多月的工作后，毛主席还是立即服从中央的决定，以极大的精力，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保障了红军的供给，有力地支援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服从组织守纪律，不计荣辱做工作。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亲率百万大军，开始对在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委员，但让张闻天代替毛主席担任中华苏维埃主席。毛主席彻底成了闲人，只担任了一个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当时许多人怕牵连到自己，不敢接触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帽子的毛主席。毛主席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在此期间，毛主席的亲属也受到株连和打击。妻子贺子珍，长期管理党的文件，改为收发员。弟弟毛泽潭一直挨批，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何敏学，被免去了代理师长职务。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被撤销了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毛主席后来给别人讲起这段历史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试想一下，自己呕心沥血、拼死拼活创建的红军和根据地，现在被人家夺了权，还受到了种种责难和批判，放在一般人身上会怎么想？况且，在当时的“左”倾路线下，被认为犯“右倾主义”错误的人，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在这种命悬一线、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坚信正确路线终将克服错误路线。没有因为是自己创建的红军队伍，就拥兵自重。也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对待就赌气跳槽，或者另立山头，拉出去单干。而是执行中央的决定，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总结革命经验，准备着继续为党工作。与此同时，中央以批判 “罗明路线”为名，又开始了对毛主席的批判。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毛主席就不同意“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方针，主张“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可中共中央不采纳毛主席的建议。致使红军连续丢失黎川和强攻硝石、资溪桥、浒湾失利后，陷入了被动局面。当时，国民党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的不抗日政策，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不得不抽出一部分军队去福建。这时毛主席又提出：红军主力要跳出包围圈，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两面作战。既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还可以援助团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共同对付蒋介石。结果又被博古和李德拒绝了，红军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个机会。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根据地的北大门失守。在遭冷遇三个月后，这时中央又派毛主席去根据地南边的会昌指导工作。毛主席在南线工作两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情况，总结战斗经验，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调整军事部署，稳定了南线的局势。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根据地除了南线外，东、北、西线相继被敌人突破，打破敌人“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这时候，周恩来就打电话让毛主席去于都调查探路。毛主席带着警卫员，探察敌情，查看地形，跳到河里试探水的深浅。紧张的工作，使毛主席得了恶性疟疾，高烧昏迷，直到第8天才好转。毛主席在于都深入调查研究和认真工作，选定了红军突围路线，为后来红军顺利从于都突围做出了贡献。毛主席一边受到严重的打击，一边还继续工作。一会儿被冷落，一会儿需要了又被紧急召回，调来调去，反复折腾。但毛主席仍能够服从组织决定，遵守组织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既有坚强的党性，又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遵义会议重掌权，用兵如神救红军。中央准备长征时，一开始博古和李德不准备带上毛主席。后因为毛主席在红军中有崇高的威望，广大指战员希望毛主席一起走，他们才不得不带上毛主席。长征开始后，毛主席多次做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工作，向他们指出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错误。王稼祥和张闻天开始觉悟，转向支持毛主席。
长征的红军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立即部署部队围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面对严重的形势，毛主席建议，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应抓住时机，组织力量，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变被动为主动。博古和李德只想着逃跑，消极避战，又拒绝了毛主席的建议，使红军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歼敌战机。结果由于红军所带辎重过多，像搬家一样，行动缓慢，在过湘江时受到了国民党湘军和桂军的夹击。红军战士向死而生，浴血奋战，血染湘江。由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过湘江后，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察觉后，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仍不改变原计划，准备带领红军往蒋介石的包围圈里钻。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向政治局提出，应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中革军委的周恩来召集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讨论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部队向贵州挺进，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红军获得了主动，避免了进入敌人包围圈的危险。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李德和博古主张，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持认为，红军应该在川黔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大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部队向遵义进发。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后，解放了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毛主席被选为中央常委，重新走上领导红军的工作岗位。遵义会议后，由于情报失误，土城战斗很不顺利。红军开始一渡赤水河，向川南进发。但遇到川军和滇军的围堵，毛主席又指挥红军掉头向东，再渡赤水河，重新占领遵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敌人3000多。这时蒋介石调整部署，准备合围遵义。红军又向西开进，3月10日在苟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又头脑发热，支持林彪和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指出，打鼓新场有一个师的敌人坚守，打就是啃硬骨头，损失会很大，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要坚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多数人坚持要打，还举手表决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夜里，毛主席不放心，总觉得这样不对，睡不着觉。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负责下达作战命令的周恩来，建议一早再开会研究。会上毛主席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大家终于同意了他不打打鼓新场的意见，使红军避免了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正是从苟坝会议后，中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作战，毛主席才重新成为革命队伍的实际核心。接着，毛主席指挥红军忽东忽西，飘忽不定，穿插于国民党的重兵之中。3月16、17两天，毛主席又指挥红军三渡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指挥大军集结古蔺地区，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红军立刻掉头向东，于21、22日，四渡赤水河。31日南渡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四渡赤水的成功，充分显示了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后，红军就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一样，要跑，跑得动；要停，停得下；要打，打得赢。广大指战员称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从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开始，红军一路抢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大雪山，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1935年9月初，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坚持带部队南下，并致电四方面军的部队，扣留正在北上的中央纵队，还密电右路军领导、原红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这样做，就是倚仗军事实力，要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毛主席从叶剑英那里看到了张国涛发给陈昌浩的秘密电报，立即找张闻天、王稼祥和生病中的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立即北上。避免了两路红军“火并”的危险。北上途中，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夺取了只有30米宽、被称为进入甘南的天险——腊子口。于9月20日到达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11月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毛主席宣布，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回顾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是工农红军的创始人。并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就相当于政治局候补委员。后经汪精卫推荐，又担任了国民党的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而蒋介石当时连中央委员都没选上。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国民党那里，也是很有名气的，可谓是大官了。但当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毛主席丝毫不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拉起队伍上了井冈山。然而，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给了毛主席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或批判，或降职，或撤职。特别是毛主席亲手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几万人，临时中央一到，就召开赣南会议，对毛主席进行否定和批判，并撤销了毛主席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夺了毛主席的军权。让毛主席去当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又让张闻天代替毛主席担任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只担任了一个无职、无权、无事可做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如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严峻考验面前，毛主席从容沉着，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尽可能地拾遗补缺，主动地为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充分说明，毛主席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坚强的党性原则，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宽广的胸怀和主动担当的革命事业心、责任心。正是有了这些高贵的品质，使毛主席经受住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严峻考验，才有机会重新返回领导岗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中国革命。不然的话，中国革命有可能就此夭折，无数革命者的鲜血将会白白付之东流。毛主席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久经考验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融中外于一炉、集古今为一体的思想结晶，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伟大真理。历史上，由于“左”倾路线不公正地对待毛主席，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了几乎毁灭的极大损失。今天，我们要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汲取历史教训，坚决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使我们的事业少走弯路，不走邪路，防止重犯颠覆性的历史错误。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社会学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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