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情报组成员李德生（中）与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
1938年3月，在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被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情报部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他经常将重要情报送往上海。
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中华联合通讯社”，实际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华文部。
经过西里龙夫巧妙安排，中共党员、情报工作人员陈峰被录取为“中联社”首席记者。这样，在南京就有两个人能经常获得重要情报。
1939年4月，上海情报站派方知达到南京担任交通员，专门传递重要情报。
方知达到南京后，在朱雀桥北堍开了一个小百货商店，经营香烟、化妆品等。小店斜对面是伪国民政府的实业部，西边不远处有日本宪兵队，东边是一家妓院。
陈峰常到这个小店买香烟，买卖之间，便递送了情报和指示。有时也相约到闹市，当时南京最嘈杂的地方是夫子庙，饭店、赌场、妓院林立，是日伪官吏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之处，他们有时也在这里的饭店碰头，接送情报。
方知达开的这家小店，本小利微，坐吃山空，难以维持。同时，这种掩护方式，时间长了容易暴露。经过组织研究，陈一峰通过朋友将方知达介绍到伪政府体育协会当小职员。
从此，他有了合法身份，但行动不自由，一旦有紧急情报，无法及时送出。不久，陈一峰告诉他，如果见到报纸上有招考“中联社”联络员的启示，马上去应试，结果被录取了。
联络员的差使是每天乘火车把通讯社的新闻稿送往宁、沪沿线重要城市，为这些城市的支社、报馆和伪政府提供新闻消息。
联络员共3个人，轮流上班，每天1个人去上海，1个人返回南京，这样，每4天两趟到上海，不需要花路费，又有工资，路上风险也小，是理想的掩护职业。
陈一峰凭借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四处活动，获取不少颇有价值的情报。
1939年10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在成立大会上宣称：“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西里龙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很快就将这一情报传到了上海。
1940年3月，上海情报站派李德生（纪纲）到南京担任情报组组长，他的爱人张鸣仙负责密写情报。
李德治里1号租了一处宅院，以行医为掩护并，挂牌：“世传中医李德生”。这座宅院小巧优雅，黑漆大门，二道门背后有座小假山，顺道向北，便是厅堂和东西厢房。
李德生在厅堂诊病开业，西用房是他们的卧室。东厢房做客房。这样，由李德生、陈一峰、西里龙夫、汪锦元（汪精卫私人秘书）、张鸣仙和方知达等8人组成的情报小组在南京成立了。
南京情报组成立后，在江伪政权中担任要职的汪锦元、西里龙夫、陈一峰等人所获得的大量政治、军事核心机密和国内外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再转到延安党中央、军委总部和新四军军部。
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传递情报的办法主要靠密写，密写作由张鸣仙承担。有些特别重要的绝密材料，则由交通员方知达反复背诵强记在脑子里，到目的地再写出来上送。
方知达那时年纪轻，记性好，一篇三五百字的情报材料，在南京背熟后，上了火车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上海后再根据记忆写出来。用这种办法，敌人纵然有通天本领，也无法发现。
对特别长的材料，背记有困难，就密写在新闻稿、日伪杂志上，以此瞒过敌人。就这样，南京情报组紧紧张张地在虎穴中战斗了两年多，为党和军队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情报，曾受到党中央通电嘉奖。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动进攻，很快占领了苏联大片国土。日本侵略者也跃跃欲试，妄图趁机攻占苏联远东地区。
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
同年9月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将日本军队已经暂停对苏作战准备的可靠情报，立刻送往上海，并转报延安。
11月，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察到又一重要情报：日本在伪满洲国和华北军队的辎重正往南方调动，驻旅顺等港口的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
他们分析，日本海军有可能在近期内袭击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南京情报组将这重要情报送往上海，很快转报延安。果然，在1941年12月7日晨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同年10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破获，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尾崎秀实被捕。
1942年6月，上海、南京的日本宪警根据东京提供的线索，逮捕了与尾崎关系密切的中西功、西里龙夫（20世纪30年代，3人同在上海日本办的同文书院读书和活动，期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等嫌疑分子。
一个月后，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3人也被捕，他们都被押往日本东京受审。后来，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东京地区法院判处死刑；中西功、西里龙夫在日本即将投降时被判为死刑，但未立即执行，幸免于难；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被判处无期徒刑，1945年日军与新四军秘密谈判时获释。
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受尽折磨，有的付出了生命代价。
党的地下交通员方知达，先后到达李德生和陈峰住处，才得知他们被捕。他化装成一名商店小老板，巧妙地瞒过敌人查询迅速撤回上海。南京情报组被迫停止活动。
方知达是如何脱离危险的呢？原来在1942年7月的一天，方知达从上海回到南京，翌日9时左右，依约到李德生家汇报工作，一敲门即被日本警察便衣特务扣留，还挨了一顿拳打。
特务逼问他：“为什么来？”方知达说来看病的，随即从衣兜里掏出早已与李德生一起准备的中药方。日本特务搜了他的身，连口腔都看过了。
这时天气很热，方知达身着白色仿绸短上衣，乌黑的仿绸长裤，一双布鞋，是当时标准的中国小市民打扮。
敌人搜来搜去，除了一张毫无破绽的职员证外，一无所获，只好把他推到李德生的客厅里去。
当时客厅里已有10多名面带病容的男女老幼坐在地上，日本警察翻箱倒柜地在搜查，张鸣仙被押着，站在房门口，这一切表明李德生已经被捕了。折腾了大约两个多小时，这群恶魔才带着李德生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本扬长而去。临走时，还吆喝了一阵：“混蛋！给我滚！”
方知达磨蹭到最后，用手势向张鸣仙探问屋里有无特务埋伏，她摇手示没有，便轻声说：“李德生被捕，应马上向上海组织报警”，并问她走不走。她说自己身份已暴露，可能走不脱，催方知达赶快离开这里。
方知达出小火瓦巷，就去通知陈－峰，刚走到陈家窗户底下，听到屋内有妇女的悲啼声，便清楚地知道这里也出事了。于是，方知达立即回到自己的秘密住处，换上另一张早已准备好的“良民证”，戴上眼镜，化装成商店小老板，急忙赶到下关火车站，乘火车撤回上海。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派白沙到南京恢复情报组织，与李德生被捕后留下来的人员吕一峰。阮毓琪等接上关系，继续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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