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初才能及远，这是无数实践证明了的真理。70年过去了，回顾新中国的最初岁月，我们对毛主席等新中国的缔造者肃然起敬，并寄予深切的怀念。同时，又对今天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里程碑，本意是指漫长旅途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人们通常用它来比喻历史旅程来到一个新的出发点。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因为从这时起，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可谓“换了人间”。
回顾新中国的最初岁月，有助于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从而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近代的民族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受外来的破坏。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头上。中国人被趾高气扬的西方列强看作“劣等民族”，视同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被瓜分的阴影从此一直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维新志士谭嗣同写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多么痛心的话语！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直在加深。进入20世纪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实行分区管理，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接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公然把中国的东北称为他们的“生命线”，还想独吞中国。《义勇军进行曲》悲愤地唱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无数中国人深埋心底的呐喊。新中国把它定为国歌，就是要子子孙孙永远不忘这段苦难经历，发愤图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从来没有停息过顽强的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取得了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了一段令人永远难忘的话：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参加会议的孙起孟老人回忆：
“当场掌声经久不息。”
“我看见邻座有几位年事较高的委员一面流着热泪，一面使劲地拍掌，我自己也是这样。”
一百多年来，祖国受尽外人的蔑视和蹂躏，痛苦和悲愤长期埋存在心头。一旦看到中国人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那种兴奋和激动，那种刻骨铭心的翻身感，也许是长期处于幸福生活中的后来者很难真切领会到的。
从新中国成立时起，谁都别想指望中国会在外人的压力和威胁面前低头。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地宣布：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同志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
“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
“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内政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决不容许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有什么妥协和退让。这对新中国此后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了这一条，中国人民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扬眉吐气，根据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独立地探索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起，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经过同友军一起三年奋战，终于把这场战争停止下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说：
“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这场战争影响深远，使国际上许多人重新认识了中国，看到已站立起来的中国蕴藏着人们原来没有料想到的无穷无尽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是不好惹的。它使一些原来狂妄不可一世的人不敢轻易尝试以武力来对付中国，从而保障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得到一个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对新中国的发展来说，这是极重要的外部条件。时间隔得越久，对此看得越清楚。
人民政权为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最响亮的格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人们都以“同志”相称。
人民当家作主人，一定要以制度为保障，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政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作出明确规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确定国名时，突出了“人民”这个名称，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同时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共中央发出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
费孝通教授在《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中写道：
“三十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在这六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
我在1950年至1952年当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青年界代表，亲眼看到不少普通的工人、农民在大会上发言。没有什么稿子，畅所欲言，陈毅市长坐在下面听。代表们还投票选举了市长。这种情景在旧中国没有见过。
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城市，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并且进行以废除封建把头制度、推进管理民主化为中心的企业民主改革，使工人阶级成为工业企业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进行土地改革。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在广大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彻底消灭已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广大农民真正翻了身，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就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扫除障碍。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民众生活，急人民之所急，把人民最关心的急迫问题放在工作极重要的地位。那时，在人民群众中呼声最强烈的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一是物价又出现飞涨。当人们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欢乐中时，只隔了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物价开始大幅上涨。纱布、粮食的价格在一个月内都上涨两倍以上，有的商品上涨到五六倍。抗战后期以来，物价是民众特别敏感的问题，人心开始浮动。这是关系人民政权能不能站住脚跟的大问题。政务院在陈云同志统一调度下，采取有效举措把物价基本平抑下来。民众在经历了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生活后，对一举平抑物价欢呼雀跃的心情，也许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同志称赞道：
二是在城市，救济失业者成为民众极为关心的问题。旧中国留下了十分庞大的失业大军。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改组过程中一部分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工厂倒闭，更增加了失业人数。上海1.3万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1/4，失业者的生活极为困难。政务会议两次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建立起人民政权、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对于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应用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为主要方法。”还提出了生产自救、还乡生产、发放救济金、转业训练、介绍就业等多种办法。到1950年9月底，全国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得到救济的已达半数以上。
三是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当时绝大多数是水灾。1949年，全国被淹地区12156万亩，受灾民众4000万人。第二年，皖北连续7天大雨后淮河又大决口，津浦铁路两侧一片汪洋，被淹耕地3100万亩，受灾民众995万人，许多人挤在一块块高地甚至爬到树上求生。毛泽东同志在看到受灾民众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报告后，流下眼泪，并且写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周恩来同志在政务会议上说：
“水灾是非治不可的，如果土地不涝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
这在当时是牵动全局的大动作。治理淮河工作全面展开后，很快就取得成效。
在旧社会，妇女遭受的压迫特别深重。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陋习。党和政府还以极大力量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废除娼妓制度；禁止吸食鸦片；消除地痞流氓和黑社会帮会；等等。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又依靠人民来共同完成。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确确实实是自己的政府。这种感觉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人民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经抬起头来，是国家的主人，精神面貌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产生了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凝聚力。这是新中国诞生后方方面面都出现生机勃勃新局面的根本动力所在。
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
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区情况有很大区别、小生产占着绝对优势的国家，老百姓曾被人讥讽为“一盘散沙”。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并争夺势力范围，在国内更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混乱局面。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
在地方上，还有大小不等的种种恶势力各霸一方，甚至拥兵自重、为非作歹。在全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统一意志、统一法令、统一行动可言，自然更谈不上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新中国的成立，在人们面前出现的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团结的全新局面。其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能够正确指引前进方向、深得民心、坚强的党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一直贯彻到全国各个角落，不允许各自为政，不允许闹无原则纠纷，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地办成一件又一件大事，有了错误也比较能够依靠组织的力量加以纠正。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同志受政协全国委员会委托，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写道：
“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周恩来同志在政务会议上作了说明：大行政区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这样的因地制宜不但不妨碍统一，倒正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条件。”讨论时也有人担心：大行政区成为一级后，是不是会生了根，不容易改变？周恩来同志回答：在新社会中是不成问题的，我们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果然，两年多后各大行政区的政权机构就撤销了。这确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如此顺利地做到。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中国有56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过千百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和相互影响，早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但彼此间也存在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破坏中国的统一。“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由此，确定了新中国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规定，既重视并保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又富有远见地警惕并防止帝国主义借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看看世界上有些大国留下的历史教训，就会深深体会到新中国起步时在民族问题上这个果断决策，有着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结 语
慎初才能及远，这是无数实践证明了的真理。70年过去了，回顾新中国的最初岁月，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这场空前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稳步实现的。新中国诞生时面对的最根本课题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如果这些问题或者它们中任何一个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中国以后的发展也许会出现另一种状况，至少会遇到更多更大的曲折。
回首往昔，还会想到：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诞生来得那么快，超过人们的预期。事情千头万绪，要面对许多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局势又发展得如此迅速，不允许你从容地做好所有准备再动手。怎样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许多难题都要很快地作出决断，采取强有力措施，既着眼当前，使民众生活和社会环境得到切切实实的改善；又放眼长远，有条不紊地为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通盘的规划和安排。
想到这些，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等新中国的缔造者肃然起敬，并寄予深切的怀念。同时，又对今天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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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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