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乌兰牧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图为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到牧区演出（2018年8月22日摄）。
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提出，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德在这里指的就是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文艺创作者来说，明德就是要以生动有力的艺术形象呈现新时代的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文化文艺工作者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这就要求任何真正有价值、有功德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都必须赋有丰赡的思想内容与刚健的精神特质，而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地塑造人物和徒然地演绎故事，更不能将创作的主旨和追求无限度、无边际地归拢于逗趣和娱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必须“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并由此而决定了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的精神禀赋与社会价值，使其常常成为对思想内曜和精神内蕴的生动解读与具体诠释，并以自身所特有的美感和魅力而为思想插上飞翔的翅膀，让精神获具时代的风采。
《共产党宣言》一开头便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什么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呢？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和精神的形象化概括与艺术化表达，他们所要告诉读者的，惟在于：共产主义思想正在欧洲大地上广泛传播，而这种传播所赋予人们的，是无比强大的革命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共产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呢？就是要借重文艺的形式给思想插上翅膀，从而通过思想的飞翔而让大众获得最广泛的接受。马克思在其许多著作中都以文学形象对思想的传播和对精神的涵负进行了广泛的引喻和形象化的资证，特别是像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桑乔和夏米索小说中的彼得·施莱米尔、狄更斯小说《小杜丽》中的小杜丽、席勒戏剧《威廉·退尔》中的人物与场景等。据统计，在马克思阐发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著作中，仅提及和引述歌德、莎士比亚作品中人物与情节的地方，就多达150处。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许多艰涩的学术概念和原创性的理论阐发，往往也都是借重文学形象与艺术场景而加以引喻和描摹的，这不仅生动、准确，而且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诚如牛津大学教授休·劳埃德·琼斯所说：“马克思对文学造诣之深简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另一位牛津大学教授希·萨·柏拉威尔则指出：“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
思想性不仅是构成文艺经典的要素之一，而且更是文艺的内蕴特质与精神魂魄之所在。当然，在文艺作品中，思想并不是直接裸露的，而是潜伏于故事之内、蕴涵于情节之中，与人物的生活情境和性格脉理相洽互熠、同筑共铸，并通过艺术醇醪而氤氲成一种极具磁力与魅力的情的场域和诗的意境。柏拉威尔曾概括了马克思的一些文学批判的原则：“文学应当接近真实和实际领域，而不应漫无边际地飞驰遐想；文学应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练；人们可以从伟大的文学作品里觉出一种真正的诗意的特性……”
（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6页）而这种诗意，正是文学表达思想和激扬精神的艺术形骸与美学羽翼，其不仅具有张力和魅力，而且能够聚合正义，释放能量，充盈和懿化人的思想品位与道德修为，进而实现意识的丰稔和精神的提升，成为引领和驱动生活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基石和引擎。任何内容与形式的文艺创作，都只有在终极效能上具有这样的功力和发挥这样的作用，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二
文化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在文艺作品中，故事和人物一旦失去思想的浸润和精神的支撑，是很难做到鲜活、灵动、精邃、感人的。只有饱含思想意蕴和闪耀精神光彩的故事和人物，才会富于激情与魅力，也才会生动感人、富有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这是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诸多文艺作品和文化积淀皆以其深哲的思想和高扬的精神而形成的文化基因使然。
《诗经》是对先秦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艺术化表达，每一首诗都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引喻和艺术概括，而且更是对生活本身所涵负的思想意蕴和精神核质的深度钩稽与高度升华。尽管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作抵垫、铺陈，但诗所表达的意蕴决不仅仅限于此和止于此，而是着意于对其思想意义和精神内蕴的发掘与提炼。因此，作为文艺作品的《诗经》不仅具有了文化内涵，而且更赋有了历史价值与哲学意义。
同样，尽管屈原、宋玉、楚怀王、郑袖这些人物，都是《离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离骚》的主旨意蕴与作者所寄予其中的心旌和情愫、义理和德操、愿景和追求，却始终都是从这些人与事的缠绕和纠结中，所“轧”出来的忠贞思想与爱国情怀。作者不仅没有单纯醉心于对人物的刻画和对故事的演绎，反倒是假人物和故事自身的穿插与绎变而强烈地深化和升华了忠贞思想和爱国主义的“根”与“魂”。公元前278年的5月5日，流浪至汩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郢都，身负亡国息政之痛和忠佞淆乱之恨的这位三闾大夫，在高呼“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极度悲愤与高度失落中奋身投江，决意用自己的清白和高洁励扬大义之心与抒发爱国之情时，谁又能不为这种深怀忠贞爱国之心的壮行与义举而深深感动呢？而这，才是《离骚》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史记》既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传记式的鸿篇巨制。司马迁在这部史传性质的著作中，从黄帝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初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构建了多彩多姿、有血有肉、极为壮阔而鲜活的历史画面。作者于勾勒千里巷陌、万家灯火的人伦世理、情脉品相中，始终都在着意于对各种人物的思想与精神的彰明与凸显，以使情、义、理、智从根本上成为这部著作的全部气韵与整个灵魂。正因此，鲁迅才盛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和理想，也正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显然，他写历史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年记事、撰事传人，而更在于通过演绎事件和描绘人物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厚植于社会生活之中，浸濡于人性本质之内，从而使中华民族始终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民族，并借以不断实现新的攀登与创造，擘画大的景致与格局。
三
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是一切优秀文化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追求。自司马迁首开写人叙事效法《春秋》而以树道德伦理、立思想精神为宏旨之后，唐宋八大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更以《史记》为楷模，着力于给文学创作赋予深厚的思想内蕴和宏大的精神架构。古文运动针对的，正是自东汉至隋以来，由形式主义盛行所造成的文章华而不实与思想干瘪。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也就正是要通过对思想的灌注和对精神的激扬而还文学以思想活力与精神张力，以使之重新焕发振奋精神和引领思想的“凝神”与“启心”作用，并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述韩愈的这句话，旨在鼓励作家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并用以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吸引、督导、启悟、激励人们创造新时代，实现新发展。他还特别谈到，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借阅过的一些经典文艺作品，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但“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举凡久久留传、影响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表面看是写故事、写人物的，实际上则都是通过对故事和人物的铺陈与塑造而着力于写社会、写人生，所以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这正是文艺创作所应遵循的矩度和所须追索的宏旨，这同时也是文艺创作在走向繁荣中跻攀高峰的题中之义与必经之路。
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与数量不断激增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些作品思想的淡化、精神的矮化与价值观的模糊，甚至有作品出现了排斥思想内曜和袪掠精神光彩的倾向。与此同时，却日甚一日地祭起了娱乐至上、票房至尊和低俗媚俗的不正之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而且在一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严正要求，文艺决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更不能花拳绣腿、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自我炒作，而是必须在“精”“新”“深”上下大功夫、下苦功夫、下真功夫、下硬功夫，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务求不断通过增强创作主体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而练就过硬政治和业务本领，不断创作出具有思想力度和精神高度的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既以之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又以之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真正使文艺成为展示先进思想的旌旗和激励崇高精神的燧石，在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独具魅力和无可替代的巨大而特殊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初，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成不了大国和强国，因为它只生产和输出电视机，而不产生和输出思想与精神。无独有偶，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旧金山面对世界500多政治名人而公然放言，要用“奶头战略”吃掉社会主义，即通过“发泄性娱乐”来软化和麻痹中国人的创造激情与进取精神。由此足可反证：在文艺创作中摒弃单纯、消极、无聊的所谓娱乐和强化、凸显、提升、激扬先进思想与崇高精神，绝非可有可无。
文化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始终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始终高度自觉而有效地强化和扬励先进思想与崇高精神，特别是要通过对改革时代现实生活与先进人物的全面展示和艺术描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高高举起，使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始终成为生活的大格局、时代的主旋律、前进的新引擎、社会的内驱力！
（作者系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西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自”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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