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距今约7000年的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取法自然，一画开“天”辟“地”，始作太极阴阳八卦图，奠定了中华哲学经典《周易》的坚实基础，中华古文明的壮美大舞台从此搭起。

　　下古时精通《周易》的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了“道”的哲学命题，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天地以及万物皆由“道”生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为无极，生成太极（负阴而抱阳），太极生成天地两仪（阴阳二气），天地两仪生成“天地日月”四象，天地日月又生成“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物象，接着生成六十四卦象，然后生成万物。老子认为宇宙是一个彼此有机联系的大生命体，其总生机便是道；它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然而不受指使；它无形无象，但是得道者时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它劳而不矜其功，万物乐意接受它，从中获得活力。“道”超越万物而又内在于万物，它是气，是能量场；它是谋略，是规律；它是政治路线，是思想信仰，更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 老子认为人是域中四大之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识道，不足以成智者；不用道，不足以驰聘人生。“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有道必有德（德者道之舍也；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之大德曰公）。得道者便会“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力”相资，无往而不胜。

　　信仰作为人对某种思想等的极度崇信并奉为人生准则，它不但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且可以塑造人的道德人格。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人的精神活动包括知、信、行三大环节，知识是信仰的基础，信仰是行动的指南；信仰确立了个体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标准，也成为个体毅然前行的巨大动力。反之，信仰的缺失将使人生变得迷惘彷徨，了无生趣。

　　一个民族一旦拥有了共同崇高的思想信仰，就拥有了巨大的精神凝聚力量，民族的复兴、文明的传承和文明的进化都会得到根本保证，而且道德的源头都是神圣的思想信仰（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

　　在老子“道”的思想普及之前，中华民族的信仰是“敬‘天’法‘祖’（即敬重天地，效法祖先）”；由于老子的“道”是“天”和“祖先”的本原，从此古圣先贤开始转为对“道”的信仰，而民间的信仰则在汉代以后具体表现为儒家的“忠孝”。后世的修道者读书明理，树立榜样，觉而明慧，直至超凡入圣，最终升华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生境界。

　　作者注：中国读书人有个传统，追求的不是人生成败，而是人生的境界。生意可以败，事业可以败，人生境界却不可以败。什么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读书明理明道，明君子之道，明圣贤之道。到了君子和圣贤的层次境界，就不再以穷与富作为人生的区别。无论穷富，反正总会保持君子圣贤的常态，辟谷清廉，胸怀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功名富贵只是人生的物质表象，读书明理明道才是人生的灵魂核心。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更以老子的“道”为最高信仰，其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华文明持续地灿烂辉煌而未中断起到了“利万物而不争”的独特作用。道士们高标清逸，见素抱扑，经常被比喻为空谷幽兰，致力于保护三山五岳“造化钟神秀”的风水灵气。为了能让更多的修道者悟到老子的“道”，历代的明道者持续地著书立说，使道学在后世的传播广泛而深远。例如韩非著《喻老》、《解老》，刘安著《原道训》，王弼著《老子注》、《老子指略》，祖冲之著《老子义》，王安石著《老子注》，王夫之著《老子衍》、金岳霖著《论道》、南怀瑾著《老子他说》等等。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其实是约七千年），伏羲和毛泽东作为得宇宙天地大“道”而与日月同辉的人物（大变局催生大人物，小变局造就小人物），前者是伟大文明的哲学奠基者，后者是伟大文明的哲学继承和发扬者；前者开创渔猎文明和嫁娶文明，倡导龙文化…… 后者开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倡导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 他们都是公有制的践行者，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人物；他们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永远地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以下是先贤知“道”者对道的论述：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人道恶盈而好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道不虚行”，“为道屡迁”。

 

　　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墨子：“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

 

　　孙子：“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兵者，诡道也。”

　　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荀子：“良农不为水旱不耕，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韩非：“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庄子：“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屈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鬼谷子：“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所因，则其情可求；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

　　 《黄帝内经》：“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吕氏春秋》：“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淮南子》：“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体道者逸而不穷。”“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穷于物者，终于无为。”

 

　　司马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道高益安，势高益危。”

 

　　曹操：“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司马承祯：“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鱼之有水。”

 

　　李白：“玄风变太古，道丧无时还。”“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统学说”。

 

　　柳宗元：“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君子谋道不谋富。”“善恶不可以同道。”

 

　　刘禹锡：“圣言贵忠恕，至道重观身。”“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胡宏：“治道以恤民为本。”“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知。”“失事有缓急，势有轻重，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循道而行，则危可安，乱可治；悖道而行，则危遂倾，乱遂亡。”“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物据于数而有终，道通于化而无尽。”“道可述，不可作。”

 

　　朱熹：“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王阳明：“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

 

　　王夫之：“时殊而道异。”“道莫盛于趋时。”“天下无象外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道不离器。”“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代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

 

　　杨昌济、毛泽东：“真正有道德的人，在于须臾不离于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关于“道”的论述还有：

　　“朝闻道，夕死可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不同，不相为谋”，“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乱离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庞统）”，“万物皆由道而生（王弼）”，“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杜甫）”，“道行无喜退无忧，舒卷如云得自由（白居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程颢）”，“道行端有命，身隐更须名（陆游）”，“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反其道而行之”，“以道制欲”，“以道统艺”，“安贫乐道”，“替天行道”，“文以载道”，“艺精则道”，“技进乎道”，“头头是道”，“志同道合”…… 

　　佛教有道场，道教有道观；中国的道也在邻国发扬光大，韩国有跆拳道，日本有柔道；乔布斯通过对东方文明之参禅而悟道，从而引领了当代科技的变革……

　　由于中华古文明重“道”轻“器”（器是指具体存在着的客观事物，道是指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导致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以后开始落后于西方，而清初王夫之与清末谭嗣同的“器体道用观”，将“器”上升为“体”，“道”转化为“用”，一举推倒了古圣先贤对“道”的垄断权，也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防线，为思想解放和引进西方哲学和科技文化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是辩证哲学统领的伟大时代，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时代，是思想政治挂帅“人心齐，泰山移”的时代，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本经济”时代，是既重道又重器的信仰坚定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时代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信仰。

　　今天，习总书记推进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道”在当前形势下的循“道”而行，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要保证。只要中华民族哲学普及，道器并重，信仰坚定，那么重振汉唐雄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必将早日实现。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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