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探索

 

 

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并运用这一原理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毛泽东高度重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多次提倡广大干部要多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反复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等著作。在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深刻总结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技术决定论”“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完全适应论”等错误观点进行反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学说作出了新的理论阐释。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这类看法片面强调毛泽东在认识和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问题时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一面，没有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全貌。本文试图呈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关系的思想理路和真实语意，以期廓清一些理论误解。

 

一、反对 “技术决定论”，强调生产力并不是没有现实主体的抽象概念，而是由人来代表的

 

历史上围绕生产力概念的分歧和争论由来已久，在诸多阐释中，长期存在着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资料是判断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尺，而生产工具的发展与否，又取决于蕴含其中的技术因素，甚至将科学技术等同于生产力本身，轻视或忽略劳动者的作用，主张“任何一个社会的技术装备体系也就决定着人们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体系”，“生产资料也就决定劳动者”。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并批评纠正过这种错误认识。1845年3月，马克思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进行批驳。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仍然享有(具有)‘生产力’这一角色的荣誉。”而在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下，“整个人类社会只是作为财富的原因而存在”。在这里，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把劳动者、把人纳入生产力中，实际上澄清了他所研究的生产力概念与李斯特等经济学家的概念的本质不同。马克思研究生产力概念的动因在于找出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因素，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而李斯特等经济学家研究生产力概念则意在发掘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找出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方法。如果将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内涵简单理解为“技术决定论”，那么无疑是落入了旧有经济学的窠臼，是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的误解。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对生产力构成要素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作出了科学分析。1955年春，由于农村合作化中存在的工作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问题，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闹事，个别地方出现了非正常的杀猪宰牛现象。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1956年 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再次指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劳动者作为生产者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作为革命者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作为研究者直接从事科技发明。劳动者是工具的创造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时，劳动者会自觉地变革生产关系，而变革生产关系之后，可以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开辟道路。换言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人”这一现实主体来发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相适应，也是由劳动者来衡量和评判的。

 

1958年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在读书过程中作了大量批注和谈话。他首先肯定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必要性，指出：“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见物不见人”是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核心批评之一，也折射出毛泽东关于生产中“人”与“物”关系的基本看法，这里的“人”正是区别于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尽管斯大林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口号，离不开苏联推进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定历史背景，但在毛泽东看来，“技术决定一切”的论断是将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下，这种表述会掩盖“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本质，并造成技术凌驾于人之上的错觉，从而把脱离了人的经济范畴扭曲成人类历史的主体。毛泽东并不否认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强大推动作用，而他一直考虑的问题是：在仅仅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在商品经济、等价交换、按劳计酬等因素影响下，同样会产生“物”对于“人”的压抑，而且此种压抑要比阶级剥削更加隐秘。

 

正是出于对“见物不见人”的不满和担忧，毛泽东注意到生产力的社会属性问题，提出应区分不同社会属性的生产力。1956年 1月，在推动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就认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在毛泽东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阶级矛盾不断加剧，而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通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因此，1959年 12月在组织读书小组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教科书“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在这里，毛泽东指明了生产力的社会属性问题，强调要区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力。这一认识并非定论，可以继续探讨，不过由此可以解释，为何毛泽东并不认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尽管毛泽东清楚，当时与外国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需要大力发展物质资料，但他更为忧虑的问题是，生产力由谁发展、为谁服务，用何种方式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担心，如果没有看到生产力社会属性的差异，抽象地强调发展生产力，就可能导致产生只关注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倾向，而忽略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变化，忽略了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实主体的劳动者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落入“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的窠臼。

 

二、反对 “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强调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之下，生产关系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与“技术决定论”类似，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问题上，还存在一种“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这种观点只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脱离生产关系而孤立地考察生产力的发展，轻视甚至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存在一定的决定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过程作了经典阐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诚然，马克思在此表达了生产关系的性质要依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定并与之相适应的观点，但他始终是从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谈两者的联系的，且并未直接使用“决定”一词来界定两者的关系。

 

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深刻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进程。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一些人就认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不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比如，普列汉诺夫称“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能够烤制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考茨基提出俄国社会主义“早产论”，苏汉诺夫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对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诘难背后，正是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问题。列宁对这些“庸俗生产力论”予以回击，指出苏汉诺夫等人的错误就在于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作了曲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但列宁并未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作出更进一步的理论澄明。1938年，斯大林在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所写的一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这一论断在其后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日益被公式化为“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并推广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1935年 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广泛搜读马列著作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等读物。几乎在斯大林写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一时间，毛泽东也在窑洞中思索着唯物论、辩证法等哲学问题。然而与斯大林单一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同，毛泽东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置于“矛盾”范畴中，以对立统一为分析框架，在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反过来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首先肯定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同时指出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那种认为两者地位“并不互相转化”的观点，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见解”。

 

毛泽东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关系的认识，是从对革命实践和世界历史的深刻分析中总结而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建设中，毛泽东就指出，通过土地革命基本破坏和打击封建剥削关系，这只是第一个革命，“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毛泽东预想，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种方法将来可以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是否马上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的看法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主张必须先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土地国有化，才能实行农业集体化的主张不同，强调“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并不否定机械化的重要性，多次强调“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但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只能等待机械化水平提高后才能实现，在生产工具还未大发展的情况下，通过集体化改进生产关系也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

 

1959年 12月至 1960年 2月，在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毛泽东结合世界历史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形成了更为清晰成熟的认识。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一方面，毛泽东总结资本主义发展史，指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

 

另一方面，毛泽东总结苏东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而是因为他们的土改是靠行政命令，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换言之，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发的，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之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要看到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在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后，要使之走上正轨并确立起来，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新的生产力。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阐发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发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生产关系变革”，虽然表述角度不同，但精神实质一脉相承。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高度，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理论依据，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毛泽东则立足于生产力已经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性的基础上，强调要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马克思所指明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放置于极长的历史时期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人们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揭示人类社会形态变迁规律极其重要。但当世界范围内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之时，当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形成并发展成熟之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条件已经形成。这要求我们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同时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性，通过不断破除和变革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因素以促进生产力发展。

 

三、反对 “完全适合论”，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变化将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由于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阐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次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一段时期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任何矛盾，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毛泽东反对这种“完全适合论”，认为对矛盾问题的理解上，“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后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暴露出种种问题。面对这些问题，1952年，斯大林勉强承认：“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对“完全适合”这种说法，“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对于斯大林的这种看法，毛泽东指出：“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1956年 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不久，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罢工、罢课等闹事问题。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1959年 1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再次谈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这样，毛泽东不仅把“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再次予以了肯定，而且进一步指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的动力。

 

正是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平衡关系的深刻把握，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此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基本适应的，但还存在不相适应的一面。要使两者更好相适应，重点应加强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这次解决了，以后还会再发生的”，“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以解决”。毛泽东反复强调，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只是基本完成，还不彻底。更重要的是，所有制改造仅仅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构想中的第一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远未结束，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还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着干部和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

 

由此，毛泽东注意到一个重大问题：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如果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那就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谈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阐述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他说：“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这些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始终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问题是“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1959年 12月，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1960年 2月，读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进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核心就在于破除干群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等级制度。但当时还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严重损害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与毛泽东所期待的“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上下打成一片，成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相去甚远。

 

从以上分析可见，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需重点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此，才能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从而保障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改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关键在于破除官僚主义，因此，毛泽东反复提醒广大领导干部，“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反复告诫全党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要预防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四、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毛泽东从来都不是从苏联教科书中抽象的概念、原理、定义出发演绎规律，而是始终坚持从世界历史和革命实践中分析总结规律。他强调：“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主张“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正是坚持了这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立场，毛泽东批评了那些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僵化、机械、庸俗的解读，采取科学的、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澄明和阐发其真理性，并作出了独创性理论思考：第一，提出生产力的社会属性问题，认为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区别;第二，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对生产力起到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作出了更为完整清晰的表述;第三，重视改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以及生产关系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将改进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针对存在的部分误解，应当指出：第一，毛泽东并不轻视生产力，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只是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思考另一层问题，即以何种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什么性质的生产力。第二，毛泽东并未无条件夸大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革命，重视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机械化进展，但毛泽东也看到，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人，而人的生产意愿和动能又被生产关系所影响，所以要先破解生产关系中那些对人制约和打压的问题，人才能更好更主动地发挥自身的才能，生产力才能实现大发展，这是毛泽东从世界历史中总结得出的结论。总而言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哲学支撑，只有厘清这一思想的真实语意，才能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毛泽东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逻辑。

 

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正确认识往往又需要在长期实践的比较、反复中最终取得共识并被确立起来。由于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某一思想在提出之后，在实践展开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干扰，有可能使实践出现偏差和失误，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发现思想中的偏颇和错误，但这并不等于要否定思想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认识，是立足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及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而作出的理论思考。尽管这一认识过程和实践探索充满曲折，部分观点仍需在实践中反复检验，但不可否认这种探索的开创性贡献，其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值得今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深入研究。

 

作者：杨德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蔡雯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