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爱国｜苏联领导集团为什么决意推翻苏联体制？

 

1991年12月25日，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公寓里，一个家庭正在收看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讲。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给苏联人民带来自由但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为什么苏联的执政上层决意推翻苏联体制？有研究把“对个人利益的追逐”看作执政上层推翻苏联体制的重要动力，这个分析击中了导致苏联崩溃的一个关键所在。

但是，不少相关研究也指出，苏联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在现存体制内可谓相当成功。苏联共产党具有宪法赋予的执政党地位，党内精英不但掌控各级政府，而且直接领导和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各部门。这个官僚集团拥有政治特权，因此享有远远优于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生活待遇或个人利益，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特权阶层。既然特权阶层是这个体制的产物，他们在体制内可谓如鱼得水，其享有的特权和好日子有赖于体制本身，那么，一般而言，为个人或本阶层的私利计，这个特权阶层理应投桃报李，尽力维护使他们享有各种特权的苏联制度。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亲手摧毁了这个赋予他们政治和经济双重特权的制度。这个现象看似自相矛盾,背后自有值得探寻的道理。

遗憾的是，无论是有关特权阶层还是有关苏联崩溃的研究，迄今为止似乎很少关注到这个悖论。更有甚者，有些研究从敌视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出发，往往一面渲染苏联制度下特权及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罪恶，用以证明该制度不公正不合理，另一面却对以党政最高领导人及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特权阶层一手推翻苏联制度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不置一词，更不要说探究个中缘由了。但是，要探究苏联崩溃的真相，就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

那么，特权阶层尤其是最高层，为什么要亲手推翻这个使他们成为最大获益者的制度？只有一个解释，即他们这样做必定出于对这个制度怀有深刻的不满，其不满程度甚至达到了与之势不两立的地步。

1991年12月21日晚，莫斯科红场上，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最后时刻。

官僚特权阶层最大的不满在于，苏联制度虽然赋予他们诸多特权,却并没有让他们享有足够的特权。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雾都孤儿》第二章中描写到，住在济贫院里的9岁小孩奥立弗·退斯特在喝完了分得的一碗粥后，依然饥肠辘辘。他从桌边站起来，手里拿着汤匙和粥盆，朝大师傅走去，开口时多少有一点被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对不起，先生，我还想再要一点。”（“Please, sir, I want somemore.”）“我还想再要一点”，奥立弗这个“著名的要求”（his famous request）恐怕贴切地反映了苏联制度下相当一部分特权阶层，尤其是党政上层精英图谋改制的愿望和心态。

首先，与本国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苏联“在册人员”或高级干部虽然工资收入和生活待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但他们很可能认为这个差距不是太大，而是太小。前面谈到，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工资对比工人最低工资，少说为20-30倍，多说为40—50倍。这个差距看起来很大，但在苏联体制下，工资以及其他相关补贴，是包括官员在内几乎所有人唯一合法的收入来源。而且各级工资标准都有明文规定，即便加上其他特权待遇，特权阶层的收入仍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此外，与同级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相比，党政领导人的工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因此，除非采取非法手段例如贪污受贿等，特权阶层的成员很难获得明文规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之外的其他隐性收入。这就是说，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所有官员的收入都有一个法定的上限。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特权待遇主要供特权阶层及其家人即时享用，既难以或根本无法变成私人的财富积累，也不能代代相传。

1991年9月21日，一个巴库居民用斧头砍掉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列宁的肖像。阿塞拜疆在1920年宣布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塞拜疆国民议会议员在1991年宣布独立。图片来源：阿纳托利法新社

其次，在苏联制度下，官僚特权阶层的收入和财富与革命之前俄国社会的上层精英相差悬殊，或者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当年俄国的贵族和资本家的收入没有上限，即使在政府中任职的上层官僚，他们的工资往往并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更不是唯一的来源。俄罗斯旧官僚或者是本来就很富有的人，他们买官卖官继而从政弄权，或者是从政后依靠权势敛财致富，得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然而，苏联的特权阶层即便在位时享有较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他们永远不能指望变成拥有无限财富的超级富豪。在苏联体制下，变成富豪的大门不但对社会劳动群体关闭，对特权阶层也一样。

再次，在苏联制度下，官僚特权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除了生活资料外不拥有其他私产，从而不能依靠拥有生产资料而发家致富。除了国家赋予的地位和特权外，他们没有其他财富来源，因此，不可能享有其他社会制度下上层精英那样的奢华生活。另外，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职务。一旦失去职位，特权荡然无存。而且按照正式规定，这些特权仅限于当权者及其家人，不能代代相传。这与其他制度下上层精英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谈论新阶级的时候，德热拉斯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指出：“在这个新阶级中，就像其他的阶级一样，经常有人跌下去，同时有人爬上来。在有私人所有权的阶级中，个人把财产留给他的子孙。在这个新阶级中，除了希望后人能向上爬以外，什么财产都传不下去。这个新阶级实际上是不断地从最底层和最广大的人民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它经常在变动。”在苏联历次政治运动中，特权阶层成员不时目睹或亲历瞬间跌落的人生起伏。这种一切取决于官衔职务的制度特征，难免使这个阶层的成员缺乏所谓安全感。

总之，与其他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相比，苏联体制下的特权阶层不但缺乏名正言顺、归己所有的排他性“私产”，更缺乏随意处置尤其是传之后代的“恒产”。正是这一本质性差别，在一定条件下，孕育并助长了他们对本国社会制度的不满，成为他们力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他们很可能认为，只有改变制度，自己才有机会不但积累更多的个人财富，而且其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再仅仅以官僚职位为转移，并且能在家族中代代相传，从而消除他们与私有制条件下统治阶级之间的地位和财富差别。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与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上层精英相比，苏联制度下的特权阶层在自身财富和富裕程度上不但难以比肩，而且明显相形见绌。这往往令他们自叹弗如甚至自惭形秽。在工资方面，人们承认，苏联高低职位之间的级别差额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机构大体相似，各级职位实际收入也不是很高。不过，苏联官僚阶层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相比，两者的收入差别远非工资水平所能够体现的。苏联社会最高阶层即官僚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基本上取决于工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国家元首等当政者在内，就作为整体的统治阶级而言，其财富阶层和各行各业精英的个人财富更是很少与工资有关，也完全没有上限，或者说，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如果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曾经激励共产党人不计私利、艰苦奋斗，甚至勇于牺牲的话，那么，随着革命热情的减退，随着共产主义信仰日益淡薄，追逐个人私利的欲望相应膨胀，对所得利益不满甚至愤愤不平的感受就会逐渐增强，尤其在与“国际同行”相比较的时候，到一定程度后完全有可能导致上层党政精英出现心理失衡。下面这个“苏联部长访问洪都拉斯”的虚构小故事描述的正是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

1964年，洪都拉斯通讯部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特古西加尔巴会见到访的苏联通讯部部长伊万诺夫。正式会谈结束后，罗德里格斯邀请伊万诺夫到访他的庄园。他向伊万诺夫展示了他这个有7间卧房的豪宅，还有游泳池、车库、数公顷果园和家庭用人。他用自己的个人游艇带伊万诺夫一起钓鱼，随后共进一顿异国情调的豪华晚餐。他们一起乘坐他的豪华轿车兜风，谈话中他告诉伊万诺夫，自己的孩子正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就读。但伊万诺夫并未十分在意这些奢华享受，当然也没自惭形秽，因为他知道，洪都拉斯是个穷国，有大量贫困人口，很多人正在挨饿。他知道，苏联的生活水平虽然低于西方，但那里没有饥饿。他还知道，苏联人民的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而洪都拉斯只有50岁。苏联科学家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加加林成为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苏联的芭蕾舞世上最好，苏联的核潜艇能在遥远的海洋徜徉。是苏联而不是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正在迅速赶上西方。让他感到自豪的是他的国家正在建设世界历史上最先进和最平等的人类文明。

20年后即1984年，伊万诺夫的继任者彼得罗夫部长访问了洪都拉斯，与罗德里格斯的继任者冈萨雷斯部长会谈。他到访对方豪宅的所见所闻令他产生不快的惊讶，甚至有些恼火。他意识到，即使苏联比洪都拉斯在技术上更先进，在经济上更发达，他永远也不会拥有与冈萨雷斯同样的生活标准。为什么呢？同为部长，而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部长，难道他不配拥有洪都拉斯部长那样的生活水平？毕竟，苏联的潜艇正在大洋中漫游。苏联在艺术、科学，甚至在太空探索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我们要为伟大而崇高的目称继续忍耐被剥的个人致富？恍然大悟的他感到，即使苏联“比西方发展更快”，斗争和努力也更艰苦，他得到了什么？！他忍不住喃嗝自语：“去他的社会主义！如果苏联实行资本主义，我肯定比冈萨雷斯的生活要好得多。”……虽然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它捕捉到，当苏联制度失去活力的时候（指赶超西方的速度放缓），苏联精英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

由于“工作需要”，苏联党政上层和知识精英有更多机会与外国同行打交道，这在一些人身上唤醒了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欲望和追求。纵观全球，无论国家发展程度如何，是贫国还是富国，无论实行什么制度，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也无论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各国上层精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大同小异，套用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句话，可以说，各国上层精英的生活方式都是相似的，而其他阶层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不同。其中，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苏联和其他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上层尽管拥有各种特权，其生活水平远在本国普通民众之上，但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上层精英相比，与这个“国际水平”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由此产生的心理落差日积月累，在一定条件下难免滋生不满；其中一些人更是把这种不满归咎于苏联的制度安排，认为正是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剥夺了他们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能够也应该得到的好处，灭绝了他们个人发家致富、追逐无限财富和享乐的人生美梦。

对这些党政上层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成员而言，苏联制度与其说带来并保障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和随之而来的物质利益，倒不如说限制乃至剥夺了他们获得更大特权和更多物质利益的机会。正如有人指出：“日益增长的特权并不能最终解决‘饥饿的’上层官僚的‘社会问题’。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需要‘真正的’财产，不仅需要食品，还需要土地金融公司、企业、贸易公司等。这样，他们的需要同官方的党的原则产生了矛盾。盖达尔由此下结论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越大（社会主义越发达），统治阶级、上层官僚的特权越大，这个阶级在社会心理上就会越快地蜕变和资产阶级化，同时在经济关系上就越努力成为资产阶级。他们冲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界限，就像小鸡破壳而出一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作者所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5年5月出版的《苏联崩溃的原因及教训》一书，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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