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要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综合平衡

 

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本质

何干强

【摘要】西方经济学对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认识，建立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上，没有回答，为何市场总需求小于市场总供给是常态，为何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我国也出现了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但是，我国这方面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主要是经济实践的处理不当造成的。要解决好我国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就应当深刻理解《资本论》的有关论述，高度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观点，即生产关系对供求关系的决定作用、生产对流通的决定作用，以及树立科技进步和生产资料不断更新的意识。为了保证我国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中实现平衡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全国一盘棋”，完善对宏观经济的计划调节机构；积极引导非公有制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国内外理论界不少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搞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可能性。

初看这种观点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的主观片面性，它的问题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两种市场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固然在商品一般流通关系上有共同点，但是在资本流通关系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却存在本质的区别。

中国实践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其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中，只有抓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本质进行科学调节，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运行，并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从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表面性认识中解脱出来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分析市场总供求关系，以及在如何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问题上，流行着与西方经济学很相似的观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从市场流通环节把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分为概念不同的两个方面。认为市场宏观总需求（或社会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构成，其中消费和投资为内需，出口为外需；认为市场宏观总供给，就是全国市场的产品、劳务供给以及进口供给，并引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称之为“供给侧”；影响市场总供给的因素包括人口、劳动力、技术、生产率等。

二是研究了总需求和供给侧两者的表面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或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前者表现为总需求不足，或者总供给过剩，供给侧的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后者表现为总需求过剩，或者总供给（供给侧）不足。

三是从国际贸易、银行利率、财政政策等方面，提出解决总需求和供给侧矛盾的办法。当总需求不足，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主张国家下调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以扩大企业的投资需求；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以增加政府的投资需求；在增加外需方面，则降低关税，扩大出口，以扩大外需。同时，降低消费税，增加居民消费需求。而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时候，则采取与总需求不足相反的治理措施。

问题在于，西方经济学对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认识，建立在对经济表层现象的描述上。它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主要看成是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在社会经济运行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之间的关系上，它看不到生产环节对其他环节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也就不能从生产环节上，尤其是从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关系上寻找发生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回答：为何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总需求小于市场总供给总是表现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为何宏观经济运行会发生周期性的危机；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危机会扩展为周期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人们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尽管国家出面采取宏观经济调节措施，但总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

为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会黔驴技穷、饮鸩止渴、一筹莫展？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经济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而国家的统治机构总是从垄断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立场出发，根本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造成的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加上经济管理者固有的唯心史观和拜物教观念，使他们总是从经济表面现象上处理经济矛盾，因而也就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当前，我国的市场总需求也显得不足，也出现了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甚至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同样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现象，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具有不可解决性；而我国这方面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主要是经济实践的处理不当造成的。

我国要解决这种矛盾，决不能采取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张的表面性方法。这种方法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供求关系矛盾，同样也不能解决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矛盾。我们只有贯彻唯物史观，以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为指导，摆脱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干扰，才能弄清我国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矛盾的本质关系及其形成的真正原因，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科学措施。

二、运用唯物史观判断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本质

要解决我国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就必须认真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不能忘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科学含义及其本质关系，主要是：

1、关于市场供给的科学含义。

马克思指出，市场供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1]207

从总供给角度看，“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1]215

要使同一部门同种类、质量相近的商品按市场价值（在资本主义市场是生产价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该部门的生产者或卖者必须通过个别价值高低不同的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把符合市场需要且能够按市场价值（市场生产价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1]201

二是商品能否按市场价值（市场生产价格）出售，要看这种商品供给量中包含的社会劳动的数量是否和社会有购买力的需求相适应。[1]207－209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必须区分商品生产和资本商品的生产。这也就区分了商品的供给和资本商品的供给。

在小商品生产或简单商品生产中，商品的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着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 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商品的市场价值已转化为生产价格。

当然，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只有当劳动力已经成为商品，商品生产在全社会已经普遍化，即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社会生产的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在资本私有者以追求利润（剩余价值）为目的而组织生产的条件下，各部门才能形成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资本竞争，商品生产才真正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该社会的商品生产的供给才能转化为资本商品生产的供给。此时市场供给的各部门的商品市场价格，已经不再趋向市场价值，而是趋向市场生产价格。

应当注意的是，在资本商品供给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商品生产价格或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市场价值，但是从全社会市场供给总和的角度来看，社会总生产价格的数额必然是等于该社会的总市场价值的数额的。因为，各部门的生产价格是在该部门的市场价值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从全社会资本商品的供给来看，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并不违反价值规律，而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

2、关于市场需求的科学含义。

马克思指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1]210 显然，这是指作为市场购买力的需求。换句话，在概念上，不能把市场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黑体为原著所加）[1]210等同起来。

例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对商品的市场需求，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它们的总额是由资本家投入的可变资本总额或发给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决定的。而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成员，他们实际的社会需要，则要远远超过获得的工资总额形成的购买力。

马克思揭示了每种商品的市场总需求的本质，指出，一种商品的需求总量“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1]215同时，马克思从全社会市场总需求的角度指出，“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1]202

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市场总需求是由全体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经济关系，剥削阶级内部的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经济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关系等所决定的。

这些关系决定了市场需求产品的品种、质量结构，而在经济数量上，是可以通过剩余价值率（全部剩余价值与全部工资的比率），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总额，以及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例来估量的，这些才是形成市场总需求的性质与数量的本质内容。

3、综合地看，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本质上都来自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

无论市场供给，还是市场需求，都是以社会已经生产出的和已经分配到各类人群手中的价值量为前提的。不过，在小商品生产中，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建立在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市场供求关系则建立在由价值规律决定的生产价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市场供给的总和和市场需求的总和，“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1]215

它们都不是市场流通领域本身产生出的力量，而是来自生产和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消费的社会性质。具体来说：

其一，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本身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的社会生产规律决定的。社会生产的商品价值量，并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的。

其二，当市场供求一致或平衡时，供求关系对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高低就不再发生作用。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只能调节“市场价格”同生产提供的“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偏离。[1]206因此，不能认为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1]210－213

其三，在不同时期，同一商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有高有低，但是它只要按自己的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出售，供求关系就是可以平衡的。这也说明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本身的变动与市场供求关系无关。[1]214

其四，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可以显示出“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表现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并通过市场竞争来促成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向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1]214，215但是这些关系都不属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们都不能决定提供到市场上来的商品包含的价值量本身。

4、弄清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本质的科学途径。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与市场价值（生产价格）的关系中，精辟地指出，“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1]216，217

这包括：从生产方面，弄清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社会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出来的社会各产业部门对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的客观要求；从生产关系方面，弄清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的本质，并弄清由这种私有制关系决定的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与本质的论述，深入阐释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与流通基本关系的原理。我们要科学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本质，就应当深刻理解《资本论》的有关论述。一定要克服把市场关系抽象化，离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实际来谈市场供求关系的倾向。

三、高度重视总供给中的不变资本补偿问题

在市场总供给方面，值得专门提出的是，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2]447是年社会总产品中Σｃ（即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问题。这是在《资本论》第2卷第20章“简单再生产”的第Ⅳ节的开头一段提出的。

这一节讨论“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考察这个部分，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无关。”[2]447 但是学界以往对这个“这里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究竟指什么，研究不够。

笔者认为，这里指的是，在研究社会再生产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弄清年社会总产品中Σｃ（即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问题。实际上，无论考察社会简单再生产，还是考察社会扩大再生产，马克思都把生产资料的补偿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再生产是离不开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的，只有解决了社会总资本中Σｃ的补偿问题，社会再生产才有可能持续进行。因此，生产资料的补偿，是市场总供给中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用唯物史观来认识，把Σｃ即不变资本（消耗的生产资料）的补偿视为社会再生产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本来是不难理解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必须以使用生产资料为前提条件。无论是个别生产者的生产，还是全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只要连续地进行，消耗的生产资料就必须不断得到补偿。但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却一直贯彻“斯密教条”①，

例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国民经济的总量指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就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Σｃ，只包括社会总产品中的Σ（ｖ＋ｍ）②。丢掉了产品价值构成Σ（ｃ＋ｖ＋ｍ）中的不变资本Σｃ的补偿，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或研究社会再生产，无视社会再生产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显然是不科学的。[2][3]

以往我国经济学界也批判斯密教条，但是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贯彻斯密教条产生的问题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对马克思把不变资本Σｃ的补偿，视为社会再生产研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也重视不够。只有重视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变资本Σｃ的补偿问题，才能真正弄清社会再生产中的市场供给问题。

马克思把Σｃ的补偿视为社会再生产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主要原因是：

第一，Σｃ的补偿是社会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基本物质条件。

第二，Σｃ的补偿涉及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因而涉及社会再生产的全局。

第三，Σｃ的补偿真相会被假象掩盖，容易被人们忽视。

马克思在区别单个资本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在生产资料补偿上的区别时，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即使是社会简单再生产，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也要求每年的社会总劳动或社会工作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两大部类需要的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这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是不同的。[4]475在单个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中，工作日是可以全部用于生产消费资料的，只要本企业卖出一部分消费资料产品，到市场上换回生产所需要的一定生产资料，就可以进行再生产了。但是，对于社会再生产来说，社会简单再生产的社会工作日却不能全部用于生产消费资料。“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4]475不能忽视，撇开外贸，社会再生产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只能由本国社会工作日的总产品来补偿。须知，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Σ（ｃ＋ｖ＋ｍ）和物质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总产品、消费资料总产品）作比较时，会产生谜一般的错觉。这就是，似乎工作日都消耗在全社会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而没有用于生产生产资料。工作日本来是必须投入两大部类的生产的，即年工作日＝Ｉ（ｖ＋ｍ）＋Ⅱ（ｖ＋ｍ），其中Ｉ（ｖ＋ｍ）是必须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但是，在社会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一部分工作日生产的生产资料，其产品却必须用于补偿消费掉的第Ⅱ部类的产品价值中的Ⅱｃ，经过两部类的产品交换，使得Ｉ（ｖ＋ｍ）＝Ⅱｃ，才能使第Ⅱ部类已经消耗的、从而再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Ⅱｃ得到补偿，保证消费资料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因此，即使是社会简单再生产，社会的总工作日中也必须有一部分用于生产生产资料。这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是不同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由于不懂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不懂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机制，因而被上述假象所迷惑。这也是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斯密教条”犯丢掉了Σｃ错误的基本原因。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至今贯彻“斯密教条”，仍然没有跳出这种假象。

第四，Σｃ的补偿中包括固定资本的补偿。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在执行资本职能的过程中，使用价值整体起作用，其价值则在生产中逐步转移到商品中去；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随着商品销售实现为货币，而暂时不能用于固定资本更新的价值则沉淀下来作为折旧基金；只有当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完全失去使用价值，积累的折旧基金达到重新购买新的固定资本数额时，才能实现固定资本整体的实物更新。可见，在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实际的交换中，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运动有其复杂性。弄清社会再生产的固定资本的补偿机制和实现条件，才能真正弄清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总供给机制。

马克思对第Ⅱ部类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做了详细分析，得出解决矛盾的条件是：一部分生产者（1）已经积累的、用于固定资本实物更新的折旧基金的货币价值量Ⅱｃ（1）Ｇ，应当等于本部类另一部分生产者（2）待出售的、体现固定资本价值损耗的商品价值量Ⅱｃ（2）ｄ。这用公式来表示，即在第Ⅱ部类，要求Ⅱｃ（1）Ｇ＝Ⅱｃ（2）ｄ。而在第Ｉ部类，也要求Ⅰｃ（1）Ｇ＝Ⅰｃ（2）ｄ，才能解决该部类的固定资本的补偿问题。[5]如果在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本的补偿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那么，两大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就能够通过一定的交换机制来实现。

马克思指出：“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4]526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可以使这种“社会的控制”具备实现的条件。因为公有制经济基础可以保证单个企业利益与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因而社会经济调控中心只要能够合理调节，就可以使这一时期的相对生产过剩，用于补救下一时期因同一原因必然发生的相对生产不足，从而把这种生产过剩变为利益。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某种程度的调控，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私有制，其政府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不可能消除阶级剥削关系，因而不可能从社会全局利益出发，实施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调控，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再生产中不变资本补偿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国内危机发展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自觉实现社会再生产平衡这一结论的科学性。

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和实践中，应坚决纠正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不良倾向，高度重视Σｃ的补偿这个社会再生产的“最重要的问题”。要从两大部类不变资本的补偿出发，来考虑调整宏观经济总供给的结构，建立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

在当今世界科技的国际竞争不断深入的情况下，重视Σｃ的补偿问题，就要树立科技进步和生产资料不断更新的意识，来组织社会生产资料Σｃ的再生产，保证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实现高质量的再生产。中国是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建立高质量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就必须着眼于能独立自主地补偿社会再生产中的Σｃ。面对不利的国际环境，尤其要努力建立第Ⅰ部类的ⅠΣｃ的独立自主补偿机制，因为ⅠΣｃ是生产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实现它的独立自主的高质量现代化生产，尤其重要；这要与培育高科技人才和促进各行各业建立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结合起来。

四、解决市场供求不平衡问题应确立的基本观点

重温《资本论》关于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原理，我们要解决好国民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问题，就必须跳出庸俗经济学的束缚，高度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观点：

一是生产关系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有不同的历史特征，这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具有不同的社会形式。

在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历史条件下，私人小生产者主要与自然经济相结合，他们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以剩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供应市场，这决定了市场供求的社会形式中不包括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商品供给具有狭小的地域性。

当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市场关系的社会形式与小商品生产的历史条件相比，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商品，雇佣劳动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者以追求剩余价值的不断增长为目的，资本商品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商品的过剩，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

市场供求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为何总是市场总需求小于市场总供给？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从单个资本家的资本流通角度看问题，认为资本产出的产品价值（ｃ＋ｖ＋ｍ）必然大于投入的资本价值（ｃ＋ｖ），由此市场需求（ｃ＋ｖ）必然始终小于市场供给（ｃ＋ｖ＋ｍ），这就为市场供给过剩找到了辩护理由；或者认为资本家预付资本投入流通，货币价值量等于（ｃ＋ｖ），卖出商品包括利润，得到的货币量等于（ｃ＋ｖ＋ｍ），于是发出疑问：资本家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多？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实际上，他们这是被市场假象迷惑了。

马克思指出，这样提出问题有严重的片面性。科学的理解，应当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市场是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结合，结合商品流通一般来理解资本流通。不能忽视，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除了资本流通，还有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工人阶级所需的个人消费资料的一般商品流通。因此，正确的提问应当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需要的货币量从何而来？这种货币量不但包括资本家投入资本流通的作为货币资本的货币量，还包括人们购买个人消费品投入一般商品流通的货币量。应当充分认识，在社会总资本的流通中，不仅有资本流通，还同时有商品流通一般。从社会角度来看，单个产业资本是在商品流通一般中实现资本流通的。只要商品流通一般具有流通的正常条件（社会再生产各部门形成一定比例关系的平衡），资本生产的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也就能够同时得到实现。

其实，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产生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雇佣工人阶级的收入总的来说只能由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来决定，而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则由剩余价值的增长来决定，这样就必然产生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占全社会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总收入所决定的消费需求，不可能适应包括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的社会总产品的增长而提高。因此，资本主义市场必然产生产品过剩。

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也必须弄清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对收入分配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和对社会再生产具有有效的计划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和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具有一致性，只要政府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有效调节，就有可能做到不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是生产对流通的决定作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私人生产者在生产中起决定作用，这决定了市场供给结构必然具有自发性。即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机构，甚至已经有一定的计划性，但是这种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形成与社会全局利益相一致的计划性，不可能触犯少数大金融垄断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状况是无法改变私有制决定的无政府主义状况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决定上，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前者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出发点是国民经济或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而这种整体利益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决定的。

还应当注意，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固然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规模一般来说取决于货币资本的投入量，但是决不能说，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量的大小决定了生产供给的绝对界限。这是因为在生产领域，存在多种不由货币资本决定的潜力可以利用和发挥。

例如，在投入货币资本量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充分挖掘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在生产中的潜力；可以利用科技进步，把不费分文的自然力合并到生产过程中，取得更多的生产成果；可以合理利用劳动力的组织和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设法加速资本的周转速度，使同量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等。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分析。[4]394，395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生产中的潜力。我们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每当看到至今还在起作用的水库和农场的干河、排水沟，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不计报酬、大干水利工程的情景。

三是树立科技进步和生产资料不断更新的意识，有目的地计划调节社会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供给方面包括生产资料的供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但是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尤其要重视生产资料的供给。在科技进步越来越快的今天，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不只靠原有产品生产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必须靠不断更新的生产资料产业和产品生产率的提高。这要求结合社会化分工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进，结合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需求，放眼世界先进水平，做好预测和规划，保证生产资料的品种、质量、性能的提高。

五、保障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必须抓好的战略措施

从上述三个基本观点来看，为了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中实现平衡发展，有必要抓好如下战略措施。

1、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小商品生产的经济体制，更不是已经走向没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建设的崭新实践，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具有的“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4]96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6]

可是，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9年11月20日公布，数据到2018年末），全国第二、三产业总就业人员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人数之比为：13.3％：86.7％；在包括第一产业（农业）在内的全国总从业人员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就业人数之比为：37.8％：62.2％。[7]

公有制经济中就业人数的比重严重减少这种现象，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并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如此，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消除两极分化，为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创造前提。

应当强调，要努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制，积极发挥国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性质的经济，它是劳动人民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单纯为宏观调控而设立的“国有经济”，因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国有经济应当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巩固和发展。经济学“西化派”，尤其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经济学权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偷换成不要社会主义基本规定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否定国有经济，其实是要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从根本上否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生产关系基础。

还要强调，大力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从我国“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工作实践的经验教训出发，必须把完善村级土地集体所有制放在第一位。应当坚决纠正以“农村土地改制”之名搞变相的土地私有制。只有我国农村的土地经营真正走上集体化、社会化生产的康庄大道，才能稳步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真正稳步提高农民收入，避免农村、农民出现两极分化，稳定增加社会总需求；同时巩固工农联盟，保证总供给结构中的最重要的粮食战略物资供给，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消费资料供给，夯实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物质基础。

2、坚持“全国一盘棋”，完善对宏观经济的计划调节

在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缩小宏观经济的指令性计划范围，改变对公有制企业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改革决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对企业管理要“彻底放开”，更不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作用。

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转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主义。

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在实践中市场经济内在的自发性扩张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计划调节就越重要。

主动地对国民经济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调节，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保证，也是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重要条件，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

而要保证宏观经济的计划调节，首先就要落实宏观调节的实施机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计划调节必然包括物质产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银行的货币资本信贷和货币信贷的平衡，财政的支出与收入（主要是税收）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平衡等方面，这些方面的平衡需要物质产品市场管理机构、银行金融体系、财政管理体系和国际经贸管理体系的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共同研究，才能统一步调。

所以，应当建立全国性、综合性，并具有管理权威的统一调节机构。这样的宏观经济指挥管理机构真正建立起来，才有可能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战略性管理。而为了建立这样的机构，不应惧怕“有计划、按比例”这样的科学词汇和经济观念，因为这是对国民经济实施科学管理的客观要求。

3、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要实现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不能忽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正确引导。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天然的自发性，只有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轨道，才有可能把这种自发性降到最低限度。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部门比较强调从金融、财政方面帮助“民营经济”解决经营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忽视的，是如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

因为，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和规范，随着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自发性，它的盲目扩张性，它倒向国际投机资本的可能性，都会增加。须知，这会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引导十分重要。

其一，要正确处理“工农联盟”和“工资联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关系。应当坚持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维护“工资联盟”，而决不能把“工资联盟”关系放到“工农联盟”关系之上。毫无疑问，现阶段必须维护好“工资联盟”，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应当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以服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为前提。

其二，要敢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对那些面临破产、无发展出路的非公有制经济，应实施新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在公有制经济的引导下，重新振兴起来。

其三，要看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构成的我国民族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这种矛盾中，要坚决维护我国的民族经济利益。不能不看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既然属于私有制经济，就仍然具有两面性。外国资本尤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外国资本，为了推行新殖民主义，会把民族资本家作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争夺的对象。

因此，各级政府应当重视发挥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作用，引导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联合，支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民族经济的发展。

总之，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在我国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上，保证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平衡。

【注释】

①“斯密教条”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的。斯密把社会再生产中的年总产品价值分为可变资本和利润两部分：Σ（ｖ＋ｍ），而丢掉了不变资本部分Σｃ。斯密的这种错误认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甚广。因此，马克思把它称为“教条”。[4]484、485

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用“收入法”统计“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和“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其中，ＧＮＰ等于本国居民的利润（包括利息）、地租和工资三种收入的总和，再加上固定资本的折旧，而没有计算产品中消耗的原材料等流动资本的价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不变资本Σｃ。而ＧＤＰ等于一国地域范围包括外国居民的收入，在统计方法上，也是存在丢掉不变资本的毛病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何干强．论凯恩斯主义“丢掉了Σｃ”的弊病[Ｊ]．经济纵横，2018（4）：1－9．

[3]何干强．论凯恩斯“储蓄等于投资”恒等式的错误[Ｊ]．当代经济研究，2018（5）：39－46．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何干强．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2017（11）：27－52．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3）：77－102．

[7]何干强．我国第二、三产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现状剖析———基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5）：12－28．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1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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