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敏：历史的叙事，必须立在科学与人民的基石之上

近日，一篇题为《30多位考古专家星夜赶往现场：无锡挖出6000年古城，杭州良渚才5000年》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引发了广泛关注。

文章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12月13日，三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齐聚无锡锡山区斗山遗址，围绕着一个重要的探方展开工作。遗址选址颇为精妙，坐落于斗山与横山的南侧缓坡，北高南低，形似一把稳坐的“太师椅”。在六千年前的太湖流域，这样的地形堪称顶级的“风水宝地”——既足以规避低洼地带的洪水侵袭，又能便捷地获取生活所需的水源。

整个遗址呈椭圆形分布，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相当于35个标准足球场。在那个仍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稻作农业初兴的时代，能够聚集并组织如此规模的人口长期定居，本身已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更令人瞩目的是，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揭示出了两道墙体与三条壕沟构成的复式防御体系。即便放到技术更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复杂的工事也属于高规格配置。

这不禁引发一连串追问：修建它需要动员多少劳动力？计算多少土方量？背后又需要何等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答案显而易见：这绝非若干松散氏族部落的临时协作所能完成，其背后必定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一位能够“一呼百应”的权威首领。

斗山遗址的发现，以坚实的物质遗存向我们昭示：早在六千年前，这片土地上就已经诞生了具备相当复杂社会结构与组织能力的早期文明。

文明的演化绝非一蹴而就，必然经历漫长的积淀过程。因此，中华文明的历史根系，极有可能向上延伸至万年之前。关键之处在于，这一判断并非臆测，而是建立在大规模遗址、丰富遗物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如碳十四测年）科学检测的基础之上。

更重要的是，类似斗山这样将中华文明史不断向前推进的发现，并非孤例。与之不远，浙江良渚古城展现了五千年前高度发达的玉器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四川三星堆遗址揭示了同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独特而辉煌的青铜文化。这些各具特色、星罗棋布的文明曙光，共同勾勒出一幅“满天星斗”般的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图景。它们有力地证明，中华文明的诞生是多元起源、多点爆发的伟大进程，而非单一的孤立现象。

近年来的诸多考古发现也促使学界对既往的一些人类起源与文明演进理论进行反思，例如，关于中国境内古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就对简单的“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说”构成了学术上的挑战与补充。

科学考古：还原真实与戳穿虚妄

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始终坚持以田野发掘为根基，以实物资料为依据，以科技分析为手段。从良渚的水坝系统到石峁的巨石城垣，从二里头的宫城格局到殷墟的甲骨文字，一系列重大发现均经过系统、科学的发掘与严谨的多学科研究，其年代学框架清晰，文化序列完整，形成了可验证、可追溯的证据链。这种扎实的考古学工作，为我们重建古史提供了坚实支撑。

反观国际上对于某些古代文明的叙述，有时则显得扑朔迷离。例如，关于两河流域或古埃及等早期文明的具体年代、社会规模与发展程度，在缺乏如同中国这般连续、系统且大规模的考古实证支持时，其部分历史叙述的细节难免受到一些学者的审视与质疑。有中国学者从地理环境、气候变迁、农业基础等角度出发，对某些地区是否能在所述年代维持超大规模人口与复杂城邦提出了学术性质疑。更有观点指出，历史上存在的地图等资料显示，某些传说中文明鼎盛的区域在远古可能并非适宜大规模定居的沃土。这些讨论固然属于学术争鸣范畴，但它凸显了一个核心原则：历史的叙事，尤其是关乎文明起源的重大叙事，必须经受得起实证科学的严格检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程度的提升，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我们越发认识到，脚下这片土地所蕴藏的历史深度远超以往想象。越是系统、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中华文明起源的古老性、连续性与创新性就展现得越发明晰。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投入巨大资源，组织跨学科协作，正是为了以科学的态度，厘清文明脉络，夯实历史自信的根基。这并非为了单纯追求“更早”或“最大”，而是为了真正理解我们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独特道路。

破除迷思：考古绝非“摸金”，而是文明解码

然而，伴随着中国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一种混淆视听、别有用心的叙事也在暗流涌动。某些声音刻意将严肃的、以科学研究与文化传承为宗旨的国家考古工作，与为非作歹、破坏遗迹、走私文物的盗墓行为相提并论，污名化考古工作者为“官方摸金校尉”。这种类比不仅是极大的误解，更是极其恶毒的污蔑，其背后可能隐藏着试图瓦解我们历史认知根基的意图。

考古与盗墓，有着本质的天壤之别：

目的迥异：盗墓者觊觎的是金银财宝，追求一己私利，其行为是对文化遗产的毁灭性破坏，是历史的罪人。而考古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系统地揭露、记录、分析和阐释古代遗存，旨在最大程度地提取历史信息，复原古代社会面貌，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明薪火。

方法对立： 盗墓是野蛮的劫掠，破坏地层关系，遗失无数关键信息。考古则是精细的科学操作，遵循严格的规程，力求在发掘过程中保存每一处遗迹、每一件遗物所携带的全部历史“密码”。

价值悬殊：盗墓导致文物走私流失、历史信息永久湮灭。考古则让沉睡地下的文明重见天日，丰富乃至重塑我们的历史认知。

正是得益于科学的考古发掘，我们才得以知晓：秦代法律的具体严苛程度与后世传承的律法有何不同；马王堆帛书揭示了《老子》更古老的版本面貌；郭店楚简让我们看到了战国时期儒家典籍的原始风貌；银雀山汉简证实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确为两部著作，解开了千古疑案；近年来南昌海昏侯墓的惊世发掘，不仅出土了海量精美文物，更通过墓主刘贺墓中的简牍、器物，极大丰富了对汉代中期历史、政治、文化生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史书中对这位废帝的单一负面评价。

倘若没有考古学的及时介入，许多珍贵遗址在盗墓贼的疯狂盗掘下，只会变成一片狼藉，大量关键历史信息将永远消失。将考古污名化为盗墓，实质是企图斩断我们民族回溯历史、认识自我的科学途径，是思想领域的一种“毁史”行径，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针对定陵发掘的历史公案，也应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认知局限中客观看待。当时的主导学者如郭沫若先生，其初衷是希望探寻可能随葬的《永乐大典》全本——这部旷世巨著的发现，对中华文化的意义不言而喻。虽然因缘际会打开了定陵，且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技术尚不成熟，导致部分文物受损，这诚然是令人痛心的教训，也推动了此后中国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准则的极大完善。但此次发掘本身，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明代皇室制度、物质文化、工艺水平的了解，其学术贡献不容全盘否定。以今日的标准苛责前人，甚至将其上升到道德罪责，并借此全盘否定国家主导的考古事业，无疑是片面且有失公允的。

 

警惕叙事陷阱：在历史与民族话题中保持定力

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处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尖锐的阶段。历史与民族话题，因其深厚的情感动员力和认同塑造力，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争夺话语权、试图影响乃至分化我国社会的重要场域。  

近期，围绕某些网络人物评价、民族关系叙事的网络争论异常激烈。笔者曾撰写《张志敏：当民族话题成为流量密码，我们应警惕什么？》一文，核心意图在于呼吁理性讨论，维护民族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章在今日头条里，被部分人刻意曲解、带偏节奏，将讨论引向相互攻讦、清算历史旧账的危险方向，甚至煽动对立情绪。把主要的评论集中于某个人某件事上，评论区中这些非理性的谩骂与极端言论，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现象并非单纯的学术争论或网络口水。在国际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某些外部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稳定发展的情境下，利用历史伤痕、民族隔阂制造话题，煽动内部矛盾，成为其低成本、高收益的干扰手段。他们通过其掌控或影响的舆论渠道，精心设置议题，放大片面言论，目的就是要在思想层面制造混乱，瓦解社会共识，企图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从某些涉日舆情事件中的异常炒作，到长期存在的“元清非中国”等割裂历史的错误论调沉渣泛起，其背后都可能存在意图不纯的推手。

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其关于民族、历史的特定叙事方式，在客观上容易被这些势力所利用，成为引爆舆论、撕裂社会的导火索。真正的爱国者，应当具备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当自己的言论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时，应有的态度是审慎、反思甚至主动澄清，而非固执己见或放任自流。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其追随者也往往陷入无原则的“维护”，而非帮助当事人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攻击。这恰恰暴露了我们一些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

 

回归科学、人民与发展的历史观

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叙事与民族话题，我们如何才能拨开迷雾，站稳立场？

第一，必须坚持以科学和实证为基础。历史研究，尤其是涉及文明起源、民族演进等重大问题时，要尊重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提供的科学证据，避免情绪化的臆断和以偏概全的结论。对于中华文明，我们要看到其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质；对于世界其他文明，我们也应秉持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在平等对话中深化认识。  

第二，必须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历史叙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鉴古知今，服务于当下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福祉。任何历史解读，如果最终导致民族分裂、社会动荡、削弱国家认同，那么无论其包装得多么精巧，都是有害的。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来审视和构建我们的历史叙事。历史上的恩怨纷争，大多是当时统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产物。在大一统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创造，早已融合为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纠缠于古代某个政权、某个民族间的具体矛盾，并将其无限放大投射到今天，是中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圈套，只会亲者痛、仇者快。

第三，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在阶级社会，许多历史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王朝更替、民族冲突，背后往往是不同统治集团利益的角逐。普通百姓渴望的是安定、统一与发展的环境。今天，我们早已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更应超越古代那些基于争夺统治权而产生的历史恩怨叙事，牢牢把握人民创造历史这一主线。

第四，必须面向未来，在发展中塑造新的文明认同。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同时面临着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文明浪潮。我们的主要精力，应集中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经济，迎接和引领新文明形态的到来。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融合、创新、发展的伟大共同体。汉族正是在农业文明辉煌发展时期，融合了诸多部落与民族而形成的。展望未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中，中华民族也必将在新的文明创造中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与升华。

综上所述，面对历史与民族问题的喧嚣，只要我们始终立于科学实证的坚实大地，秉持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核心宗旨，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我们就一定能穿透迷雾，厘清本源，构建起既有历史深度、又具时代高度，既能凝聚共识、又能激励奋进的科学、理性、健康的历史叙事。这不仅是学术的要求，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历史的话语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忠于科学、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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