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过程、演进阶段、理论创新和思想精粹的理论与历史的逻辑阐释。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的历史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到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历史发展、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历史发展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分作五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总体上以立足中国社会变化及相继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时代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为根本原则和基本特征，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辉煌，在“归根到底”意义上昭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历史真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内涵、思想体系、政治品质和学理遵循的深刻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过程、演进阶段、理论创新和思想精粹的理论与历史的逻辑阐释。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习近平在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问题时一开始就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述，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概括和学理的凝练，铸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探索的核心要义。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及“通史”旨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在于：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社会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独特实践的经验，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亦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构成“化中国”与“中国化”相结合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主要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结合，螺旋式上升，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辉煌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时代化”的基本含义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质和根本属性的凝练，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理论品格的提炼。2018年，在回眸《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进程时，习近平提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正确的，但不能要求《共产党宣言》对一百七十年后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都提供现成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逻辑线索就是：“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征。
习近平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谛之所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品格和思想特质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其理论特征理解和运用的结果，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也是一个辉煌的历史进程。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和把握，总是同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回眸与未来前瞻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理论的和历史的视界，就是对恩格斯提出的把握事物“过程”思想的运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伟大的基本思想”。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是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问题、实践逻辑问题、理论逻辑问题，还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实际上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根本上就是这一“过程”的理论特征和学理依循及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就是在对上述“过程”的探索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系统集成上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研究的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的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结合历史、现实和理论，揭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政治品质、学术意蕴和学理依循，昭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这些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五卷本研究的主题和要旨。
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统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分作五卷，各卷分别论述不同历史时期内容。第一卷论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第二卷：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第三卷论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到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第四卷论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第五卷论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
二、 立足中国社会变化及相继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时代背景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为背景的，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展开的。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击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战乱频发，人民苦难深重、民生凋敝，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探寻。自此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70多年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对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和学说思潮的反复比较鉴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探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次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思想革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践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行，写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新篇章。
肇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历史潮流，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这一历史转变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推进社会和时代发展、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光辉旗帜。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牢牢把握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紧紧扣住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过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铸就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则和整体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和学理依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破除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外国现成经验的有害的做法和错误的思想观念，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变迁，深刻理解、把握并具体分析、解决中国和时代的变化的实际问题，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和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曾出现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它主张放弃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地割裂开来，结果葬送了大革命的成果。后来，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它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反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致使中国革命再次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同这些错误思想和路线斗争的过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时代变迁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中国化”深刻地体现了“时代化”的意蕴，体现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内在统一性。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彰显其整体特征。毛泽东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提出了三个新的观点：一是要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不要“硬搬”苏联模式那一套，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三是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谈道：“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结合苏共二十大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嬗变的实际，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毛泽东的结论就是：“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关于“第二次结合”“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转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总结经验，破除迷信，不再“搬苏联的一套”，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作出的中国化时代化的回答。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同时代发展新的变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即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化”出了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在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时，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性飞跃的根本原则和整体特征。
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形态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先进文化成为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沃土，生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形态和特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的科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学理依循和学科要义的深刻总结。“两个结合”是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智慧和方法遵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两个结合”中党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1938年10月，毛泽东就已经深刻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43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给即将解散的共产国际的信中，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在对“两个结合”的初步探索中，提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这两个方面“深相结合”的观点，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原则和根本要求的初步但深刻的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新时代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的探索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作出深刻探索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作出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过程，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内涵的必然过程，还是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必然过程。
从历史主动向文化主动跃升，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进行探讨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能在思想文化形态上融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中，必须经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生命活力的必然过程。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文化指引。要在这一过程中，“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在对历史主动向文化主动跃升的根本原则的新的阐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从历史自觉向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提升，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的根本理念。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相融合、历史自觉和理论自信相契合，使得蕴藏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精粹和文化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结合起来，获得新时代思想理论上的盎然生机。这种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提升，就在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和精华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再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形态。
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的飞跃”，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及其阶段性的昭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史的历史路标的镌刻。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科学命题和主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路径。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这是党的重要文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的特殊贡献作出的第一次正式评价。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在党章中第一次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失时机地推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走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艰苦卓绝的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代课题的接续探索中，深化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新的探讨，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的接续探索中，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作出新的探讨，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成功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中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理论伟力和思想精粹。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把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新时期向新时代的跃升，就是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根据的。党的十九大在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就是由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引致的新时代首要的重大时代课题。
党的十九大以后，从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新要求作了深入探讨，对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作了深刻把握，特别是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更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风险和考验。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就从党的自我革命问题入手，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理论。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把“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等事关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成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实际地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的拓展，在理论内涵和核心命题上有着深刻的理论的和历史的逻辑关联。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到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到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再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课题，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展开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六、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归根到底”的历史真谛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习近平就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时常是与历史、未来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的，应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真谛。
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之中，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以接续推进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与时俱进，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和发展的科学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一样，具有显著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上，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这两个“必须”，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阐述。这两个“必须”，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过程的两个显著特点的概括：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反对和澄清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观点思潮的过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理论探索的艰辛过程。这两个显著特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全部过程之中。
守正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突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在守正创新中，只有守正，才能坚守正确方向不迷失，不犯颠覆性错误；唯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中国智慧和时代意蕴作出多方面的创新性探索，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极大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首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由党的百年奋斗的实践过程和历史事实所证明的科学道理，特别是由十八大以来十年间党在严峻复杂的新的奋斗历程的实践所证明的科学道理。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面对那些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地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十年奋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这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阐释中，习近平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指出：“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其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在对新时代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探索中，在围绕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展开的“十个明确”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得到证实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力量和真理魅力的证明。
在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中，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时代课题，凸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进一步明确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对于凝聚人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团结奋进、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大时代课题，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深入阐释。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些显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和学理，成为中国共产党“能”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行动指南，也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的根由。
再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仅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发展特质和作用探讨的理论成果，也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过程的结晶，渗透着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习近平强调：“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共产党人秉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就是要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同时，任何时候也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作出的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最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深刻地蕴含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理。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实理解和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哲理。
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科学阐释，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胸怀天下的“六个坚持”的观点。“六个坚持”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运用和理论创新，是对这一“新的飞跃”中凸显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道理”“学理”特别是“哲理”第一次作出的深刻阐释，也是对这一“新的飞跃”中展示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发展过程、历史路标第一次作出的生动铭刻。
（本文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来源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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