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有两个非常尖锐的历史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出公正的回答。这两个历史问题，分别是怎样认识毛主席1940年10月底11月初关于局势判断对党内和共产国际的表示、怎样认识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后的善后工作。以往相关专题研究中，不乏脱离全面事实、宣传别人的正确太多、宣传毛主席的正确太少的非毛、贬毛的错误倾向。逄先知同志指出：“比如对党和党的领袖进行造谣诬蔑的，就要澄清，不能怕‘炒热’而置之不理。人家早就把谣言炒热了。谣言不胫而走，搞得沸沸扬扬，以讹传讹，信谣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就不能以怕‘炒热’而束缚了自己，就要理直气壮地拿事实进行辟谣。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收到好的效果，谣言销声匿迹。”（《关键在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一方面，蒋介石方面确实动摇、有勾结日本的证据。1940年，蒋介石曾希望以满洲的局部投降与华北、长江下游的半投降换取中日停战、国民政府与日本联合反共。日本方面的意见：“第一条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在恢复和平后)，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的独立及领土的完整。又不干涉其内政。”“第二条中国要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的同时，发表此项声明。”“第三条日华两国为了实现共同防共，缔结防共协定。其原则及内容以及日本在内蒙与华北若干地区，在一定期间内驻扎所需军队的要求，将以秘密条约缔结之。(本条款在恢复和平后协议之)。”“第四条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应取得日华经济合作的实效。关于华北重要资源，中国对日本应提供便利，共同进行开发(中国自然处于主人地位)。”（今井武夫：《桐工作》引“备忘录”资料。）国民党方面基本表示同意。国民党方面的“和平意见”中包括：“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第二条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包括在第三条范围内）”“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第四条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今井武夫：《桐工作》引《和平意见(中国委员)》原文。）可见，国民党政权基本接受了日本备忘录的侵略要求。后来，由于日方坚持国民政府必须公开承认“满洲国”，会谈暂时中止。1940年10月4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了伪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的任命提案:‘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唐生明是奉蒋介石之命派遣到南京的。”（《蒋介石年谱》，第283页。1995年版）蒋介石不仅勾结日本，而且大肆反共，向中共提出了无理要求：“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皓电,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移至黄河以北。”（《蒋介石年谱》，第283页。1995年版）可见，蒋介石设想过以国民政府向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局部投降与华北、长江下游方面的半投降为代价换取国民党、日本联合反共的利益——这件事确实存在。
毛主席对党内和共产国际表示要以估计蒋介石投降为主要局势判断出发点的同时，做出的对策也是以尽可能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捍卫统一战线为目标。所以，中共对外也没有公开宣布要与国民党决裂。正如主席11月3日所说：“目前中心问题是反对投降反共的具体策略问题”（《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6页。）“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以上估计速告南方各省党部及党外人员。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3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也正如主席11月4日所说：“现在我们在全国加强反对向日本投降和反对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9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围绕这一目标，毛主席确定了政治上攻势——对反共与投降主义发动政治攻势。所以主席指出：“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2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内部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全党才以最强的政治上反对投降、反对内战、捍卫统一战线的攻势。可见，主席对外并未表示决裂，恰恰是坚决反对决裂。另一方面，主席在军事上对党内和共产国际也做出了两种表示：一是军事上防御，不打第一枪。主席对彭德怀说：“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对反共军只在我之根据地附近加以反击,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蒋投降面目为全国了解时再向彼后方反攻，如采取此方案，则目前我调五万人南下即够，我主力仍坚持各抗日阵地。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的一个方面是有利的，即可以剥夺蒋的政治的借口,但在政治的另一方面是不利的,即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在军事上是不利的，因为待蒋纵深重层封锁线完全成功后，我军必遭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7页。）主席对党内和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军事上采取攻势，预防蒋介石和日本蓄谋联合“围剿”，打到外线，以免兵力大规模损失。主席表示：这样在军事上有利于避免我军遭到夹击，在政治上又是存在不利因素的：“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上一个方面是不利的,因为给蒋以政治资本，在政治另一个方面也许有利，因为可能制止投降(但不一定)。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夹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性可减少)。”（《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7页。）主席还询问了彭德怀的意见，并没有下外线出击的决定。在主席的戎马生涯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例如东征之战、西征之战、挺进中原、渡江战役，主席无一不会发出大量指挥电报、作出周密具体的任务布置，他的战友们也必然做出各种具体的调查准备和军事计划。但是，主席只对党内和共产国际提出简单设想、简要放风，并未做出详细部署。可见，“全面攻势”并非主席真正的战略计划。从之后的情况来看，主席给彭德怀发这封电报，不无在党内烘托做最困难准备的氛围、充分要求全党做好应付最黑暗局面的准备、实现全党加紧提防蒋介石而不对其幻想之意，而非真有打到外线的军事计划。
主席对外不仅从未表示分裂，甚至加紧政治上的反分裂攻势。11月6日，主席致电周恩来，表示：“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有这种时间。”（《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4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1月9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攻势、全党也充分估计了蒋介石的反动之后，眼看氛围、火候烘托到了，主席起草的、回复何白“皓电”的“佳电”就正式发出。为配合“佳电”军事妥协、主动向国民党展现团结诚意的政治立场，主席在同日致电周恩来，表示：“又‘佳电’所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5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0日，主席致电叶挺、项英，表示：“叶挺见顾祝同时，请要求顾电蒋介石，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6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之后不久，随着政治攻势取得巨大成效，毛主席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确切情报——蒋介石虽然顽固反共，但是现在不会降日。11月12日，主席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提出加强政治攻势、进一步巩固政治攻势成果：“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26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1月15日，共产国际还没有对国民党真实态度做出最终判断。于是，季米特洛夫致电毛主席说：“鉴于问题特别复杂,我们只有在研究一些重要因素之后才能给你们作出答复。你们做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0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直到11月25日，季米特洛夫才最终发出了关于国民党不敢投降日本的电报，表示：“至少不能像你们认为那样:蒋介石已彻底决定向日本投降。相反，有材料指出,尽管他通常摇摆不定,但还没有下决心走这条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02-10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电报还分析了蒋介石不敢投降日本的原因，并劝中共不要对国民党进攻。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第一，毛主席从未公开宣布过要和国民党分裂，偏偏对共产国际说要以估计蒋介石投降为出发点，明显是在给共产国际制造紧张气氛，进而让苏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这是主席的高超政治手段；第二，毛主席和中共其他军事领导人压根没有外线出击的具体军事部署，主席给彭德怀等党内军事干部和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放风，完全是为了对内绷紧弦、对苏联进一步增添压力。共产国际得到新情报、综合新情况之后做出的国民党不会投降的判定，不仅比毛主席11月12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晚，且有“事后诸葛”之感。
第二个问题，就是认识皖南事变后毛主席的善后工作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实力对比和需求对比，本应是我们中共求助苏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在毛主席的政治手段的运作下，变成了苏联担惊受怕、希望我们不要和国民党决裂，并向蒋介石主动施加了大量压力——正是因为毛主席向共产国际发出了我们不怕决裂的豪言，才使得生怕中国内乱的苏联更加需要中国内部的统一战线、不得不以其强力迫使蒋介石妥协。“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毛泽东传》：《第24章、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们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的这一政治手段是当时最正确的政治手段。他精准把握了蒋介石和苏联的心理，不仅调动了蒋介石，而且调动了苏联，不仅得心应手指挥了敌军，而且得心应手地指挥了友军。2月4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全文如下：“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3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关于不能国共以破裂为出发点的建议，是早在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就向毛主席提出的“捅破窗户纸”的建议，而且毛主席早就深蕴其道、无需提醒，也并未公开对国民党表示决裂。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错误的一面，就是丝毫没有提出中共应该采取政治上的攻势、丝毫不提斗争才能求团结，存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主席对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做出了回复：“您的来电收悉。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但是达到团结的方法在于，必须改变我们对蒋介石向我们施压的态度。我们越坚决,蒋介石就越有可能作出让步,我们越对他作出让步，他就越会进攻,那时决裂将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或者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我们认为,国共分裂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对蒋介石采取软的态度,那肯定他将继续进攻,如果我们在军事方面遭到失败,那就有分裂的危险。而如果胜利了,那他就会知道进攻我们的困难。这是一个不止一次得到验证的规律。”（《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50-15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主席为了联苏抗蒋，当然要在共产国际放话后尽可能注意和他们保持一致。但是，毛主席显然是对季米特洛夫只提团结不提斗争表示不满，所以特意强调了政治攻势的意义。之后，随着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治攻势斗争逐渐取得胜利，毛主席在3月25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一句话,周围是一片停滞状态。再过两个月，欧洲战事展开时,南海形势将会紧张,那时蒋介石可能被迫同我们妥协。蒋介石是个大骗子,但他胆小如鼠。他确实是欺软怕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8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浙大历史教授桑兵在他的研究中认为：“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判断比共产国际更加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在尘埃落定、胜利在握时,于3月25日电告季米特洛夫:‘蒋介石是个大骗子,但他胆小如鼠。他确实是欺软怕硬。’不无向共产国际争胜之意。”（桑兵：《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浙江学刊》2024年第5期）笔者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在对待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上，毛主席采取了最准确的政治手段——对内烘托氛围做最困难准备、对蒋不公开决裂又发动政治攻势、对苏施加压力使其不得不对蒋施压——从而实现借力打力；在争取与国民党不破裂的办法方面，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斗争求团结、以政治攻势强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与中共团结的政策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存在片面性、存在右倾错误的，这也是毛主席后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不无与共产国际争胜之意的原因。面对欺软怕硬的反动派，我们越加紧斗争，他们越害怕分裂；我们越强迫他们，越不会被他们强迫。毛主席烘托氛围与借力打力的政治谋略、政治手段，使中国共产党成功渡过了一次危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作者：铁穆臻 来源：来源：毛著毛时代史Maoism研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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