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绍竑回忆，渡江大战前夕，毛主席亲自统率的百万雄师直逼长江之时，司徒雷登还对甘介侯说：“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政府）贪污无能，不能善用美元。现在美国还有十八船（万吨级运输舰）军火和政府专用援外资金两百多亿美元放在那里；只要李代总统不是真要与中共和谈，而是缓兵之后再打，这些美援都可以直接交给他处理。局面仍然是大有可为的。”（黄绍竑1960年5月12日撰：《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中华书局1960年7月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然而，根据主要当事人——李宗仁“代总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以及当前公布的美国对华政策档案来看，黄绍竑的回忆不符合历史真相。这件事只有两种可能——黄绍竑记忆错误、“李代总统”给黄绍竑“画大饼”。
主要当事人李宗仁的回忆是什么？
李宗仁回忆：“我提醒美国大使说，如美国不愿在现在采取行动，而愿在今后采取行动，他们只能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头衔。但大使很顽固，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说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对远东外交政策已定，现在绝不能改变。”“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有吭。”（《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可见，在李宗仁的记忆中，他是希望得到美国援助、向司徒雷登提出申请的。但是，也如他所说——美国的真实态度是拒绝干涉国共战争，而非对“国民政府”继续大力支持。
李宗仁还在回忆中表示：“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实际上，李宗仁的“担忧”是多余的——这位“李代总统”在事后都没成为看明白局势的“诸葛亮”。在当时雅尔塔格局下，美国根本不会对他全面支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朝鲜、越南共产党完全不同——中共已经是拥有三百多万大军、占有大片领土的非常强大的革命政治军事集体——美国和这样强大的组织全面对抗，会严重消耗其人力物力财力、根本不利于其重点在欧洲与苏联对抗。在中国“脱身”是当时美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主要当事人司徒雷登的回忆是什么？
司徒雷登的回忆和李宗仁的回忆完全一致。司徒雷登指出：“我能从这些人的对话里感受到，每个人都想知道美国人的援助政策，于是他们对我施加压力。”“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他们应该清醒一些，美国不是救世主。”“在194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代总统李宗仁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这时他那过人的本领和勇气充分展现了出来，众人一致支持他。我们也对他十分赞赏，可除了恭维话以外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前路坎坷》）可见，司徒雷登的回忆和李宗仁的回忆完全一致：第一，李宗仁等人极其希望得到美国援助；第二，美国根本不想再对他们进行大力支援，以至于司徒雷登除了“表示空洞的同情”、恭维李宗仁以外，做不了其他任何的承诺。可见，这件事的主要当事人——李宗仁和司徒雷登的回忆都与黄绍竑回忆中的司徒雷登“画大饼”完全相反！
主要当事人杜鲁门的回忆是什么？司徒雷登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他要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行事。杜鲁门作为当时美国政府的领导人，他的回忆也有重要参考作用。
据杜鲁门回忆：“我知道,世界和平不是靠多打几次仗可以获得的。更重要的是，我一向知道，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有机会给中国以经济援助,以恢复这个国家的元气,这样,我们便能够削弱共产党的号召力。但是这样的援助只有当该国秩序安定下来才能给予,同时也只有当该国政府享有足够的威信,能够让人确信这种援助不会落入军阀和奸商的口袋时,援助才会起作用。”（《杜鲁门回忆录（下）》，第111页。）可见，第一：毛主席在1947年12月会议和1949年1月的预判完全正确——作为顽固反共分子的杜鲁门自己都承认他一向反对美国大规模直接对国共战争进行武装干涉，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得不偿失的——特别是在1949年中共即将在解放战争夺取胜利的情况下，杜鲁门更不可能会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代表们和斯大林所担心的那样直接武装干涉解放战争；第二，即使是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援助，杜鲁门也认为必须以国民党政权内部稳定、有一定威信为前提——而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已风雨飘摇、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又是刚刚上任、在领导当时国民党“全国力量”的威信方面甚至还不如他的老对手蒋介石，杜鲁门和司徒雷登怎么会冒险给他画大饼呢？
杜鲁门还表示：“自然,蒋介石最后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而被打败了,因为他的将军很多都带着由我们的武器所武装起来的军队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只是当这样的投降开始大量出现时,我才决定停止继续把物资运到中国去。”（《杜鲁门回忆录（下）》，第112页。）杜鲁门的回忆虽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夸大了美国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基本事实也印证了为什么他在1949年2月4日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同年1月11日通过的、以在中国脱身以及放弃对国民党大力支援为主要内容的NSC34/1号文件。在此前一天的2月1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主席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9年，五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月3日，“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在北平隆重举行入城式”（《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9年，五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面对人民解放军实力的强大，杜鲁门都在这一时期批准了放弃对国民党大力支援的NSC34/1号文件，怎么可能会在这一时期给李宗仁画大饼呢？
总之，在《杜鲁门回忆录》中，我们找不到他支持李宗仁政府的任何证据，反而能找到他一向反对直接大规模干涉解放战争的态度以及他对1949年中国局势的“脱身”态度。他的回忆不仅印证了主席的预判的正确，而且与李宗仁、司徒雷登的回忆相互印证，都没有丝毫内容可以与黄绍竑的回忆相印证。
当前公布的美国对华政策档案，也印证了李宗仁、司徒雷登、杜鲁门的回忆。
早在1948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的报告就指出：“我们已经提供的援助（见附件一）不足以阻挡共产党的推进，远远不足以扭转进程。还需要多少援助可能与其说是一个算术级数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接近几何级数的问题。全面援助等同于公开干涉。公然介入会增加对干涉者的反抗。新民族主义的不同分支以及传统中国人的仇外力量将有可能聚集在共产党周围......美国的公开干涉，就像美国军事上增强蒋介石一样，趋于从政治上加强共产党的地位。这样我们公开介入根源极深的中国革命越多，我们政治上就会陷得越深，国民政府在中国人眼中越趋于类似傀儡政权——因而不可信任，我们的任务就越艰巨，并且干涉的花费就越高昂……背负着令人沮丧的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和财政责任，何时我们能够得到回报呢?”“因而，给予国民政府全面援助，是一场耗资巨大、投入无限和危险的行动过程。美国政府确实不能以美国的威望和资源进行豪赌。”（《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1948年10月13日）》）可见，美国高层很早就意识到——大量援助国民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豪赌、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无底洞”。
他们不得不表示：“我们必须意识到强大的、根基深厚的，超乎我们控制能力以外的本土性力量在中国内部的运动。因而我们应当接受这个现实，在影响中国事态发展进程方面我们所为存在着巨大局限性。”“我们承认，在高昂的代价之下，我们的军事力量不可能成为有效加以使用的方式。克里姆林宫主要依靠政治文化措施并避免公开干涉，在驱动中国革命大潮方面上占有显著优势。在争夺中国的战斗中，最为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力量将是通过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形式。”（《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1948年10月13日）》）可见，美国很早做出了“脱身”的战略设计、做出了缩减对国民党政权军事援助的准备，更不可能大规模直接武装干涉国共战争。司徒雷登怎么可能冒美国国务院之大不韪给李宗仁画大饼呢？
根据这一报告，1949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34/1号文件。“该报告经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代表的建议和帮助，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起草”（《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上册）》，第14-15页。）可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这一文件的起草是集中了美国高层主要代表的“集体智慧”的。这份报告，是美国高层多数成员共识的“结晶”。这份报告提出：“制定妥当的计划，及时做好准备，以便在保持灵活性和避免死守任何一种行动方针或仅仅对一个派别承担义务的同时，利用在中国出现的任何机会。”“把针对中国的种种努力放在较次要的位置，应更重视其他地区——当美国的资源被投入这些地区后，能使美国的安全得到相应的利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上册）》，第15页。）美国这边公开的档案只能证明美国急于脱身，而根本无法证明美国这时还想在“民国政府”这个无底洞继续“风险投资”。
综上所述，李宗仁、司徒雷登、杜鲁门这三个“司徒大使画大饼事件”最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美国档案，都不能证明“司徒大使画大饼”事件的存在，反而证明这一事件根本不可能存在。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仅一向不敢直接大规模武装干涉解放战争，而且在1948年早已希望脱身。至于黄绍竑的回忆，只可能来自两种情况——第一，李宗仁信口开河，给他画了大饼；第二，黄绍竑个人记忆错误。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也不得不对人民解放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大部队随后急速渡过长江，占领了首都。同杂乱无章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于新的征服者，百姓毫无反应，只是怕惹事上身。”（《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前路坎坷》）即使当时的南京人民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对解放军存有忌惮，解放军对群众秋毫无犯、行动高度一致的严明的军纪，也令帝国主义者司徒雷登都佩服不已。人民解放军不愧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
作者：铁穆臻 来源：来源：毛著毛时代史Maoism研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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