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建议用毛主席的农村学说来提升乡村人气

 

 

摘要：笔者赞同昆仑策2月17日发表“乡村振兴的关键是造就人气”观点，笔者建议，提升乡村人气，可学习借鉴毛主席的农村学说，通过就近城镇化模式与调整产业布局来引导农民工就近到房价低、房租低的小城镇打工定居，以农民工的定居化来促进农民工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岗位的相对固定，这十分有利于农民工通过熟能生巧方式来学习掌握工作技能，随着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与工作效率的不断提升，可造就大量乡土熟练技工，其收入也不断提高，越能在城市立足，越能促进其市民化。

 

笔者非常赞同昆仑策2月17日发表“乡村振兴的关键是造就人气”观点，该文作者提出：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制造“人气”，总体要求是“两手抓”：一是吸引人，二是留住人。

 

如何做到“一是吸引人，二是留住人”?笔者建议可学习借鉴毛主席农村学说，用就近城镇化模式与调整产业布局用产业来“吸引人”，用造就大量乡土熟练技工来“留住人”。

 

一  毛主席的农村学说与二十大报告相关提法的暗合

 

知名博主“欧洲金靴”在去年12月一篇题为：“其实就是两个字：公平”博文中提到：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毛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毛主席还说，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毛主席这番讲话中最关键一句是“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就地”，换个如今大家所熟悉的说法，那就是就近城镇化，唯有就近城镇化，才可能“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和重大任务，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更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请注意二十大报告中这句话中“县城为重要载体”一词，为什么不以大中城市为重要载体？而是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恰与主席“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思想暗合，提法虽不同，但含义相同。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其目光远大，高瞻远嘱，半个世纪前就提出这个想法，所以毛主席的农村学说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与学习借鉴价值。

 

假如是以大中城市为重要载体，让农民背景离乡到大中城市打工，就无法做到主席说的“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笔者以为，学习借鉴毛主席的农村学说，通过就近城镇化模式来造就大量乡土熟练技工，很可能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佳选择与突破口。

 

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就近城镇化的关键是就近，城镇越小，打工地(工厂)距农民工的农村居住地必然越就近，越能做到毛主席所说“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 这也与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法相符。二十大报告不提以小城市为载体，而是强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那是因为县城是最小一级城镇。所以本文所说就近城镇化中的“城镇”是指20万以下的Ⅱ型县一级小城市及所属乡一级的镇，这是我国城市划分标准中最小的城市“单元”， 故在本文中统称为小城镇。

 

二农民工定居化有助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到北京打工的外来农民工主要租住在三环路周边区域，但随着北京摊大饼式的急速扩张与房租飞涨，进京外来农民工只能随之不停地搬家，从三环到四环，从四环到五环，从五环到六环，现在连六环附近也难以租住下去，只能搬迁到离六环更远，靠河北的北京周边地区。不仅是北京，所有大中城市都或多或少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安居乐业的道理大家都懂，不安居何以乐业？如果农民工居无定所，三天两头被房东（提租）逼得到处搬家，四处漂泊，一旦搬一次家就可能因距离远，放弃原有的工作单位与熟悉的工作岗位，重新选择新单位与陌生岗位，这实际上是因频繁搬家而导致的变相跳槽和变相“短工化”，不利于农民工以熟能生巧来学习掌握工作技能，不利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民工定居化是指以农民工住所的相对固定来促进农民工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岗位的相对固定，只有农民工长年累月在某个相对固定的工作岗位从事相同工作，才有助于农民工以熟能生巧方式提升工作技能与效率，成为熟练技工，以促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实事表明，在城市打工农民工的定居状况是与其学习掌握工作技能的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即定居状况越好，搬家次数越少，其工作单位与工作岗位就越稳定，就越有利于其通过熟能生巧方式来学习掌握工作技能，随着工作技能与工作效率的不断提升，其收入也不断提高，对城市较高生活成本的承受力也越强，越能在城市立足，越能促进其市民化。

 

农民工通常买不起大中城市高价房，也不可能靠高价租房方式在大中城市实现定居化，靠保障房性质的公租房来实现定居化也不太可能。大中城市廉租房供求现状是僧多粥少，常常连满足拥有常驻户口的本地市民需求都做不到，又能从中拿出多少廉租房提供给农民工？即使有，其数量相对于农民工庞大的需求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所以笔者以为，大中城市廉租房在实现农民工定居化方面只能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实现定居化更多还得靠农民工自己的经济能力，这比依靠僧多粥少的廉租房更靠谱。

 

如果把中国大中城市与小城镇房产市场状况进行对比可发现，大中城市房产市场充分体现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不仅房价、房租居高不下，且年年上涨。在大中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迫于房租上涨的巨大压力就只能不停地向低房租的远郊搬迁，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只能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很难买现定居化的梦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小城镇，房价房租虽也在不断上涨，但涨幅比大中城市小得多，房价房租也低得多。所以，农民工到小城镇打工，不仅租得起房，而且部份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民工可以在小城镇买得起房，实现永久性定居化。

 

从租房角度来看，大中城市租房合同基本上是一年一签，年年上涨，很少有那个房东愿签长期租房合同。但小城镇住房租赁市场，总体来讲供略大于求，房租低而稳定，不少房东愿签长期租房合同，这使农民工住所能相对稳定，不至于像在大中城市那样频繁搬迁。所以，只有在小城镇打工就业才有助于农民工住所的相对定居化。

 

其实任何一个农民工都不希望自己居无定所，但为何很多农民工宁可到居无定所的大中城市打工，也不愿去能容易定居的小城镇打工，最重要原因是小城镇经济欠发达，企业少，就业机会少。最典型是局部房地产泡沫破裂而产生的“鬼城”，其基本特征是有房（产）无（产）业，在“鬼城”往往是无业可就、无工可打、无活可干、无钱可挣，即使其房价、房租超低也缺少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而大中城市却相反，尽其房价、房租超高，但因其有业可就、有钱可挣，照样吸引了大量外来打工者。

 

三通过调整产业布局来引导农民工就近到小城镇打工定居

 

要引导农民工到小城镇去打工定居，关键是进行产业布局的大调整，以产业布局的调整来引导农民工就业流向。金融证券、传媒出版、文化娱乐、广播电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对外贸易等第三产业最适合在大城市发展，所以，国外大城市产业特征均是以服务性质的第三产业为主导。京沪两市第三产业发展也很快，比重均达到80%以上，北京、上海不少工业企业已搬迁到城市远郊，这使京沪两市能以“腾笼换鸟”方式发展第三产业，但这个调整搬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第二产业即工业不像第三产业，非得到大城市发展，如首钢搬迁到河北唐山曹妃甸照样正常生产。国外大城市工业比重都不高。只要符合（水电气）“三通”条件和交通便利的小城镇均适合发展工业。所以，从我国今后产业布局来看，工业由应过去在大城市的过度聚集，调整为向小城镇搬迁和聚集，这样大城市可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小城镇重点发展工业，做到大城市与小城镇分工协作、各展其长、互利双赢。

 

从农民工就业角度来看，工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领域，小城镇有了越来越多工业企业才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前去就业打工，这样农民工就会在房价房租较低的小城镇实现住所的相对定居化。

 

房产特征是不动产，不可能把位于小城镇“鬼城”中超量过剩的房产易地搬迁到大城市去高价销售，在房产“不动”的前提下，化解“鬼城”超量过剩房产的唯一办法是引入一批外来工业企业，进而向“鬼城”引入大批打工经商人流，使“鬼城”房产或多或少能租、售出去一部份，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盘活“鬼城”房产，减少当地银行在房地产上的大量呆坏帐与政府负债，“鬼城”经济才可能逐步活跃起来。而对农民工来说，在超低房价、房租的“鬼城”定居的成本低，只要在“鬼城”有业可就，“鬼城”是个不错的打工与定居地点。

 

四以产业“西进”与“上山下乡”来造就大批乡土熟练技工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机械工业企业发展，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技工素质问题，比如进口回来的机械产品，只是经工人拆卸之后再组装，就跟原来的原装进口的设备有很大差别，这说明我们国家技工素质还是与国外技工有一定的差距。技工素质高低和技工队伍的稳定，都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詹纯新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企业所在地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基地一定要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徙。企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会带来交通、物流、能源、生活配套等一系列问题，让大城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房价房租居高不下。其实，企业总部和生产基地是可以相分离的，人数不多的企业总部可设在大城市，但人数众多的生产基地完全可以搬迁与聚集到小城镇。

 

詹纯新认为，企业入驻小城镇有着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只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完全可以支撑产业的发展，实现企业、当地居民、社会的互利共惠发展。比如国际工程机械巨头卡比特勒的总部甚至不在大城市，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皮奥里市，是一个人口不到40万的小城镇，但却把事业做到了全球第一。所以，小城镇同样可以为产业的发展集聚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空间，小城镇各类生产要素和居民生活成本比大城市低得多，特别是有效地解决了过去在大城市一直令他头疼的员工住房问题。

 

不仅是中联重科，不少转移到小城镇的企业发现，如果是在小城镇吸纳当地农民工及当地居民形成的产业工人，由于是在本人户籍所在地即本地就业，他们大都在当地拥有自有产权的住房，无须企业为工人住房问题操心。少数没有住房的工人，可由企业提供一笔补贴到当地去租房。由于小城镇房租低，企业和工人用于租房支出负担都不大，工人居住状况稳定，不像在大中城市，租户经常为房东肆意提租和驱赶而提心吊胆。

 

安居才能乐业，小城镇的安居特性使工人队伍非常稳定，流动跳槽比例比大中城市低得多，工人们一门心思用在干工作学技术上，这十分有利于技工技术经验的积累与技术水平的提高。所以，企业应像中联重科那样积极搬迁到小城镇，吸纳当地农民工就业，这有利于培养一支相对稳定与成熟技工队伍。与众千里迢迢，远离家乡打工的农民工最大区别是，这些技工由于其工作与生活在小城市、小城镇及周边的本乡本土，笔者称之为乡土熟练技工。

 

因为过去中西部农民工大都千里迢迢到东部打工，这会带来留守老人、儿童和春运等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而“就近城镇化”一词正是强调农民工在自己的户藉所在地即家乡小城镇打工，但要做到这点的前提是推动产业“西进”与“上山下乡”，即工业企业应从东部向中西部迁移；应从大中城市向小城镇迁移，这样农民工才可能在家乡小城镇就近打工就业，而中联重科正是“就近城镇化”模式的践行者。

 

詹纯新说，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以产业集聚来推动、支撑和提升小城镇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把根深扎在小城镇，把触角延伸到全球。

 

如今，中联重科在湖南已建成或在建工业园区，分布于全省12个县镇，成为当地重要的支柱企业。以中联重科在湖南灌溪镇的产业园区为例，在2016年产值达150亿元，创造了全镇78.1%的工业总产值和67.4%的税收，带动了当地153家大大小小的配套企业。灌溪镇居民3.5万人，90%的劳动力实现了当地就业而无须外出打工，其中1.2万人成为产业工人，农业小镇成为“中国塔吊第一镇”。

 

中联重科的做法是不是与毛主席的农村学说中“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非常契合，要论如今的中国，谁在“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做得最好？中联重科堪称践行毛主席的农村学说的楷模。

 

中联重科的做法也与笔者前面所说调整大中城市与小城镇产业布局的思路不谋而和，既实现了“就近城镇化”，又通过居有定所、熟能生巧方式培养了的大批稳定程度高、流动跳槽比例低的乡土熟练技工，可谓一举多得，值得很多企业学习和借鉴。

 

村村通公路工程，简称“村村通”。是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一项民心工程。除个别边远乡村外，全国范围“村村通”已基本完工，且有越来越多乡村已像城市那样开通了乡村至乡镇、县城的乡村公交车，这意味着可以有越来越多农民工住在自己乡下的住房中，每天像城里人那样，搭乘乡村公交车到最近的小城市、小城镇通勤上班打工，距离近的甚至可通过骑自行车、电动车方式来通勤上下班，这正是对“就近城镇化”中“就近”一词与毛主席“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就地”一词的很好诠释。

 

对在家乡小城镇“就近”或“就地”上班打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就不用为在大中城市高价买房租房而发愁，可永久性定居在自己乡下的住房中，农村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问题可迎刃而解。政府也不用花巨大代价为通勤上班农民工提供保障房与廉租房。

 

“村村通”重大意义不仅是方便农民出行，还可以公交车通勤上班方式盘活利用空置率相对较高的农村住房，这与大城市某个远郊地区开通地铁前后，当地原本不景市房产市场马上被盘活，房价房租大涨是一回事。

 

五 唯有乡土熟练技工才能大幅减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房投入

 

农村人口转移成新市民难题之一是他们通常买不起高价商品房，如果租房成本也高，高地价的大中城市不大可能为其建设大量低租金的保障性住房，即使建一些，数量也很有限。而小城镇当地农民工大都在本乡本土的自有住房，还可通过“村村通”来通勤上下班，对保障房需求也不会大，这样可大量减少对保障房建设的新增投入。

 

目前全国技工缺口多达二千万，巨大的供需缺口使乡土熟练技工职业前景良好，收入也将稳步提高。所以政府要大幅度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巨额公共成本支出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增强农民工落户转移成新市民后对城镇较高生活支出成本承受力，就应倡导农民工不是到东部和大中城市实现市民化梦想，而是在中西部众多小城镇以中联重科“就近城镇化”模式，把小城镇本乡本土农民工造就成乡土熟练技工，有了熟练技术，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就有了相对较高且不断提高的收入，再落户小城镇，转移成小城镇新市民那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这也正是毛主席“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农村学说的体现与运用。

 

单从收入对比来看，农民工到大中城市或东部地区打工，表面看来收入要高一些，但其房租和生活成本却较高，如扣除较高的房租与生活成本，其实际收入未必高。而中联重科的“就近城镇化”模式，“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所培养的乡土熟练技工，均是在小城镇本乡本土工作与居住生活，即使收入比大中城市或东部地区低一些，但在本乡本土打工基本不用买房租房，这就可节省购房租房上巨大开销。本乡本土物价比大中城市低得多，甚至吃自种粮食蔬菜，生活成本也要低得多，收入“含金量”高，实际收入比到大中城市或东部地区打工的收入高出不少，以他们的收入不仅可以基本上自我承担成为小城镇新市民后的城镇生活支出成本，甚至还有可能替财力紧张的当地政府负担一些因市民化所产生的高昂的公共成本投入，其码无须地方政府出钱为其提供大量保障房。

 

换句话说，借鉴中联重科“就近城镇化”模式，“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通过“产业西进”与“上山下乡”所造就的大批乡土熟练技工，必能成为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模式的先行者、受益者与推动。

 

(作者：刘云；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