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等：避免英国式长期慢性萧条，需要更加有为政府

 

 

提升赤字率、提高工资与扩大内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教训

兰无双 贾根良

 

摘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陷入了独特的长期慢性萧条之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萧条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总需求不足，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来看，英国政府本应该采取扩大总需求的政策。然而，英国政府未能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经济战略，反而试图恢复自由放任主义，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英国政府采取了财政货币“双紧缩”、削减工资和“产业合理化”等政策，在应对经济萧条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政策失误，导致英国经济深陷长期慢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败给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我国应该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工资收入，扩大总需求，探索政府进一步促进就业的政策路径，以实现充分就业并带动经济增长。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应注意弥补总需求不足，以需求牵引供给。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陷入了长期慢性萧条。西方史学家索洛穆这样描述这个时代：“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已经深深地印在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一个大规模失业、长期经济增长不佳、世界贸易崩溃和实际产出过度波动的时代”(Solomou, 1996)。习近平(2025)在2025年3月1日出版的第5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那么，如何扩大内需？我国应该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中吸取哪些教训？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本文旨在回答这些问题。

 

一、英国长期慢性萧条的病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解除了战时的经济管制，国内需求强劲，建筑业蓬勃发展，英国经历了短暂的战后繁荣期。然而，1920年4月起，英国经济急剧恶化，物价暴跌，失业率飙升。这一经济困境持续近二十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陷入长期慢性萧条。

 

首先，经济增长较为疲软，生产活动近乎停滞。英国经济在1913～1937年间的这段时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1%,在这之前的1873～1913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8%(Matthews et al.,1982)。就生产活动而言，以工业生产为例，1913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直到1929年才勉强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传统工业部门的表现最为糟糕，例如，1912～1938年，英国生产的棉布从80亿码跌落到30亿码，煤炭产量从1913年的2.87亿吨下降到1938年的2.27亿吨，同一时期的航运出海量从1200万吨下降到不足1100万吨，造船量则从近100万吨下降到刚过50万吨(霍布斯鲍姆，2017)。

 

其次，出口受阻，国际收支陷入长期赤字，官方储备持续减少。出口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9年仅为87,出口出现大幅萎缩(刘涤源，1997)。英国出口总值位列前六的商品在1913年的出口总值为5.25亿英镑，1938年则下降到4.7亿英镑，其中，除机械、汽车和飞机两个门类外，以纺织品、煤炭、铁、钢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产品，仍然占据着出口产品的支配地位(宫崎犀一等，1990)。尽管从1870年开始，英国的贸易收支就一直处于赤字之中，不过，依靠贸易外收支和转让收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仍然能够保持经常收支的盈余。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经常收支持续下降，到30年代，其经常收支已经陷入连年的赤字之中，加上资本流动的变动，1920～1938年间，英格兰银行的官方储备持续下降(瓦尔加，1958)。

 

再次，物价大幅下跌。在1919～1920年间，英国经济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以1913年为100,1919年为220.6,1920年已达到222.1。1920年萧条爆发后，1921年的物价指数已下降到144.3,在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物价进一步下降，1935年的物价指数下降到59.5(瓦尔加，1958)。1924～1937年间，英国的货币存量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0%,为18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货币流通速度年均下降1.2%,整个英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Matthews et al.,1982)。

 

最后，失业率居高不下，名义工资持续下降。1913～1920年间，英国的失业率水平一直较低。以投保失业为例，1920年的失业率仅为3.9%。1920年萧条爆发后，失业率在1921年突然上升到16.9%。此后直至1938年，失业率基本维持在10%以上，1932年达到22.1%的峰值，失业人数高达340万(Garside, 1990)。1920～1924年间，英国工人的名义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也相应下降。此后一直到1933年，名义工资继续下降，直到1939年，才恢复到1924年的名义工资水平。在这一时期，由于物价下跌，实际工资并没有随着名义工资的下降而下降(王章辉，2013)。然而，鉴于这一时期持续的高失业率，每年有上百万人没有工资收入，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仍然受到了不利影响。

 

 

二、如何走出萧条？英国本应该采取的政策

 

英国经济萧条的爆发直接源于总需求的全面收缩，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凯恩斯和现代货币理论，英国政府应该积极行动，提高总支出水平，扩大总需求，推动经济走出萧条，恢复繁荣，实现充分就业。

 

加赛德(Garside, 1990)指出，这一时期英国“出口总额和它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严重下降，造成基本支柱产业就业人数减少，进而导致总需求大幅减少，这对失业率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经历了总需求的全面收缩。1925～1937年间，英国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比已经降低到88.3%,在1874～1913年间，这一数字为95.3%。其中出口占实际产出的年平均值从1874～1913年之间的25.9%下降到16.2%,消费从38.0%下降到27.6%(Matthews et al.,1982)。

 

1920年英国的出口总额达到了13.35亿英镑，1921年出口崩溃，下降到7亿英镑，此后在震荡中逐渐下降到1938年的4.7亿英镑(宫崎犀一等，1990)。出口需求的急剧收缩自然会导致占英国出口比重较大的传统工业制成品滞销，形成产能过剩，对相关行业的生产和就业造成严重打击。需求收缩的另一根源在于消费需求不足。出口需求的收缩首先对传统产业的就业造成冲击，进一步又蔓延到其他行业。随着失业的飙升，名义工资不断下降，英国居民持有货币的预防性动机大幅增强，导致消费需求遭到抑制。此外，英国长期依赖海外市场，忽视了对本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培育。由于严重的贫富差距，英国底层居民的消费能力受到极大限制(1),使他们无法为英国本国工业制成品提供足够的需求。投资需求也同样匮乏，除了住宅投资外，1924～1937年间，国内固定资产总额增长率(除战争年代外)达到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制造业中的厂房和机器设备资产总额年均增长率为0,船舶、飞机和铁路机车车辆资产总额年均增长率为-0.9%(Matthews et al.,1982)。

 

英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萧条的直接原因是总需求的全面收缩。若英国政府能够及时制定有效的扩大总需求政策，英国经济本有可能实现快速复苏。借助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洞见，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后分析。

 

凯恩斯基于对英国经济萧条的反思，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认为“供给创造需求”,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殊情况。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会陷入低水平的就业均衡状态(凯恩斯，1999)。(2)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当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全面收缩时，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填补需求缺口，提高总支出水平。综合考虑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对总需求的影响，便形成了四部门均衡国民收入理论，即：

 

Y=C+I+G+NX(1)

 

假定政府支出给定，总收入(或总就业量)就会随着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动而变动，英国经济萧条爆发后，这三者对总需求的拉动都较为疲软，均衡国民收入持续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如果英国政府及时扩大政府支出，就能够抵消来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方面的不利影响，使总需求水平恢复到充分就业的路径上来，避免经济陷入长期慢性萧条的泥潭。

 

在总支出和总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上，现代货币理论持有和凯恩斯一样的观点，认为总支出决定了总收入。此外，现代货币理论还提供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收支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英国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政策。

 

与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不同，现代货币理论给出了宏观经济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每一项金融资产都有一项与之在数量上相等且相互抵消的金融负债(雷，2017)。比如，活期存款是家庭或企业的金融资产，但却是银行的负债。政府债券是家庭的资产，但却是政府的负债，两者抵消后净值为0。如果政府不增加自身的负债，即发行政府债券，家庭就无法以政府债券形式增加金融资产。政府债券又是由财政赤字产生的，赤字积累为政府债务，等于私人部门从政府那里获得的金融财富。如果政府不进行赤字支出，私人部门就无法累积金融财富。相反，当政府进行赤字支出时，私人部门就获得了盈余。这一基本的宏观经济会计核算关系可以通过现代货币理论所提倡的部门余额恒等式表达出来。(3)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不考虑国外部门),我们有：

私人部门余额+政府部门余额=0(2)

如果把国外部门包括在内，我们有：

私人部门余额+政府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0(3)

 

根据等式(2),要满足私人部门增加净金融财富的愿望，即私人部门余额要有增加，政府部门余额必须为负，也就是说它必须进行赤字支出。根据等式(3),假定国外部门余额为0,这和等式(2)几乎是一样的，私人部门要想获得盈余，政府部门同样必须赤字支出。因此，政府部门的赤字带来了私人部门的盈余，创造了私人部门的储蓄。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财政收入水平上，需要更大的政府支出，才能产生必要的赤字，为私人部门提供金融财富，满足私人部门的储蓄意愿。把这一关系转变为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4),并加入企业部门和国外部门，我们有：

 

S≡(G−T)+I+NX(4)

 

恒等式(4)的左边代表私人部门储蓄，右边代表支出水平，由于总支出决定总收入，因此，恒等式右边的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共同决定了私人部门的储蓄。更进一步来讲，如果投资和净出口需求收缩，那么，只有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才能够维持或扩大总收入，进而维持或扩大私人部门储蓄水平。

 

因此，无论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还是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视角来看，面对总需求收缩导致的经济萧条，英国政府都应当采取措施提高总支出水平，扩大总需求。那么，应如何提高总支出水平？

 

等式(1)右边任何一项的提高都有利于扩大总需求。第一，扩大政府支出是提高总需求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英国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公共工程、完善基础设施、兴建住宅、补贴消费和投资等方式直接为经济注入需求，也可以在一些私人投资不会涉及的领域兴办企业，比如在当时英国尚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汽车、飞机和化工等产业直接投资，引领后续相关领域的私人投资。第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尽管当经济陷入严重萧条时，投资可能对利率的变动并不敏感，以至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无法起到直接促进投资的效果，然而，低利率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更好的成本条件，为通过财政政策推动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仍然有利于促进投资。第三，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与收入分配政策相结合，刺激消费支出。英国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大向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提高工资水平，从而促进消费。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环境已不具备扩大出口的条件。首先，英国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已经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在短期内都无法赢得国际竞争。其次，“大萧条”爆发后，世界市场收缩，各国纷纷推动贸易保护，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很难再像19世纪那样畅销全球。最后，在金本位体系下，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使英国难以通过货币贬值促进出口——一旦英镑贬值，就可能威胁其世界货币地位。因此英国政府应该把扩大总需求的着力点放在内需上，调整经济战略，转向以内需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三、英国经济政策应对的重大失误

 

英国政府在经济萧条爆发后本应积极干预，采取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加以应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沉浸在恢复自由放任经济体制的“怀旧”情绪中。问题在于，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再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面临的全新经济环境。这种对过时经济理念的固执坚持束缚了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最终导致英国在经济政策应对上出现重大失误。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政府坚持恢复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管理的战略思维表现出脱离时代的保守主义特征，导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半个多世纪，英国确立了以自由贸易、金本位和平衡预算为一体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一体制被称为“防滥用”体制，即“政客们不能为了政治利益而企图玩弄经济，他们也不能试图管理经济”(韦尔登，2023)。19世纪中叶，作为一个具有工业垄断地位的国家，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为本国产品开辟市场，扩大对外贸易。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开始被后起的工业国所打破。在传统工业领域，美国和德国逐渐超越了英国；在新兴产业方面，英国又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后于美国和德国。更为关键的是，当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纷纷采用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来扶植本国工业、保护本国市场时，英国却依然固守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这种政策选择的后果是双重的：英国既失去了传统产业的部分市场份额，又未能在新兴产业中有效保护本国市场，最终导致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持续下滑(邓久根、贾根良，2015)。金本位制度对于促进英国的外贸、海外投资和金融业，曾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金本位制度的维持需要不断扩大的黄金储备，这就需要不断积累国际收支盈余。自1870年始，英国的国际收支盈余越来越依赖于航运等“无形”贸易和海外投资收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对英国的航运业造成了重大打击，国际收支已不足以长期维持金本位制度。此外，在金本位制度下，英国的货币政策被严格限定在维持英镑的黄金平价这一目标上。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矛盾不断加剧，给英国传统上的国家治理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化解社会经济矛盾客观上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大，这就需要打破平衡预算的财政教条，适度扩大政府规模，借助于政府收支来管理经济。然而，英国的平衡预算目标限制了财政政策。因此，英国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体制早已不合时宜。

 

长期的自由放任思维禁锢了英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头脑，战后的经济萧条爆发后，英国的经济政策未能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经考虑过借助于大规模政府支出来缓解失业、改善国内经济的方法，他在下台后作为英国自由党的代表积极提倡借助于公共工程来应对失业。然而，劳合·乔治的方案被否决，主要的政策制定者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坚持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自由放任经济管理体制，即金本位、自由贸易和平衡预算的“三位一体”框架，认为只有外需才是有用的，人为刺激内需只是浪费精力(Peden, 1993)。英国经济的成功建立在出口贸易的基础之上，因此习惯性地依靠“国际大循环”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1920年萧条爆发后，面对出口的萎缩，在美国、德国等主要竞争对手通过贸易保护手段推动本国工业发展时，英国政府却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导致其错失了产业转型的关键机遇期，直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才重新回到贸易保护这一曾经促成英国经济崛起的“致富经”上。

 

第二，受上述错误思想的影响，面对经济萧条，英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出现了重大失误。

 

首先，财政紧缩政策使英国经济雪上加霜。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初步确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一场广泛的反浪费运动(5)和1922年的“格迪斯削减”(6)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改革扩张阶段的结束，以及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紧缩政策的开始。从那时起，英国的财政政策目标就很明确：平衡预算；减少债务；减少公共开支(Mattei, 2016)。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国债从战前的6.5亿英镑急剧攀升至78亿英镑，增幅超过10倍。为了控制国家预算和抑制债务规模，英国政府在战后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财政紧缩斗争，在这段时期，政府支出减少了60%,税收增加了27%。“格迪斯削减”之后，英国的中央政府支出大幅减少，1921～1922财政年度到1924～1925财政年度，国防支出从1.895亿英镑下降到1.147亿英镑，整个社会保障支出从2.058亿英镑下降到1.774亿英镑，中央政府支出在1921～1925年间下降了2.1%(Peden, 2000),财政紧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英国的财政紧缩立即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26年，经济压力导致工人发动了大规模罢工运动；1931年，危机进一步升级，英国海军发生了“哗变”事件。英国政府受传统财政观念的影响，追求平衡预算，拒绝借助公共工程应对失业，坚持财政紧缩，致使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其次，维持金本位制度的货币紧缩政策进一步抑制了内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镑充当国际贸易的结算工具，具有世界货币的地位，国际贸易大多通过伦敦进行结算(布莱思，2016)。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国际支付系统的崩溃，英国暂时中止了金本位制度。作为恢复自由放任经济管理体制的关键一环，恢复金本位制度成了战后英国货币金融政策的首要任务。1918年，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坎利夫(Walter Cunliffe)领导的坎利夫委员会提出建议，主张尽快恢复金本位制度，最终英国政府在1925年以战前平价(1英镑兑4.86美元的汇率)正式恢复了金本位制度。其困难在于，英国的物价已经大幅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为战争融资，增发了大量的货币和国库券，1920年英国流通货币的数量是战前的11倍多(王章辉，2013),1913～1920年英国的总体价格水平上涨了2.5倍(韦尔登，2023)。如果要以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度，那就需要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降低本国的物价水平。为了维持金本位制度，英格兰银行大幅提高了贴现利率。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为了与美国竞争资本流入，利率水平进一步攀升。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年均实际利率高达7%,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倍之多。然而，这种高利率政策不仅未能改善英国的出口状况，反而严重抑制了国内需求，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直到1931年退出金本位，英镑贬值，英国政府实行了低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之后，英国的出口和就业才有所改观。

 

再次，削减工资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总需求进一步收缩。英国政府试图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恢复出口，因此，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降低物价的同时又尝试通过削减工资的方式在出口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导致1920年以后，英国工人的名义工资水平持续下降，再加之失业的扩大和持续，极大限制了英国工人的消费需求。此外，由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在1875年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中领先于英国，英国工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较低，仅仅依靠降低劳动成本的方式不足以赢得国际竞争。因此，英国政府的这一政策，不仅无助于恢复出口，还造成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收缩。事实上，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海外市场丢失，英国政府没有能够适时调整经济战略，没有能够建立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导致英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了财政和货币“双紧缩”,以及削减工资的错误方向，在总需求不足时进一步抑制总需求，延误了英国经济的复苏。

 

最后，“产业合理化”政策没有注意填补需求缺口。英国政府尝试通过“产业合理化”政策来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20世纪西方国家最早的“供给侧改革”,英国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希望通过企业合并提升企业效率，淘汰落后产能。前文提到，相较于美国和德国来讲，英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较为落后。由于未能及时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英国传统产业中的企业生产效率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导致英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缺乏优势。因此，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希望通过鼓励公司合并组建大型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好的表现。这一政策在多个重要行业得到广泛实施：1921年《铁路法》将约60家分散的铁路公司重组为4家大型企业；1926年通过合并组建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韦尔登，2023);煤矿业、钢铁业、棉纺织业、造船业等行业也进行了类似的合并，有些行业，比如棉纺织业，直接通过拆毁过剩产能来实现转型升级(王章辉，2013)。“产业合理化”政策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提升了经济效率，有助于提高英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它同时也造成了失业的进一步加剧。大量企业在合并重组和拆毁过剩产能中消失，意味着大量就业岗位的“蒸发”,这一点与因出口需求收缩导致的失业不同，它完全是由调整经济结构的国内经济政策决定的。对于英国而言，通过“产业合理化”政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本身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政府忽视了一个关键环节：这一政策在淘汰落后产能、减少就业岗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需求缺口。由于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填补这一缺口，该政策不仅未能帮助英国经济摆脱萧条，反而加剧了失业问题。

 

 

四、英国长期慢性萧条的历史教训

 

近年来，我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吸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长期慢性萧条的历史教训，根据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及时调整经济战略，加大宏观调节力度，通过适度扩张性政策扩大内需，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必要的总需求水平。

 

首先，英国政府误判形势，没有能够适时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仍然坚持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经济战略，忽视了以内需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因而贻误了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机遇。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建立了以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贸易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然而，这种“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两个基础条件的支撑：一是英国在工业领域的垄断地位，二是通过武力征服获得的殖民地市场。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支撑条件都面临严重挑战。在工业垄断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德国等后起工业化国家逐步侵蚀英国的优势地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已完全丧失了工业垄断地位。在市场控制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随着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英国的工业制成品被迫不断向更加落后的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转移，可利用的市场范围持续萎缩。这种经济环境的变化意味着英国政府需要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国内，着力开发本国市场，把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作为应对外需收缩的战略方针。然而，英国政府未能适应时代变化，仍然固守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这种战略误判不仅未能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反而使其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

 

其次，英国长期坚持的自由放任经济管理体制已不合时宜。19世纪中叶，英国从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全面转向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体制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在英国实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十年时间里，英国经济也确实表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旨在维持自由放任，排除国家干预的金本位、平衡预算和自由贸易“三位一体”制度，既无法应对时局，也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

 

原因在于，英国的金融地位是建立在英国工业、贸易和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先地位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些基础条件，仅仅依靠金本位制度，无法维持英镑和伦敦金融业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实力基础进一步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要求国家迅速通过财政手段来调节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平衡预算是19世纪后半叶确立的财政传统，在英国工业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时代，这一传统尚能与经济现实相适应。然而，经济萧条爆发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需求全面崩溃，劳资冲突日益加剧，社会稳定面临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就不能再坚守平衡预算的教条，坐视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境地。但英国政府内部的财政保守势力坚持平衡预算，坚持政府支出的盈利原则，炮制出所谓的“挤出”论点，严重限制了政府财政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英国在19世纪中叶确立的自由贸易政策最初确实促进了英国的出口，为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开辟了广泛的世界市场。然而，自由贸易政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英国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一旦失去这一关键基础，自由贸易政策只会让来自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制成品长驱直入，迅速占领英国的国内市场。英国不仅已经丧失工业垄断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已被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全面赶超，而其他主要工业国又纷纷采用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实，英国政府却依然固执地坚持自由贸易政策，这种战略选择是不合时宜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上这种“怀旧”情绪的结果是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直到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度，启动“廉价货币”政策，恢复关税保护，英国经济才有了初步的复苏，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重新武装”扩大政府支出，就业才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假如英国政府能够及时摆脱自由放任的教条束缚，积极运用关税、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推动经济复苏，就不会在这近20年里造成生产设备和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即使将这些原本浪费的资源及时转移到国防建设上，英国也不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陷入依赖向美国借款的窘迫境地。

 

最后，维持足够的需求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前提，扩大内需才是摆脱经济萧条的出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总需求的全面崩溃，需求的收缩从面向出口的传统行业开始，逐渐蔓延到整个国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国凭借其在工业生产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和遍布全球的海外市场，为其工业制成品创造了几乎无限弹性的需求条件。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英国的产出和就业水平主要受到供给能力的制约，而非需求不足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能够长时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为什么古典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能够长时间难以被撼动的社会经济根源。只要需求是无限的，总需求对社会总产出和就业水平的重要性就难以被察觉到。问题在于，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丧失了工业上的垄断地位，工业生产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越，海外市场逐渐被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分割，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借助于贸易保护手段抵挡英国产品的同时，英国却依然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产品的海外需求严重收缩，英国的出口行业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按照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度、削减政府支出、提高贴现利率等紧缩措施进一步压低了总需求水平，最终导致英国经济全面衰退。

 

战后英国的经济萧条由出口受阻引发，英国政府尝试从供给侧着手，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这种“产业合理化”政策的效果仍取决于需求端。无论供给侧如何优化，如果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这些努力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从降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看，产业合理化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就业岗位的丧失，只要无法改变英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地位，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些就业岗位就无法通过出口的恢复而恢复。从降低成本的角度看，削减名义工资的举措直接压制了消费需求，这首先会限制工资品行业的生产，进一步又会限制资本品行业的生产，造成生产的全面萎缩。因此，只有在保持足够的需求水平时，扩大生产和充分就业的目标才能实现。在外需不足，外需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情况下，只有扩大内需才能摆脱萧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就很明显，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等措施，英国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越了美国，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迎来了战后20多年的“黄金时代”。

 

 

五、英国的历史教训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启示

 

回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英国政府的政策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反思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再加之受中美“贸易战”、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的影响，2025年实现5%以上的增长率目标仍然存在一定压力，就业形势较为严峻，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仍然存在较大的需求不足障碍。对我国而言，如果应对得当，我国非但不会陷入长期慢性萧条的困局，甚至可能再有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总需求不足，因此，需要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充分就业。相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在2024年后期加大了财政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又在2025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主动将2025年度拟安排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赤字规模5.66万亿元。这些政策措施有助于我国推动经济复苏，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避免出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从英国的历史教训出发，扩大内需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大力度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私人部门需求不足时，政府部门应该扩大支出，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预算就不能再固守“3%财政赤字率红线不得突破”的隐性规则，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政府赤字，满足私人部门积累净金融资产和储蓄的意愿。鉴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且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中央政府应该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水平，通过加大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扩大整体政府支出水平。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政策方向上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能够避免由财政政策自身带来的慢性萧条，但如果政策力度不够，就不足以恢复增长，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注意的是，扩大政府支出和我国政府部门“过紧日子”并不矛盾。扩大政府支出的关键在于精准投向，用在促进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等可以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支出上，以获得充分就业的实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府支出都应该增加。在扩大整体支出规模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等低效支出，在这方面的支出，政府就应该“过紧日子”。应当注意，一旦经济获得持续的繁荣，总需求过剩，或者出现通胀风险，财政政策就需要及时调整，逆风向调节。

 

第二，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当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货币政策虽然无法像财政政策那样直接提升总需求水平，但仍能发挥重要的配合功能。通过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可以为财政政策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融资成本，降低企业和居民的偿债压力，保证金融稳定，有助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恢复。同时，在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时，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政府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发行债务。为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应该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例如，2023年全年我国CPI上涨0.2%,2024年前三季度CPI平均上涨0.3%,物价始终在低位徘徊，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实际上已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

 

第三，探索政府进一步促进就业的政策路径，以充分就业带动经济增长。上述政策的核心思路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总需求水平来促进就业增长，其背后的逻辑前提是：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充分就业。然而，现实情况远比理论假设复杂。首先，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之间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增长未必能够有效带动就业。其次，即使经济增速提升确实改善了整体就业状况，也无法保证劳动市场中的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因此，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该与就业政策相结合，在劳动市场上充当“最后雇主”,通过建立公共经济项目直接雇用劳动人员，实现兼顾“公平”和“充分”的高质量就业。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注意填补需求缺口，以需求牵引供给。我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行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但在新增长点形成之前，企业关停可能导致传统产业链受影响，需求收缩，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设法弥补需求缺口，以需求牵引供给，实现向新的经济增长路径和高质量发展的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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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直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还有近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闵凡祥,2009)。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处于社会下层的1630多万人仅拥有8.5%的资本(王章辉,2013)。

 

(2)凯恩斯认为:“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凯恩斯,1999)。

 

(3)部门余额(Sectoral Balance)代表在一定的会计分期某个部门的收支余额,它可以为正、为0或者为负。比如在某一年,私人部门的收支平衡,那么私人部门的余额就为0,其金融资产净额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政府部门余额和国外部门余额具有同样的含义,其中,国外部门由外国政府、公司与家庭构成。

 

(4)教科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C+I+G+NX)来源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而部门余额恒等式关注对全部收入、全部支出、全部消费和全部储蓄的“会计处理”,使用资金流量账户更好,两者在数值上有所不同,但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近似,等式(3)近似于(S-I)+(T-G)+(X-M)=0。

 

(5)反浪费运动始于1919年,由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和哈罗德·哈姆斯沃思(Harold Harmsworth)兄弟控制的媒体集团发起,主要通过《每日邮报》《每日镜报》和《泰晤士报》等报纸进行宣传,在英国拥有大量支持者。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谴责国家官僚机构增长和高税收带来的弊端,向大众宣传节俭和谨慎的价值观,还要求财政部加强对支出的控制。各种反社会主义和反浪费联盟在1922—1923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公众舆论中的这种广泛流行的紧缩思想无疑促进了财政部的紧缩政策(Mattei,2016)。

 

(6)“格迪斯削减”(“Geddes Axe”)一词来自国家支出委员会(Committee of National Expenditure),即“格迪斯委员会”,由主席埃里克·格迪斯(Eric Geddes)提出。委员会由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财政大臣霍恩(Robert Horne)任命。该委员会由财政部简报提供指导。它建议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削减政府开支(Mattei,2016)。

 

（作者简介：兰无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源：红色文化网，本文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5年第5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