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及意义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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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东：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及意义
2025-11-24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面对国内外各种反动的、错误的、落后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冲击以及西方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指挥下，新中国坚持不破不立、破中有立，并努力做到以立为本、重在建设，不仅迅速确立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毛泽东带头对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领域的错误思想观点展开批判，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通过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繁荣文艺创作等举措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坚决有力地推进意识形态革命中形成强大合力，在立破并举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现大发展、大繁荣。这些重要思想、举措，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抓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存在多年的旧社会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巨大，尤其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影响深远、根深蒂固，而且西方也借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再加上西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解放前已在中国传播多年，对民众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如何尽快肃清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怎样又快又好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新中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指挥下，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坚持不破不立、破中有立，并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在立破并举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现大发展、大繁荣。
一、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以理想信念立党、意识形态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所在和鲜明特色。建党伊始，我们党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党的七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再三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迅速确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加以巩固。
要想政治上坚定，必须理论上清醒。早在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党成立之后，他更是特别重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全党作出了表率。1938年10月14日，他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他不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把以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为代表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这是对全党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动员、号召和部署。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强化。首先就是清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控制多年的新闻出版等领域，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解放城市时，我们党不仅直接接管国民党的通讯社，要求曾由国民党直接、间接控制的新闻出版机构立即停刊并没收其全部财产，而且对进行反动宣传的私人新闻出版机构也同样进行处理。而对其他私营报纸、杂志、通讯社，则允许其在向军管会登记获得许可后，在不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业务。并且，在大力发展新中国自己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同时，党还禁止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新闻机构从业人员在华拍发新闻、电讯等。1949年12月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要求全国文化教育行政工作均应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2]1951年1月1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2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据1952年12月初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多人，报告员7.5万多人。[3]随着党的宣传机构和群众宣传网的建立，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得到大大加强。而党领导下的新闻舆论阵地、宣传机构、宣传队伍、宣传网络等的不断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不仅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更有力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人民出版社承担《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对收录的所有文章都亲自审定，并亲自动手认真撰写题解、注释，确保了收录文章的准确性和高质量。经党中央批准，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汉文版出版后，其少数民族语言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也迅速展开。由于毛泽东的文章大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迅速掀起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此外，毛泽东还鼓励、指导专家学者撰写解读、阐释类文章，利用多种方式方法积极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举措深受欢迎，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扫盲运动和全国性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彻底改变了旧中国文盲率高达80%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素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选择、坚定信仰。
为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理论教育，党中央于1951年3月20日发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1951年5月7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着重讨论了把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经常化、整顿党内外的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和改善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管理等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工农读物的出版工作的决定》两个文件，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进。[4]1954年5月5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了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从不同方面对进一步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进行了重点部署。[5]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相提并论，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1955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对在干部、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进行部署。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结论部分专门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号召全党同志学哲学，“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7]正是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党不仅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政策教育，而且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各级各类学校也纷纷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阶级性是意识形态最显著、最重要的特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和不容含糊的根本立场问题。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这些问题，而且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早在1941年初，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强调加强党性锻炼，并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增强党性的问题。同时，他也非常重视人民性问题，人民性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特色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批判那些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观点，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始终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在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人深刻认识到，党性和人民性永远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迅速确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快速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确立了正确指导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此得到坚定不移地坚持，虽然遭受多种错误思潮、意识形态的冲击，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动摇，而且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启示我们，什么时候旗帜鲜明地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大力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舆论兴党，党和国家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思想建设、理论学习、新闻宣传事业、意识形态工作，背离、放弃甚至背叛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不能进行科学抵御、坚决斗争、英勇反击，党和国家事业就会出现大问题、遭受大挫折，甚至发生苏共亡党、苏联解体那样的历史悲剧。
二、毛泽东带头对意识形态领域的
错误思想观点展开批判
文艺、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来没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文艺、教育。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文艺、教育等领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也是问题最多的。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文艺、教育等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并注重通过抓好文艺、教育等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来引领整体的意识形态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通过带头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和多次作出指示、批示，亲自指挥文艺、教育等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观点，毛泽东带头展开批判，引导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加入意识形态斗争。1950年底，由孙瑜指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成。这部电影讲述了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武家庄的武训，为了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行乞多年兴办义学的故事。电影于1951年初在全国多地公开上映后受到欢迎，不少媒体也纷纷发表赞扬《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同名电影小说《武训传》以及连环画《武训画传》等衍生作品也随之出版，影片存在的问题和相关的错误评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毛泽东调看了《武训传》后，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结合一些专家、媒体和有关部门对影片的赞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感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于是决定进行批判。1951年5月20日，他不仅指出了电影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当时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提醒全党要特别注意：“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8]在此基础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9]正是通过对电影《武训传》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批评，他引导更多人看清了文化、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深刻认识到“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10]之类思想的巨大危害性，弄清楚了文艺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前进方向、新中国应该办什么样的教育等重要问题，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深刻认识、坚决批驳问题作品、错误言论、反动思想，告别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积极讴歌、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此外，毛泽东还在几年后批判了电影《清宫秘史》存在的问题，并再次谈到了《武训传》的问题。当时，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国国内主要的矛盾、斗争逐步从外部的转变为内部的，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比较明显。1954年10月16日，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11]因此，他便结合文艺领域中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人批评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红楼梦研究权威的“新红学派”代表人物俞平伯的文章，展开了一场对《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批判，不仅亲自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进行批注，而且多次召集有关人士进行谈话，并作出指示、批示。他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即在思想领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12]他批评了某些“大人物”身上存在的“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3]等问题，希望引起大家对如何实现文艺的艺术性、政治性辩证统一问题的重视。
而且，鉴于胡适派错误思想在学术理论界影响多年且根深蒂固，毛泽东还借机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从多领域多方面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错误观点、错误方法及其影响进行揭露和批判。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出文艺界长期以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表现出容忍麻痹的态度。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的文章。11月底至12月上旬，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联席会议，传达学习讨论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相关领导的信，扩大联席会议作出决议响应毛泽东号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联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肃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各个领域的影响。1955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14]3月1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15]并要求：“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1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汇总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则集中体现了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学术理论成果。这场全面批判不仅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还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具体书籍等，是一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入批判。同时，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场生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大大推动了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这既是对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洗礼，也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习、大教育，不仅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引领力，更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立破并举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阵地。
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带头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观点展开批判，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有了深刻认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引领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确立了重要原则、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意识形态问题的出现和反复，进一步凸显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聚焦重点，高度重视抓好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等关键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更是推动着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历史性的转变。
三、大力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成长，既深受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又遭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长期重视和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并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深知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性根深蒂固，对知识分子既重视自我又有较强的依附性等特征认识深刻。新中国成立后，他非常重视并亲自抓好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既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的方针，采取理论宣传教育、自我教育、典型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方法，注意解决思想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问题，特别是防止他们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误导、利用甚至腐蚀、收买、控制，积极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告别反动的、落后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高度认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立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民族资产阶级都必须执行既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的方针。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不仅强调，“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而且明确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策略，“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17]1951年1月19日，他在接见参加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各中共中央局和大城市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并同他们谈话时指出：“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决不能置之不理。”[18]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1952年1月5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宗教界积极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改造，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20]6月6日至24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继续加强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意见》，经中央批准下发。文件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政府和企业机关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等不同界别人士的思想改造分类提出了具体要求、教育内容以及学习方式等。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并注重发挥黄炎培、张澜等代表性人物的模范带动作用。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指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21]这里强调了通过先进典型带动进行思想改造的方法，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并行之有效的。在毛泽东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党领导的以团结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于1953年10月正式成立，并在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团结引领民族资产阶级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两面性也有着清醒认识，耐心地、持久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思想上不到位、不彻底或出现反复，毛泽东非常重视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指导，引导其继续努力加强思想改造。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长期性：“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犯再去，再犯再去，长期斗争，用改造的方法来解决。”[22]1956年12月7日，在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指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那就不需要改造了，说只有一面性，是不利于改造和进步的。我们的任务是又鼓励又批评，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对立统一的。”[23]并且，他多次指出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本质，提出要对工商业者又鼓励又批评，希望他们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心甘情愿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早日彻底脱离资产阶级队伍，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对于进一步正确推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彻底改造，团结更多力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4]正是身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坚持积极团结、耐心教育和大胆使用的政策，并亲自去做他们的工作，使得他们真正从内心里认同、行动上拥护社会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了一批“红色资本家”，而且有的人还成为国家部委的领导同志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既有很多人深受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也有不少人长期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思想僵化守旧、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注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为了培养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他就经常带头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知识分子谈心、交朋友，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在他们中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有进一步学习、改造的愿望。1951年9月，北京大学的汤用彤等12位教授积极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毛泽东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要求学习的行动，决定把学习运动扩大到北京、天津所有高校。9月29日，周恩来向参加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阐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着重论述了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号召广大知识分子要勇于和错误的思想、立场、态度作斗争，积极主动进行思想改造，并告诫大家：“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25]这就是要引导知识分子主动批判、告别落后的、反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建设者。随后，京津20所高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赞扬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26]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从而在整个教育系统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通过这次全国性的思想改造，不仅深入揭露、批判了许多反动、腐朽、落后的思想，而且帮助大多数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问题。1955年3月1日，党中央明确要求：“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27]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8]这个重要判断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也激励着更多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开展思想改造、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无论是在旧中国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全社会都是影响巨大的重要群体、关键少数。深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他们主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领大批其所在企业的工人、所教育的学生等支持、拥护社会主义，影响了与其有联系的海外人士对新中国的认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重视做好重要群体、关键少数的意识形态工作，也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抓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等重要群体、关键少数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集力量，而且有力维护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
四、以立为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与国内外各种反动的、腐朽的、落后的意识形态进行不懈斗争中诞生、发展、壮大的，既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又立场坚定、坚决有力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言行，在立破并举中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号召力、凝聚力、引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坚持不破不立、破中有立，而且努力做到以立为本、重在建设，在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在立破并举中带领全国人民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采取有力举措肃清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又通过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繁荣文艺创作等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重通过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
为了肃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除了通过报刊、电台等多种渠道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带头批驳错误思想，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党中央还通过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婚姻制度，鼓励科学文化界坚持深入生活、推陈出新等，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毛泽东深知旧社会反动的、落后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29]他参与并主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改造和新教育制度建设的总方针，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作用、服务对象以及推进策略得到明确。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很快就提出要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不仅通过对学校领导机构进行逐步改造，使学校教育稳步地转移到党和人民手中，而且通过改革旧式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引导教育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宽广道路。毛泽东对教育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不仅要求教育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学校向工农开门，大规模推进工农扫盲，而且亲自关心、指导学校教材的编写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并把干部教育纳入正规化教育制度。周恩来也提出，要使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30]。随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制度逐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整体上实现了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和革命斗争服务的目标，为在思想文化领域肃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
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旧中国的绝大部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地位低下甚至备受欺压。党成立伊始就高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更是坚决彻底地改革旧的婚姻制度，在根除限制女性自由的旧习陋俗中促进妇女解放。1950年4月30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发布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行为，实行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婚姻政策，建立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随后，党和国家迅速展开宣传，组织开展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群众性活动，让新的婚姻政策很快就深入人心。并且，党中央还注重在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中调动广大女性的革命、生产积极性，在革命运动、生产劳动中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大城市中开展大规模清除妓院的运动，对妓女、舞女进行教育改造以帮助她们重新进入社会，培养和选拔优秀女性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新中国女性不仅在家庭中获得了平等地位，而且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旧中国的文艺作品的主角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体现的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影响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作品的创作。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作大量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来影响人、鼓舞人、引领人是重点所在，也是党中央重点部署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党已经开始努力建设新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逐步开始全面改造旧文艺，不仅对旧文艺机构进行接收改造，更对旧文艺工作者、作品、形式等进行彻底改造。1949年7月2日至19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向，提出面向人民革命胜利的新的现实，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任务。1950年7月，文化部发布电影业登记、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等五个暂行办法，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也在同月成立。1951年1月，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成立，统一经营全国电影发行事业。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确立了新中国戏曲改革乃至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同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写作电影剧本工作的指示》。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戏曲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机关领导，各地文教机关必须对上演的剧目进行审查。6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明确文工团的总任务是大力发展人民的新歌剧、新话剧、新音乐、新舞蹈等。1952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闭幕典礼上的讲话中阐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问题，强调“戏曲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讲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政治是我们戏曲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把许多存在我们戏曲里的封建落后的殖民地化的以及品格不高的东西，加以改革”，“艺术的标准，要求作品是统一的，又是优美的、健康的，要有一定的水平”，“我们今天要把整个戏曲界的人，除去极少数带恶霸性质的败类外，都团结起来”，就是要求文艺界要努力实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政治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31]1953年3月13日，党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改组文艺团体和加强党对文艺创作领导的报告》。9月23日至10月6日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1954年1月8日，党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的模范带动下，新中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以话剧《龙须沟》、电影《钢铁战士》、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歌曲《歌唱祖国》和歌剧《长征》《小二黑结婚》等为代表的优秀文艺作品纷纷涌现，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推动着新中国文艺事业、意识形态建设在破旧立新中实现了大发展、大繁荣。
在党中央的关心指导下，文艺界还非常重视对传统中国画等美术进行改造。围绕着“国画”的名称与分科、“新国画”的改造以及中国画的民族形式等问题，不少文艺界人士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人民日报》1949年4月组织开展“国画讨论”之后，1950年2月1日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也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针对中国画的问题展开讨论，李可染、徐悲鸿、李桦等纷纷撰文谈如何创作积极向上的新内容与形式、改造中国画等问题。1951年10月，文化部、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年画创作的领导与计划性，使新创作的年画能够深入广大农村。此后，美术界逐渐涌现出越来越多反映新中国伟大巨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优秀作品。
此外，党中央还通过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封建礼教、破除封建迷信、取缔反动会道门、进行社会改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行动、运动，在立破并举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推动着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新文化深入人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通过立破并举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经验非常具有示范意义和代表性。在党中央领导指挥下，特别是毛泽东率先垂范，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大力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规矩、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使得旧社会存在多年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较短时期内被基本肃清，涤清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迅速建立起来，并在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拥护中不断增强其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引领力，引导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争先恐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建功立业。这不仅为此后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确立了许多长期坚持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重要方针等，对新时代进一步建设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5页。
[3]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6页。
[4]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0—282页。
[5]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3—284页。
[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396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353页。
[12]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4页。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4]《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页。
[15]《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22页。
[1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22—923页。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18]《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84页。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2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24]参见朱继东:《发扬好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视角》,《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10期。
[2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27]《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26页。
[2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3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31]《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20、122、123页。
【来源：朱继东.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及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24,(10):5-14.】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AKS020) ;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2ZDA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朱继东，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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