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后确立起国际战略的全球南方视角。把握中国国际战略这一新视角的价值并协调与传统视角的关系，须研究其所坚持的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等视角的演变。习近平全球南方战略视角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坚持，体现在上述演变中所蕴涵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唯物辩证法思维方法、超越两大阵营对抗的意识形态、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定位的理论逻辑。同时，这一战略视角在事实判断上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坐标，在价值判断上以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程为坐标，在使命任务和中国定位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坐标，从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定位形成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全球南方视角。
2023年8月，习近平在参加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期间，在发表闭幕式致辞、会见记者等场合，第一次明确宣告，“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此后，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喀山“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等重大活动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
把中国定位为全球南方一员，同全球南方国家并肩携手，通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格局、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当下中国的国际战略。
习近平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出发构建中国的国际战略，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使全球南方视角成为当下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一视角对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所确立的国际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在学理上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学理性价值。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后，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出发构建中国的国际战略，“全球南方”在中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研究和使用的高频词汇。“全球南方”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定义。它并不是一个以地球赤道为界的、与“北方”相对应的简单地理概念，也不仅仅是指特定的“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这样的狭义的地缘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泛指多样化国家群体的广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概念。这一国家群体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其利益诉求也是多元化的，但之所以成为全球南方，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政治底色、历史使命和共同主张方面有三个共性，即“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发展振兴是我们的天然权利，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全球南方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它源于这些国家历史维度上承载着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共同记忆；经济维度上虽尚未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但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积极主张构建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于是，这一概念同20世纪诞生的“南方国家”具有相似性和继承性，但它更凸显了“全球”的群体性。由于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部，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因此，国际社会习惯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逐渐形成了群体性崛起并壮大的势头。同时，由于经济的增长，南方国家有需要也有可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维护和平、带动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于是，国际社会越来越侧重于以整体视角看待南方国家的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3年推动了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升南方国家话语权的“打造全球南方”项目。这样“全球南方”概念便开始应用并逐渐取代更多包含经济落后、政治不稳定意蕴的“南方国家”概念而流行起来。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划分标准，在其193个成员国中，36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全部位于欧洲、北美和亚太沿海发达区域，其余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现在都被认为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作为代表南方国家反对霸权、试图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力量，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创建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七十七国集团、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太平洋联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一方面，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不断凸显；另一方面，我们还须警惕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在使用“全球南方”概念时，有意把中国同全球南方进行切割，以此孤立并遏制中国，并且将其作为在新兴大国之间进行挑拨和分化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基于相同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以及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的客观事实，为了承担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主观诉求，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始终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可以说，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支点就是全球南方，它因而成为学界观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视角。以往，人们常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立的视角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一方面，无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影响国际局势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70多年前作出的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论断并没有过时。正如习近平所说：“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和由其确定的本质要求，以及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都蕴含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由于对社会主义视角的研究和认识比较充分，而全球南方视角刚刚确立，因此，理论界要对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社会主义视角和全球南方视角的关系有辩证的把握，有必要在充分认识全球南方视角确立的现实逻辑这一必要条件的基础上，把握全球南方视角得以确立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即这一国际战略视角的确立，是怎样继承并且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以此更深刻地认识其内涵和外延。
二、习近平全球南方视角对毛泽东、邓小平
国际战略思想理论逻辑的继承
要把握习近平全球南方视角何以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合乎理论逻辑的继承，首先需要梳理20世纪下半叶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化过程，并揭示这一演化过程中的客观依据，即事实判断及蕴含在其中的主观视角，也就是价值判断的转换。这一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毛泽东40年代后期的“一个中间地带”→50年代的“三类矛盾、三种力量”→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70年代的“三个世界”→邓小平80年代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90年代初的“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借口，开始对苏冷战，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在人们担忧美苏是否会引发新的世界性战争时，毛泽东却揭示了美国反苏宣传的真实战略意图：尽管“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但其“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毛泽东作出这一判断的客观根据是：美苏中间隔着一个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即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一方面，揭示了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潜在矛盾，即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其蕴含的意识形态视角依然是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抗视为世界主要矛盾。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选择“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的同时，也在力图打开中国新的国际空间。在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发展同世界各国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结束不久，对世界格局变化的新态势作了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是在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亚洲和非洲的地盘。这一判断的客观根据是，当前世界除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外，还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由此派生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它蕴含了观察世界格局新的意识形态视角的调整，即更重视帝国主义之间及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判断世界局势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在美苏两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夹着两个中间地带，即亚、非、拉美“第一中间地带”和欧（包括西欧和东欧）、加、大洋洲“第二中间地带”，并由此确定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即不把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对中国的威胁，而是要发展商业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其客观根据是，亚非拉不结盟运动兴起，中苏裂痕公开化、扩大化，欧美矛盾上升，而这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同“第二中间地带”的“根本的共同点”是都“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这一国际战略思维所蕴涵的意识形态视角已超越了“两大阵营”的对抗。其一，它所谓的“中间”，已不是夹在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而是夹在美苏两个搞霸权主义大国之间的“中间”；其二，亚非拉国家作为“第一中间地带”，是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其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同美苏也有矛盾。这就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奠定了逻辑基础。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毛泽东在“两个中间地带”战略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即把美、苏划为第一世界，把除了日本以外的亚、非、拉美国家划为第三世界，而把夹于其间的其他资本主义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划为第二世界。世界主要矛盾，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搞霸权主义的矛盾，它可能导致战争；二是第三世界国家同美苏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反对霸权主义的革命。由此决定了三个世界不同的历史地位，第一世界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第三世界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不再是夹在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第二世界具有两重性，是可以在反霸斗争中联合的力量。这一国际战略思想给中国的明确定位是第三世界。其形成的客观根据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爆发边境冲突，苏联对中国压力加大，美国开始调整全球战略以加强对苏争霸的地位，为此，毛泽东深感战争危险增加。“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形成的主观意愿是：一方面，为制止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在国际斗争中争取主动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其蕴含的意识形态意蕴是：它以经济力量、军事实力以及对外政策为划分标准，一方面，坚持了以经济地位确定政治态度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超越了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分阵营的传统意识形态，而是以国家利益和第三世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战略上调整了“敌、我、友”。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一方面，他坚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定位，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战略，强调“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另一方面，他又调整了毛泽东关于战争危险和革命形势的判断，揭示出“三个世界”所对应的东西和南北矛盾中所蕴含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即“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的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在东西关系上，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已走进“死胡同”，客观上出现了由紧张转向缓和的局势；在南北关系上，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南南合作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蕴含的意识形态意蕴，一是站在人类的高度，看到在核武器条件下一旦发生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而南北差距如果继续扩大，将阻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因而强调在对外关系中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向所有国家开放，一方面对苏联和美国都维系从容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做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参与者。在邓小平看来，南南合作“这个提法很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国际局势动荡的严峻背景，邓小平多次强调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江泽民将邓小平提出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其客观根据是，随着国内政治风波的平息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的逆流，西方许多国家对中国经济上实行制裁、政治上进行打压、意识形态上渲染所谓“历史的终结”。其蕴含的意识形态意蕴是，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不管苏联怎么变化，都从容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从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到邓小平的“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一是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依据世界形势和格局的变化，调整对国际大势的判断并以此确定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无论是新中国诞生初期的“一边倒”，还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提出的“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以及邓小平基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论断，作出不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而且对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开放的决策，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二是在思想方法上，坚持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邓小平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铁板一块，正如毛泽东所说：“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例如发达的英、法、德、意、日之间，就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还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打吗?其目的是争所谓不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也正如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所说：“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三是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矛盾的传统思维。毛泽东、邓小平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外交关系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在中国定位上，把中国归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毛泽东、邓小平在这一定位中，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同时打破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计划，以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正如邓小平所说，“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这才是“真正的不结盟”，我们既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发言权。从上述归纳中，我们可以把握蕴含于毛泽东确立“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基于“东西南北”格局而确立“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习近平基于全球南方视角的国际战略思想，在思想路线、思维方法、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定位方面，明显坚持和延续了这一理论逻辑。当今世界风起云涌，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确立全球南方视角，不仅坚持和延续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而且有了合乎历史逻辑的重大发展。习近平全球南方视角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历史逻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确立国际战略全球南方视角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以及由此确定的使命任务及其中国定位三个方面。
（一）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坐标的事实判断
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局面这一事实。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裂痕，特别是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苏联，不仅公开“口诛笔伐”，而且“兵戎相见”；同时，欧洲共同市场乃至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和壮大，也蕴含了欧洲同美国之间的矛盾；而世界反帝反殖的浪潮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至20世纪70年代，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已由创立初期的50多个增至170多个。尽管如此，整个世界秩序还未超出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源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中出现衰退，而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在同苏联的争霸中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和调整，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东西之间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在继续加剧。基于这些现实，邓小平作出了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的重大判断，进而得出这两大问题是当代世界“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确立全球南方视角，在坚持毛泽东“三个世界”和邓小平“东西南北”格局划分视角中蕴含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东西南北”关系出现此消彼长的历史性变化，即“‘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并且把它纳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中，断言它“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并逐步完善对这一论断的论证，其主要依据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它意味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经济重心在变，世界经济新旧动能发生转换；政治格局在变，国家权力出现了再分配；科技与产业在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正在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变化；全球治理结构在变，雅尔塔体系终结后，各种政治力量在加大博弈力度，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等等。
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证，进一步把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作为其鲜明标志。经过雅尔塔体系解体后的30多年的发展，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已从20%增至40%以上，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这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治理变革、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关键力量。把全球南方的崛起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坐标体系中，无疑更凸显了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
（二）以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程为坐标的价值判断
毛泽东当年无论是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察视角，还是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后来加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为价值判断的。正如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公开谈话中一直强调的，“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邓小平经毛泽东授意于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系统阐述“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除了继续关注反对霸权主义，特别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对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其中更突出其在通过改变南北差距对全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正如他所指出的：“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习近平提出以全球南方为视角的国际战略思想，在坚持“三个世界”和“东西南北”格局划分视角中蕴含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化，突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在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进程的更高层次上的价值。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至20世纪80年代，部分南方国家在经历了照搬苏联模式而未能实现现代化之后，开始重新探索现代化道路。此时，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兜售所谓“华盛顿共识”，以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管制、财政紧缩、市场完全开放、金融和贸易完全自由化等手段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但由于其蕴含的价值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思想上的新自由主义，不少拉美和东欧国家深受其害。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宣告失败，诸多全球南方国家开始探索自己的经济转型道路，从而实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崛起。
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迈向现代化，从而成为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力量，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贡献。
从经济发展上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中心目标，它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因而明确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当下就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而言，尽管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美国，但是由于美国经济近20年来进入高度服务化和金融化阶段，出现了“产业空心化”，而全球南方中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商品竞争力不断提高，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伙伴国家多元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货物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呈相对下降趋势。不仅如此，在当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而西方某些国家愈演愈烈地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合作的凝聚力持续强化，以有力的区域合作为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赋能，在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政治上看，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具有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集体记忆，因此，它们不会答应人类重蹈文明冲突和阵营对抗的覆辙，独立自主、友好交往便成为全球南方的核心宗旨。它们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应一律平等，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促进全球治理改革，并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从文明进步上看，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多元多样的文明，这些文明在殖民时代曾遭受西方中心论的压制，因而更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总之，全球南方是发展开放的中坚力量、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坐标的使命任务及中国定位
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时，依据当时美苏争霸和苏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十分关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他强调：“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他寄希望于世界革命高潮的兴起以制止美苏争霸可能导致的战争。
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当代全球战略问题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新思路，超越了关于战争与革命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尽管邓小平没有完全排除战争的危险，但作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其根据是：“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他强调，无论是东西关系（即和平问题）还是南北关系（即发展问题），都必须从人类高度来认识，这并不否认斗争的必要性，而是改变了斗争目标及由此决定的斗争方式，即把反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为中国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制定国际战略的出发点。
习近平确立全球南方视角，在坚持毛泽东“三个世界”和邓小平“东西南北”格局划分视角中蕴含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根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变迁，突出了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使命任务，并且强调了中国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的定位。正如习近平所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将“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力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把对中国定位的提法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调整为“发展中大国”，实质没变，但突出的重点变了，即从“发展中国家”改为“发展中大国”，关键词落脚在“大国”上。“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这一胸怀和担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相继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以达到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经济复苏、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注重发展中国家需求的目标。
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尊重主权、遵守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以达到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避免冲突对抗的目标。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与霸权，以达到消除文明隔阂、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智慧支持的目标。
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为导向。
为了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倡导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推动构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主张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呼吁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中国秉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理念，支持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携手各种文明共同发展。中国强调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在实践上，中国不断加强同全球南方的战略合作。中国发起、深化和拓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平台；完善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中亚峰会等多边合作框架，积极加大同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海合会、太平洋联盟等合作力度；推动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设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和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等等。通过这些平台、机制和机构，持续推进了全球南方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坚定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正当权益，推动扩大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在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给予了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中国还扩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商品进口，预计到2030年累计进口额将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将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不断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宣布，未来3年中方将向拉共体成员国提供3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0000个来华培训名额、5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300个减贫技术人才培训名额、1000个“汉语桥”项目来华组团名额、实施3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
中国还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同东盟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引领双方走在世界经济的创新前沿；中国还将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提供人工智能这一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等等。
总之，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不断加深，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引领作用。据美国《新闻周刊》2025年5月14日报道，民意调查机构Nira Data发布的《2025年民主感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3/4的国家及地区对中国的看法比对美国的看法更好，中国成为现在大国中唯一一个净正面形象的国家，中国在各大洲都收到较为积极的评价，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支持率最高。这表明，习近平确立的全球南方视角，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具有科学性和道义性，为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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