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全文）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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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全文）
2023-01-10
【编者按】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同志2022年8月12日在第八届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史理论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报告，分篇发表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和第11期。现经授权全文合编转发如下，以飨读者。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我们认清了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又使我们明确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正确方向。只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既不做超越阶段的事，也不做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事，尽力去做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前进的事，那就一定能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过新发展阶段和今后其他的发展阶段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弄清楚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找到了指引革命事业的正确理论、方针、政策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弄清楚了新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找到了指引改革开放事业的正确理论、方针、政策。这个社会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方针、政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据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重要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适应并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科学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不久前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再次明确宣示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要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就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用这一思想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切实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在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他们称这个时期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解释说，这个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们指出，所谓旧制度痕迹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这个社会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他们认为：“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以上论述表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个过渡的社会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然而，这个社会的时间究竟有多长？里面还有没有不同的阶段？如果有，不同阶段又应当如何划分？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未出现之前也不可能讲。
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二三十年后的1917年，社会主义社会在俄国真的出现了。但它究竟有多长时间，以及其中还有没有不同阶段，人们仍然不是很清楚，而且往往存在把时间长度看短的倾向。例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说过，那时的年轻人再过10年、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久后，他发现实现共产主义没有那么容易，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意思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除了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还需要人的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再往后，斯大林又犯了急性病，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1938年提出5年内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他稍微退了一步，在1952年说苏联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但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头脑又发热，把话说得更绝对，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到1980年左右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他的继任者对于这种过于冒失的言论进行了纠正，但仍然提出苏联已处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同样碰到了急于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于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接着，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所谓急于求成，一“急”是急于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增加产品数量，实现“超英赶美”；另一“急”便是急于进入共产主义。那时有的文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还有的文件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前（即1967年）进入共产主义。上面急，下面更急，有的县提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2年进入共产主义”“大战200天进入共产主义”等。
随着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的暴露，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在1958年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接着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1959年年底，他在小范围里甚至说道：“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思想只是闪现了一下，未能展开。
后来，毛泽东正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他在1962年修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时说：“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1964年他在修改“九评”时又说，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不如准备长些”。起初，他说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主要是从经济建设角度讲的，他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但1962年之后，他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长期性问题上，角度渐渐由经济建设变为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法权”，认为需要较长时间的主要原因是要消灭阶级、阶级斗争和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时间不可能短。例如，他在1974年年底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说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其实，这两个角度都不错，问题发生在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上。就是说，究竟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还是抓阶级斗争是主要任务。不过，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他在谈到经济计划制定时也说过一句话：“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毛泽东都已认识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将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受他这一思想的启发，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不过没有发挥。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此作了具体阐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又划分出一个初级阶段，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过一个规范性表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表述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一样，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样不能把它看短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前者指的是社会形态，后者指的是对应这种社会形态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方针政策。可以说，自从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行，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邓小平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但他的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对这个概念都没有作出阐释。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六大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都下了定义、作了阐述，但未能用明确的语言对其内涵加以概括。作出完整表述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作了进一步丰富，增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最本质特征，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加完善。这些论述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有多长。
二、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区别
当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尚处在世界的第七位。然而，到了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说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习近平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但他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这一概念，但同时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论述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很长时间，不能轻言结束；但这个阶段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中也会有不同阶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又划分出不同阶段，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从党中央有关论述来看，作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一个新阶段的判断，大体有以下几点依据：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美元，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已建立起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90%以上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国家综合国力已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由11.3%提升到18.45%；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发展韧性强劲。最后，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同时，国防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既然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等，与此前相比，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那为什么不能讲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或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一定要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呢？这是不是过于谨慎、过于保守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明确回答，其中指出我国虽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就是说，我国还没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对此，我认为还有以下几个问题不能不考虑。
第一，各项指标的人均数还比较低。中国尽管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大幅度降低，至今比不实行计划生育大体少生了2亿人，但目前仍然有14亿多人口，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但人均的1.14万美元刚刚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只相当于高收入国家人均的1/4弱，更仅是美国人均的1/6，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只占第60位左右。许多产品的产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均计算也都偏低。例如，2021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10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一半多，但人均产量只有700多公斤，与日本、韩国差不多；谷物产量已达6.8亿吨，约占世界谷物产量的1/4，比美国还多1亿吨，但按人均计算仅为美国的1/4强，2021年仍进口1.6亿吨，其中大豆9000万吨，谷物7000万吨。
第二，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还不够合理。与世界各国相比，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增长方式总体上还比较粗放，结构上也不够合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首先，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我国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例如，近些年来，在节能减排、生态维护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单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人均数，但绝对量却升至全球第一位。据监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5万条河流，至今消失一半多，剩下的2.3万条河也有40%被污染，其中20%的河水完全不能饮用。另外，耕地不仅受到城市和交通建设的挤压，而且单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7倍；农药不仅高毒、高残留、高污染，而且有效利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以下；还有20%的耕地面积重金属含量超标。而要减少耗能多、污染多的企业，与发展工业和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要促进粮食增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与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之间也有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一个高科技产品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的过程。其次，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够高，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发达国家，重复建设和中低端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一方面，由于盲目设厂、恶性竞争，导致钢铁产业利润下滑而债务上升，且产能被大量闲置；另一方面，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大批优质和特殊钢材。最后，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突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国家统计局和国内外研究机构公布的关于中国基尼系数尽管不完全一样，但都超过了国际公认收入警戒线0.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连续进行脱贫攻坚战，至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已实现全部脱贫，但脱贫标准总体上仍然是2014年制定的人均年收入2800元，全国近一半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大于2.5∶1，许多地方的农村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社会保障水平也比较低。
第三，科技的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目前，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的产品约有1500种之多，但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设计软件，大部分不在中国手里；制造这些产品的高端芯片和装备，大部分也要进口。许多中外合资企业，生产在中国，技术、专利却留在对方手中，使中国长期处于制造业的中低端，利润大部分被对方拿走。就连服装、鞋帽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消费品，很多专利、品牌也是国外的。农业中的一些优质种子和深加工产品的国内市场，也被跨国公司掌握。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逐年提高，但仍然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四，妨碍中国发展的国内国际因素还比较多。首先，随着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同时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14岁以下人口比重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老龄人口比重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20年，60岁以上人口超过18.7%，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5%，80岁以上的老人有3580万。其次，劳动力工资提高较快，土地价格不断上升，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企业成本压力持续加大，导致一些外资企业甚至国内民营企业开始向成本相对偏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最后，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又出现了新危机的迹象，造成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这些情况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造成下行压力，带来不利因素。
第五，工业化、现代化的标准还在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既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和标准会随着人类经济、科技与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变化。是否达到了工业化标准，一般看生产工具的状况。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数字化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以3D打印、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等为标志的智能化，被人们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使那个时代的工业化标准相应提高。比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厂和交通工具使用蒸汽机就算是工业化了；但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使用蒸汽机就不能再算作工业化的标志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信息技术、太空技术、纳米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等，有人称之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叫后工业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能不考虑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例如，在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如果工业生产中还没有运用这种技术，机床没有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即使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也很难说实现了工业化。再者，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进入了非工业化轨道，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工业比重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能简单以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多少为标准。前些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而美国却是26%，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工业化程度高于美国。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但这个工业化的内涵已与原先大为不同。
现代化标准的内涵比工业化更为复杂而丰富。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用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代替了原先提出的实现工业化的口号。而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标准，不仅要看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要看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生态环境的状况。所以，当今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了现代化标准，要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是否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前列，还要看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否基本建成；社会文明程度是否达到了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否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是否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是否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否显著缩小；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是否基本形成，社会是否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是否根本好转；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要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是否得到全面提升。正因为如此，我国在21世纪初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到了2035年，明确指出要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上说明，当代中国通过70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然而，这个新阶段在发展上还是很不充分的，距离当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要追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更高一级阶段，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列宁曾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时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历史已经说明，中国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应用，不同于英、法、德、俄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态等方面，也有别于苏联的实践。然而，各国的具体国情无论有多么不同，只要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脱离和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原则。具体到当前的我国，虽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但同时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原则。就是说，要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规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那么，怎样才算做到了这一点，以什么标准来检验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我认为，起码要看以下三条。
三、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宣布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最低纲领，就是各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确定的当前奋斗目标和主要斗争策略。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为什么在执行党的最低纲领时必须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条原因。
第一，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在完成党的每一个最低纲领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
我们党在过去100多年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具体内容各不相同的当前纲领或最低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党的最低纲领总起来说是“反帝反封建”，具体到抗日战争时期是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提出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工业化建设；后来又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力争早日实现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又提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党的十九大所宣布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这个任务也可以看作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时的当前纲领。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尽管过去100多年来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最低纲领或当前纲领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看，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而奋斗。
我们党在执行不同历史时期的最低纲领或当前纲领的具体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是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执行这些最低纲领或当前纲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奋斗时，心中始终秉承着党的最高纲领，始终坚守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和信念。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就提醒人们：“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他说，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只有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新中国前30年建设达到的经济规模，将过去完全的公有制改为了公有制为主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吸收国外投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接轨。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更加注意提醒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一定要坚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邓小平说：“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针对一些人到国外考察，看见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情况，陈云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后来，他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又指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他批评“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甚至违法乱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是反复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所谓初心和使命，就是共产党建立之初确立的奋斗目标、宗旨和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
第二，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在执行党的最低纲领的漫长过程中始终不松懈斗争意志。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讲共产主义，不利于吸引外资；共产主义是很遥远的事，还是少讲为好；甚至胡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不应作为人民的奋斗目标；市场经济是永恒的，在市场经济前面不应加社会主义四个字；等等。
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还很遥远，但不等于遥不可及，不是乌托邦和空中楼阁。而且，共产主义不仅仅指未来社会，它也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运动、斗争。只要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运动和斗争，每一个胜利都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一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党的十二大报告也曾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各种质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声音给予了严厉批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他特别引用了陈云同志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所指出的，“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论述，强调：“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说，在共产党最高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他还说：“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正因为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才能在执行党的最低纲领过程中不迷失方向，不松懈斗争意志，所以，执行党的最低纲领的同时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就是天经地义的要求。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针对有人提出执行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时是否应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疑问指出：“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同时，他也提醒，“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他的这些论述，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的，但蕴含的关于处理共产党最高纲领与当前行动纲领之间关系的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关于改革开放后在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时，还要不要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此有过同样明确的论述。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陈云也说：“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全党开展了一次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松动。”他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可见，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之所以能保持正确方向不走样，始终把党的当前行动纲领与最高纲领紧密结合、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始终要求广大党员牢记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四、在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与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各项政策。例如，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允许资本参与分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要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接轨，等等。如果不实行这些政策，就是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叫作社会主义，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好比钢，其基本性质是含碳量小于2%的铁碳合金。在此基础上可以加各种合金元素，使其成为有不同用处的合金钢。但无论加什么元素，碳的含量都不能超过2%，超过了就不成其为钢，而是铁或者其他金属了。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过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他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时，他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并指出“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在他列举的这些内容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经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具体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之所以要强调宣传它们，是因为现在“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向前发展，主要原因就是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改革开放“最可靠的保证”，是“最可宝贵的经验”，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是规定和影响其他经验的核心经验。
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改革开放。这是一种自我论证。同时，且不说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即使成立，在事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谓改革，主要在于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所谓开放，说到底是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接轨。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20多个发达国家一直实行市场经济和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之外，余下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了，要么也是在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过渡。可是，在这么多实行和试图实行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唯独中国的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取得的成就最大。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气候自然条件较差、人均耕地和各种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等不利因素，能做到这一点就更加不易。只要把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改革开放，是否实行了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而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脱离本国国情，没有照搬西方经济、政治制度模式；在于中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保留了国家的计划手段和宏观调控能力，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在于中国一方面与国际经济接轨，另一方面没有完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更没有受国际垄断财团、跨国公司的任意摆布。说到底，在于中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敌对势力攻击我国的主要矛头所向。
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从而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奥妙”许多发展中国家渐渐看明白了，对西方的制度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样，对于这个“奥妙”，西方敌对势力也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民族分裂势力、邪教组织、自由化分子，为了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消除中国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力、吸引力，在利用一切机会制造反华事端，挑唆群众与政府对立，千方百计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的同时，集中攻击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的做法。
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看来，随着中国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历史错案的揭发纠正，中国早晚有一天会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他们显得比我们更关心改革开放，一有风吹草动，就造谣说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变了。由此可见，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开放，而是反对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这从反面证明，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才是各种敌对势力最害怕最痛恨的。邓小平曾指出：“台湾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前些年，一位新加坡学者撰文说：“欧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是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于一个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一个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还相当普遍。现实地说，这种担忧甚至恐惧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很可能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他的话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西方敌对势力最反对的，正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
第三，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之流搞的“改革”。这个所谓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错用了“500天计划”和“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药方，推进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造成生产下降、物价飞涨、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的局面；在政治改革方面，错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药方，搞议会民主、三权鼎立、多党制那一套，逐渐使苏共失去了国家的领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错用了“多元化、公开性”药方，发动全民对苏共和苏联历史进行清算，由反斯大林发展到反列宁、反十月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相反，把托洛茨基等人奉为英雄，甚至把沙皇当成布尔什维克“暴政”的受害者，从而使苏共威信扫地，使苏联历史变得臭不可闻，使人民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彻底动摇。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苏共怎么可能不解散，苏联又怎么可能不解体？
2008年，苏联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作题为“苏联解体原因”的报告。他说，苏联是靠苏联共产党凝聚的，没有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使改革有稳固和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作保证，千万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使这个党具有凝聚力，千万不要搞私有化。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我对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在这些方面，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出色的。”他们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俄罗斯思想界对20世纪80年代那场改革的新认识。这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要避免失败，关键在于不能让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脱节。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以苏联为例，告诫人们在改革中迷失社会主义方向会导致严重后果。他指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把思想搞乱了，党组织不起作用了，军队也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他说：“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个中原因，就在于苏共抛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他一再强调，坚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成就，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这告诉人们，维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改革开放行稳致远，才能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发展到高级阶段。
关于当前阶段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做以下分析论述。
其一，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是由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形式的结合而构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足当代，看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社会即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较，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允许私人资本（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存在，并鼓励私人资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让其中的经营性资产也以资本的方式运作；相应地，允许资本参与分配，拉开经营者与生产者的收入差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还是社会主义，就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把握住了这个度，做到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所有制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主体。
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他还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偷税漏税、变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但公有制始终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始终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我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道路。
有人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个体私营企业已占到全部税收的5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技术创新的70%以上，城镇就业的80%以上，企业总数的90%以上，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吗？持这种疑问的人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摸索出的一个真理，即某种所有制是否占经济的主体，主要应当看它对经济的控制力而不是其他。
改革开放后，《宪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但第六、七、九、十条始终没有变，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可见，在中国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的企业，以及土地、矿藏、河流、森林等构成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仍然被法律规定由国家和集体掌握。凡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金融业、运输业、电信业、能源业等，事实上都由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经营。在全社会资产总额中，国有企业也占绝对优势。因此，说中国当前仍然由公有制占主体，由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是毫无疑义的；私人资本在我国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并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但绝不占也不可能占生产资料的主体，没有也不可能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
还要看到，个体私营经济在满足市场需求、吸收就业人口等方面虽然作用巨大，但国有企业承担的一些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重大项目，以及各种社会责任，是它们不愿承担也难以承担的。它们给国家贡献了税收，但国有企业不仅要纳税，还要上缴利润。仅2021年，中央企业就上缴了1万亿元，而这是个体、私营企业不会做也做不到的。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家在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加强了对它们的引导和监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少数人搞官商勾结、中饱私囊，一些领域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反对不正当竞争，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他指出：“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另外，他在强调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力的同时，也要求加大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提高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和职务消费，依法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各种漏洞。所有这些举措，更加增强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
分配制度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邓小平说过：“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正因为如此，目前尽管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仍然较大，尽管出现了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但社会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生资产阶级。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定义的同时，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个“必须坚持”之一。针对有人反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共同富裕的论调，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在2020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时，他列举了五点，其中第二点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他说：“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021年年初，他再次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他的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指导思想，那就是虽然不能做超越初级阶段的事，但并不等于说在初级阶段不能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做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事，不等于说不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共同富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共产党任何时候都要尽力而为。
其二，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对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一面过分强调，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全面专政”“群众专政”等错误口号，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一些人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主张削弱国家的专政职能，反对再讲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可以自由发表。
针对上述错误观点，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讲过：“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他在晚年一次谈话中还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
有人问，既然已经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为什么还要讲无产阶级专政呢？专政的对象是谁呢？更有甚者，从根本上质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于这些问题，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也作出了回答。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随后，这些论述被写进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1983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都有哪些表现的问题，邓小平当年的回答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现在，反革命罪在《刑法》中已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煽动颠覆国家罪，但这个罪行具体指的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要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定罪处罚，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
自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邓小平说过：“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还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既然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否定社会主义，对抗中国的现行制度和政策，要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全盘西化，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邓小平还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他要求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一些煽动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的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1989年，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谈到要防止党内出问题，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要选拔培养德才兼备的第三代进领导班子。“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些事实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的确存在，而且斗争确实很激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增强的“四个意识”中，第一个就是政治意识。所谓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而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他在党代会报告和重要讲话中多次重申：“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他还指出：“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讲到如何认识党政关系时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讨论过党政分开问题，应该说，我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都不够，对如何解决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问题还是探索性的。无论我们对党政关系进行了怎样的调整，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党的领导。讲到这里，他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坚持党的领导时，还专门引用了列宁说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强调，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可见，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和邓小平的观点都是：“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2021年“历史决议”）在关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部分，总结新时代政治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时指出：“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可见，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总结的有关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经验中，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继承中的发展。
其三，关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更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当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怀疑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思潮。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还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文化大革命”“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逐渐暴露出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正如邓小平论述的：“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为此，他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心内容是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精简机构等问题。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然而，一些人却利用这个机会，歪曲“党政分开”的原则，试图用西方“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的原则来引导和衡量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就散布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停顿了”“滞后了”的舆论。受这种舆论的影响，一些企事业单位，甚至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纷纷取消了党委或党组领导下的行政首长分工负责制，从而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纠正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偏向，代之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批评有些人把分管工作当成自己的禁脔，“不愿意党委过问，不然就是党政不分了”。他说：“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党委是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各方面都应该自觉向党委报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况，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过去企事业单位被取消的党委领导体制逐渐得以恢复。党的十九大后，中小学校也被要求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凡有一定数量党员的民营企业也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还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并且吸收民营企业家中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入党，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但是绝不允许他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绝不允许他们染指国家政权。习近平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包括它的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经济制度决定了在中国社会里，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力量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中国社会，当然也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种矛盾不能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也决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更不允许这种利益集团组织政党，同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中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他们不再是过去那些阶级的代表，而是工商界、知识界的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与占人口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变得根本一致了。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政党制度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对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一些人之所以总认为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竞选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当成了一种“普世价值”，并拿来作为衡量我国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然而，现在就连西方学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种制度只不过是以金钱为后盾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垄断财团愚弄选民的把戏，对于大多数选民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有选举，但是，在我国，更重要的民主形式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性的深入群众走访，下基层考察调研，同各行各业的群众座谈，和不同阶层的代表相互协商，以及接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等。通过这些形式，使执政党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时听到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声音，从而保证政策和决策能从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利益出发，能有效解决人民群众中的实际问题。
2021年“历史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十条历史经验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决议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见，从宏观层面总结中国当代史的经验，相对于各领域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
其四，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原则也是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当代史宏观层面总结出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其中包含三个要点。
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一定不能丢。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过：“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没有发生过动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出现一股否定斯大林进而抛弃列宁主义的浪潮，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之所以突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原因就在于粉碎“四人帮”后，有少数人或者公开反对马列主义，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反对毛泽东思想，说什么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在指导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时，明确提出决议应有的三个中心意思，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他的指导下，决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丰富和发展，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蔓延，各种歪曲、丑化、辱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尤其是毛泽东的言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2021年“历史决议”坚持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指出它是在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决议指出它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
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和实际相结合。
这条重要经验是从革命年代中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并为中国当代史所反复验证。毛泽东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还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题，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一再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统一，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遗憾的是，他在晚年的一些“左”倾错误论点，却“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两年，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同样违背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为了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就“两个凡是”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此，邓小平讲了两句十分经典的话：“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新时代，同样存在要不要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2021年“历史决议”列举的新时代所解决的那些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的那些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的那些历史性成就，发生的那些历史性变革，可以说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环顾当今世界，很少有社会主义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忠于马克思主义，热衷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了；同时，很少有社会主义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积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就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指出“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反复宣讲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的道理，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如果说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十分重视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就更加重视了。正如邓小平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代“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的十八大后，人们对于“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有了更加丰富、深切的感悟。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021年“历史决议”总结的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理论创新”。决议写道：“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历史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实践充分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就在于既执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执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又坚持了党的最高纲领和四项基本原则，防范了和平演变。相反，如果仅仅用改革开放解释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那就是循环论证，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五、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始终防范和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
既有资料显示，最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而最先提出要警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是毛泽东。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指出，杜勒斯说要用和平的转变代替武力，“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他还告诫大家，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之所以发生中苏论战，之所以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抵御“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指导思想有关。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虽然否定和纠正了在反对和平演变中的一些“左”的错误，但并没有否定反对和平演变。
第一，越是改革开放越要防范和抵御和平演变。
现在回头看，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双方缺少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情况下，“和平演变”那套办法对我国并不能起多少作用，真正起作用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对此，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抱有高度的警惕。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1983年，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批评对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思潮一窝蜂地盲目崇拜，甚至输入不少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等的现象，强调：“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他还说：“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陈云也说：“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他提醒人们：“‘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当年的9月8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过了8天，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也说道：“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后来，他又多次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他强调：“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第二，反对和平演变的重点在于政治和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警惕和平演变问题，并把它提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机制，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在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方面，习近平强调较多的是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关于政治安全，他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说“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以上这些论述，就是提醒人们要警惕和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
在文化安全方面，习近平同样反复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他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他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第三，反对和平演变必须反腐倡廉特别是防止官商勾结。
为了抵御西方推行和平演变、制造“颜色革命”的图谋，还有一条重要战线，就是反腐倡廉。有人或许认为，反腐败是国际共识，社会主义国家反腐败，资本主义国家也反腐败，并不存在什么阶级性的差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对什么是腐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观念和标准就不一样。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可以直接从政，担任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甚至当选总统，都不认为这是腐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现象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要说当高官，就是当一般干部也不行，如果发生就是腐败，要被查处。其次，贪腐的根源来自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队伍之所以出现腐败分子，说到底是受西方散布的个人至上、享乐主义思想腐蚀的结果。而腐败分子一旦贪污了赃款赃物，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法变现和为子女继承，必然向往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和西方敌对势力的内应。最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腐败成风，必然引起群众不满，从而为西方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创造条件、提供借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本质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也是西方制造“颜色革命”的土壤；反对和惩治腐败，就是抵御和平演变和防范“颜色革命”的重要举措。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后提出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要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一个温床是共产党的干部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不正当联系。因此，预防腐败除了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思想上的免疫力之外，还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例如，我们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但绝不允许各级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允许党政干部及其家属买卖股票和委托金融机构理财，但县处级以上干部买卖的每只股票每个理财产品，必须在年终的个人事项报告书中如实填写买入价格和收益；允许并鼓励党政干部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违反规定出入私人会所，同民营企业家之间进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从事经营活动，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正如习近平指出：“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有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从制度上切断党员干部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商勾结。
中国共产党过去出过、今后也难免不出少数腐败分子，制定政策时也会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纪律，决定了它的政策制定者和参与决策的人，绝不能办私人企业、拥有私人资本。因此，它的治国理政的取向，它制定的政策、作出的决策，都只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全社会着想，为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而不可能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政党、政客可以公开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商品交换原则可以合法进入政治领域，允许政党竞选接受私人资本资助，也允许私人资本用金钱雇人游说议员，官商之间相互勾结、利益输送完全正当。因此，国家政策必然向资本利益倾斜，政府和企业为了资本利益最大化，可以合法损害民众利益，牺牲精神文明，破坏生态环境。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必然存在两种因素和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向前发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另一种可能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来的，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必然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社会主义两种因素的斗争。中国要倒退，也只能是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甚至变成殖民地，而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确保中国不倒退，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完整、准确地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切实警惕和抵御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才不会倒退，才能逐步地向它的高级阶段发展。
我们党现在已走过101个春秋，新中国已有73年历史。回首往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曲折，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分歧。这些成就的取得和曲折、分歧的产生，无不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的认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使我们认清了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最大的国情；初阶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明确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进的正确方向；新发展阶段的论断，又使我们进一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凝固不变，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只要我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全党和群众的思想，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规定的正确政治方向及时校准在重大战略的谋划、重大政策的制定、重大任务的部署、重大工作的推进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既不做超越阶段的事，也不做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事，而是尽力而为地去做让初级阶段不断前进的事，那就一定能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新发展阶段和今后其他一些阶段，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合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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