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而“智库”以其智力密集性、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在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现代智库兴起于西方并积累了大量经验：智库与政府紧密配合为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生产和储备思想基础，通过“旋转门”机制构筑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紧密的思想联盟，善用各类媒介平台和国际合作传播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扩大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力等。当前我国智库应以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审慎地批判借鉴西方智库相关经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增强价值观传播能力和舆论方向引导力，使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更好发挥战略政策产备库、跨界人才流动站、大众理性思考培育者、国际交流合作对话平台、人类文明进步推进器等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 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１］2013 年4月，习总书记就加强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2013年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２］在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和新型智库建设的新形势下，智库应该扮演一种什么角色，应该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起到什么作用，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智库与意识形态安全
智库，英文称“think tank” ，即思想库、智囊团。一般来讲，现代智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它的基本特征包括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３］智库坚持问题导向，形成的思想或方案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引导作用。官方智库生产、创新出来的思想或方案会体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指向和色彩。
中国是文明古国，自古就重视“谋”的作用，智囊组织由来已久。上古时期的“黄帝明堂” ，春秋时期郑国的“乡校” ，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 ，以及历史上的翰林院、枢密院、内阁、军机处等机构，大量由门客、谋士、幕僚、军师组成的小集团，都具有一定的智库性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集思广益、三思而行、多谋善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等，成为兵家和政治家的至理名言，因善用智谋而成就和守住基业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代智库兴起并强大于西方，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就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智库，它们所提供的咨询报告经常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我国近现代智库的发展也并不是一片荒芜。早在1862年清政府就设立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智库性质的机构———京师同文馆；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新中国建立后在民国中央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家智库。成立于1981年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智囊机构，研究室主任经常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世界各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智库从官方智库向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不断拓展，我国智库产业和智库体系日益完善。
2013年1 月17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了最新一期（2012 年度）的全球智库排行，中国社科院较上次提升11位，排名第17位，蝉联亚洲第一，我国其他著名智库的排名也都有不同程度上升。中国智库数量依然位居美国之后，排名第2 。智库数量排名前10的国家是：美国（1823）、中国（429）、英国（288）、印度（269）、德国（194）、法国（177）、阿根廷（137）、俄罗斯（122）、日本（108）、意大利（107）。智库已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生态等各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智库数量和质量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通过智库进行科学决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进入21世纪全球智库数量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从政治角度看，所谓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体现阶级利益，保持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即思想上层建筑”［４］。意识形态安全就是社会指导思想、道德秩序、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受威胁的稳定状态。由于智库具有智力密集性、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等能力禀赋，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主要是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外来或内部威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因此，我们必须紧密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在这方面，西方已有一些经验值得批判借鉴。
二、西方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基本经验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抗表面上趋于缓和，似乎国家现实利益已经代替意识形态成为考量一国内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主要标尺。其实不然，意识形态之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更加隐蔽化。发挥智库作用即是关键一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经验：
1.智库与政府紧密配合为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生产和储备思想基础
美国政府决策高度重视智库的作用，政府和右翼智库都自觉地将基础理论研究作为智库建设的根基，以期用权威的思想理论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保驾护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全球影响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影响力岌岌可危。1947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枟外交事务枠主动出击，发表了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 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枟苏联的行为根源枠一文，提出“遏制”苏联的主张，成为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1962年，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出版了代表作枟资本主义与自由枠，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成为影响美国20世纪下半叶社会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性著作。借此东风，1976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加入“右翼思潮的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继续为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贡献力量。面对苏东剧变后西方思想界和政界失去对手的迷茫，1993年枟外交事务枠刊登了政治学家塞缪尔· 亨廷顿（Samuel P ． Huntington）枟文明的冲突枠一文，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思想重新凝聚美国官方共识，确立了后冷战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针。
2.政府与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构筑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紧密的思想联盟
美国是运用“旋转门”机制的代表，“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群英荟萃的思想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每隔４ 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 。‘旋转门’机制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５］以致许多智库被称为“影子内阁”、“美国的大脑”。基辛格原是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以提出“均势”理论闻名，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卸任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以“软实力”、“巧实力”理论著称的约瑟夫· 奈（Joseph Nye），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后来重回哈佛，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教授。
3.善用媒体、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术活动平台传播主流价值观
西方智库在传播方面的主要做法有：一是自办杂志。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外交事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都是国际上著名的学术期刊，经常针对重大政策问题发表文章引导舆论和政策。二是出版研究报告。日本在小泉执政期间，为打破中日外交僵局，“日本国际论坛”与“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两家智库曾分别发表了《变化中的亚洲与日本对华关系》和《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两篇政策报告［６］。2006年，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出版的《中国：决算表》一书，是其“账本中国”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旨在应对中国崛起。三是在著名报刊开辟专栏。在诸如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大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于某些政策问题的看法、观点。四是利用电视和网站积极发声。智库成员经常出现在电视时事评论节目中，甚至智库自设演播室录制电视节目，放到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引导公众舆论走向。五是利用教育机构和学术平台。每年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讨论会、学术论坛，这些活动经常邀请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社会各界精英、新闻记者等参与主题讨论，根据时政热点设置辩论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直为美国新当选议员进行任职前培训，灌输美国官方意识形态，使其在内政外交工作中始终贯彻统一的思想指导和行为约束。
4.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和跨国智库影响他国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
以编著《简氏防务周刊》而闻名于世的英国简氏情报集团不但在美、日、法、澳等发达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也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成立地区情报机构，其成员往往深入跟踪所在国家和地区重大事务和舆论焦点，以权威军事安全信息报道为基础，在全球吸引了大批忠实读者。同时，它与英国政府军情五处联系密切，为五处提供大量秘密情报，并承担扩大英国文化影响力和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任。日本以“西方国家”自居，其野村研究所也在香港、巴西甚至中国大陆设置分支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建立了长期合作项目，致力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研究。在诸多研究项目中，有一些是涉及国民思想、社会信仰等意识形态建构的课题，往往以理性探讨的面目出现，却得出“普世价值”色彩的倾向性结论，充斥着教导、教化的意味，自觉地充当西方政府意识形态渗透的“马前卒” 。甚至在国际事务中，由智库充当政府替身，以“协调人”身份处理政府之间一些难以达成共识的议题，这一方式开辟了正规外交以外的第二种外交渠道，被称为“第二管道”或“二轨外交” 。如果把官方外交称为“硬外交” ，那么，“二轨外交”就是“软外交”，它通过“理性的”或“善意的”专家互动，更多地体现在影响国际社会舆论和提供价值素材这些“软实力”方面，是对官方外交在思想价值领域的有益补充，也是在保证自身安全基础上进行的意识形态交锋［７］ 。
三、强化我国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作用的路径
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应当发挥战略政策产备库、跨界人才流动站、大众理性思考培育者、国际交流合作对话平台、人类文明进步推进器等五大作用。智库可以通过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推动政党思想创新，确保思想先进性和舆论引领力来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可以通过从容广泛的自由探索，提出各种对策方案优化政策，发挥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来实现意识形态安全；还可以通过领军人物、刊物和思想观念吸引公众关注，发挥对公众的影响力，包装、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来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总之，智库是靠思想、理论、价值观的影响力等“软实力”对政党、政府和公众发挥作用的。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进我国智库建设，不断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力度，发挥智库的价值导向作用
任何智库都不可能坚持完全的价值中立，很多智库的价值取向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价值选择。在意识形态斗争依然存在的今天，智库的意识形态导向作用越发重要起来。我们对思想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价值选择，而要加深对思想的认识就必须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现阶段的突出任务就是要坚定“三个自信”，“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从新的思想高度提升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努力取得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８］。首先，智库必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一面旗帜，发挥意识形态安全堡垒作用。
其次，借鉴苏东剧变教训，推进意识形态学说创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封闭僵化的意识形态只会禁锢思想从而引发像苏东剧变一样的政权更迭与社会动荡。因此，意识形态学说也必须适应时代变化发展、完善其基础理论研究。我国官方智库在这方面尤其应该发挥领导性作用。官方智库中，社科系统、党校系统智库以及各级党委研究室拥有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和丰富的意识形态研究成果储备，我们必须利用这些优越条件，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国家需求和问题导向，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准确提出问题，自主地解决问题，把握社会现实与时代脉搏，确立理论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走出书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方面，要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增添时代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因为更加贴近人们生活和中国发展实际，增强其思想感召力和凝聚力。从2004年起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就是中共中央为加强理论创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实施近10年来，成果斐然：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枠和枟列宁专题文集枠编译完成并出版，在国家学科体系中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４门教材及枟理论热点面对面枠等一系列通俗理论读物陆续出版发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支持一大批智库刊物，提高理论水平，扩大智库影响力。所有这些举措都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提供了重要保证。
2.增强智库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的舆论引导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谈到“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９］。官方智库与高校智库不仅要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还要变成我们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发挥意识形态喉舌作用。在现有阶段上，特别是全党全国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殊时期，官方智库更应配合党中央部署加强党员干部轮训工作，应当关爱党员干部，使党员干部受教育，人民群众得实惠，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真正入心入脑，从而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高校智库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１０］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人的成长、成才、就业、创业，应该成为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青年、依靠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久发展的保障。高校智库在教化青年方面更是责无旁贷、大有可为。“意识形态宣传是意识形态教化中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宣传的实效性直接影响意识形态教化的有效性。”［１１］在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智库必须转变话语表达方式，尽量抛弃以往深奥的理论语言、学究气和官气，从“深闺大院”走出来，结合实际“接地气” ，以世俗化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地传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而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哲学话语。主动与大众媒体合作，建立健全多渠道的重大思想成果发布机制，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会，发表研究报告、出版书籍刊物，组织论坛、讲座，发起网上讨论，以多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各类研究成果向外传播，确保智库的思想产品能够更好地引导大众。智库必须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引导民众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居高临下教化民众，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形成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资金和人才保障机制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宣传力度，需要资金和人才的保障。西方智库由于产生较早，多数智库已建成现代管理体制和财务系统，经常在思想产品宣传和推销上不惜花费巨额资金。西方很多智库以私人公司面目出现，其后却经常接受政府资助，成为政府及执政党控制民众思想的隐形力量。长期以来，我国一些部门在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基础设施、楼堂馆所上舍得投入，而对智库建设比较吝啬，这种观念和做法急需转变。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意识形态安全财政扶持力度，打造国家级智库品牌，各地方政府应拿出专项资金积极扶持地方智库建设。“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力军和各学科人才聚集的高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12］国家还应积极扶持民间智库有关意识形态的调查研究。同时，智库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打造意识形态安全“人才库” 。“建立高层次、高质量、高效率的咨询机制，必须加强重点咨询机构的建设。”［１３ ］“现代政策顾问对于孤寂的统治者，扮演着朋友、教育家、心理咨询师、道德牧师等角色，不仅发挥着顶级政策咨询系统的智力支持功能，还发挥着政策顾问‘综合’的角色与功能。”［１４］一要完善用人制度。根据学科不同，合理调整人才结构。二要建立人才共享机制。“目前中国的状况，智库到政府的人这扇门开得比较多，政府再回到智库的相对比较少，这个门是开了半扇”［２］。可以借鉴“旋转门”机制，加强意识形态安全一线工作干部与智库专家互动交流。三要加强青年学者培养。提高青年学者理论能力和思想安全意识，建成一支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队伍。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官方智库的高层优势、高校智库的人才优势、民间智库的基层优势结合起来，加强三方意识形态安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推进意识形态安全作用的最大化。
4.加强国际交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闭门造车已不可能，智库必须“深化对外交流，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研究，提升中国话语权，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１５］。西方国家智库之间以举办国际问题研讨会、互派访问学者等形式进行交流已成为常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就必须勇于并善于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我国智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智囊团，要经常走出国门，一方面抱着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姿态参与国际性学术论坛和研讨会，多听多想，虚心学习国外经验，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另一方面，当面对歪曲历史事实、诋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思想言论时，智库专家不能随声附和西方思潮成为西方思想界的附庸，要勇于并善于进行抵制和纠正，敢于并善于亮剑，敢于并善于就意识形态问题与国外专家辩论，时刻警惕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外，还应当积极主动地并善于联合国际民主力量，结成或隐蔽或公开的针对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国际联合战线。智库专家应以国际交流为契机，利用国际性平台，向世界各国推介、宣传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使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政府的和谐世界理念，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我国智库应积极发挥第二管道作用，以政府或党际交往名义，主办各类研讨会、政党论坛，邀请国外智库参加，与国外专家学者就国际或地区问题进行磋商，代替中国政府政党发声，将中国政府政党的外交理念准确地传达给与会各方。同时，积极就与会者关心的各种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治国方略等方面问题，答疑解惑，加深与会者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感，帮助国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此外，还可以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智库建立交流机制，学习兄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有益经验，加强理论探讨和信息共享，携手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
5.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纳入智库建设
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化超越地域界限、制度差异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网路社会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反映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言论。西方国家凭借其全球网络建设和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积极寻求从现实霸权到网络霸权的全覆盖，利用网络这种新媒介加强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美国棱镜监控丑闻所暴露出的美国网络霸权行为和理念，给我们乃至全世界都敲响了警钟。其中折射的“霸权逻辑”和意识形态较量、“民主自由”价值的“两面性” ，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清醒认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智库应携手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时刻关注网络意识形态动向，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大力建设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疆域” ，及时为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提供高效可靠的网络信息服务，提升党和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使网络成为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智库要以中央集中打击网络谣言为契机，加大网络信息收集和舆情调查，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此外，许多智库出版物是各自的喉舌和产品，应该是迅捷传播、广泛影响，然而目前很多智库出版物的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很不同步，纸质版本已经出版发行，电子版本却迟迟不能在网上查阅使用，根本谈不上抢占阵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自愿放弃网络理论阵地。总之，在支撑意识形态安全的众多要素中，“智库”以其智力密集性、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具有核心竞争力。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应以开阔的国际视野了解掌握西方智库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内容，积极而审慎地批判借鉴西方智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方面的经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坚定正确而崇高的价值导向；加强智库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的主导性，提高舆论利益相关性和方向引导力；关注互联网发展，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纳入智库建设中去；加强国际交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形成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机制。各方面工作既要独当一面，又要互联互通，做到多维、立体、联动，形成强大合力更好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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