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

任弼时

 

毛泽东同志正确提出了我党当前的任务，我不多讲，只讲几个问题。

 

一、战争问题。

 

这两年战争，歼敌一百九十多旅（师），二百六十万人，缴枪九十万枝，打下石家庄、洛阳、临汾、开封，这是大胜，证明我军战斗力强。同时这两年在老区，发动群众，消灭封建，整理党的组织，成绩很大。这更坚定了战争胜利的信心。而且胶东有民族资本内流，中间人士打包袱进解放区，美国已感救蒋太迟了。这证明大家都知天下是共产党的。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我相当赞同宣传五年胜利，可提“争取五年胜利”的口号。所谓不犯大错，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大成问题。但这一点并非全党都认识了，例如调干部南下，许多人怕，故对此问题仍须有系统的宣传。军队向前进，不仅军事上必须如此才能五年获得胜利，如蒋之重点进攻西北、山东，我刘、邓南进，打破了敌之重点进攻而转为我之全面进攻；如我再继续前进，则中原应变成现在之华北。而且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我们须知，农民现在确实是忍耐负担着，但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一旦农民向我们兑现期票时，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能使负担无限加上去，否则农民将向我们兑期票了。这只有军队向前进，推向南去。

 

其次，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那时，军队深入西南、江南，则群众负担更轻，生产长一寸更有条件了。正因为是过关的一年，故提出在不伤元气太甚的条件下多努一把力，多下一点本钱。

 

第三，中原的工作要加强，要把群众努力发动起来，那时支援江南就更要靠中原了。第四年、第五年，中原要准备支援，故减租减息的运动在中原应努力普遍搞起来。

 

第四，要努力争取俘虏，一般做到收容百分之六十以上，好的做到百分之九十也有可能。

 

第五，老解放区的生产要搞好。

 

将来南下有可能仍很困难的，前方胃口小些，后方努力供应。南方在第三年能消灭敌五十四个旅，北线能牵制住蒋军，则就好搞了。要做到原则上不扩兵，既准备第三年的胜利，又要准备“出嫁”。

 

二、纪律性问题。

 

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所谓正规化，即是“机械化”，机械一点，螺丝钉配合得很合拍，当然今天还不需要绝对钉死。供给上也是需要统一的，将来会更需要正规化。地区统一后，人为界限要去掉，才便于人民，利于经济发展。正因为党的威信高了，更需要统一和纪律，因为大家更注意了，任何一个角落里搞一点坏事，则“一个老鼠屎坏一锅汤”。大革命时纪律性强些，派工作是毫不讲价钱的。纪律之无条件即是不讲价钱，而不是讲纪律之养成，纪律之养成必须有条件。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人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普通党员干部也要提高，主要靠这三千人，这三千人主要进不成学校，必须挤时间学习。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不如陈瑾昆那样讲法制，但没有法律不行（毛泽东：我们有些共产党员没有守法精神，对我们的法也不遵守）。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此外，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来请示问题必须提出自己的意见草案，否则不答复。而且纯地方性的问题，各地方应主动地想办法，自己处理，送上面审查。县有自己的财政权，有预算，有自治权，县的自治权不要废除，这与加强纪律性并不矛盾。

 

三、民主问题。

 

在直接作战的区域，需要在块块内集中，过去强调一元化是对的，而且在这种地方，强制命令的范围也是大些的，但这种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在这种地区，人民的和党的代表大会可以不开。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干部会的长处是办事迅速方便（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主要的还是缺乏批评自我批评，有了批评自我批评，而且是真正的，小广播就没有了。如果只有代表会，而小广播的话不能公开在会上讲，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大会上自由结组讨论这是一种好的形式，所谓打破开会的封建秩序。

 

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

 

在城市中，今后发展党应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农民中发展主要是在新区，而且要加强领导机关中的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的工作。

 

现在农村中感觉运动太多，整党可以不当做一个单独的运动，而只是结合着其他的中心工作来进行，如在生产运动中来整党。

 

思想教育必须与执行纪律相结合。在整党中，有部分地发展了惩办主义。自然，有些犯错误的党员不处分，党就要脱离群众，即使是已承认错误者，仍然是要处分。

 

党内缺乏基层组织生活，应加强组织部。基层组织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强纪律性。党务工作是应加强的，一揽子的工作方法就是混同党与群众。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央机构必须加强，而且准备过渡到建立中央政府。

 

 

来源：任弼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