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服饰的起源及重建中华服饰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学教育与传播” 专业博导  摩罗教授

 

今天的课有五篇课文，《服制》《服制像》等，都是《春秋繁露》中最短的文章，加起来还不如《王道》一篇长。可是头绪多，处理起来不容易。主讲人邱维雯处理得不错，抓住了“服制”这个重点，还给自己的讲义定了个主题。讲课过程中，征引了许多其他材料，这一点很重要。把新学的东西，跟已有的知识储备挂起钩来，打通来，让新知识在你的固有知识结构中找到位置，融为一体，这是促进自己提高的一个极好办法，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和讲课中，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

 

今天讲的服制问题，是人类文明一个大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它关乎主权、风尚和社会秩序，对于个人来说，它关乎身份与地位。董仲舒写《春秋繁露》，为什么用两篇文章来讨论服制？一部制礼作乐的著作，不谈服制是不可能的，因为服制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什么说服制是文明的标志，真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从服饰的起源，来探讨一下。

 

服，在今天指各种材料的衣服，饰分两种，一种是衣服之外的佩饰，从材料分诸如蚌壳、玉石、彩色石、兽骨、珍珠、蜜蜡、金银、钢铁、铜饰、瓷片、塑料、木头等等，从功能分诸如发簪、发夹、耳环、嘴环、项链、指环、手环、脚环、脖子环、腰佩、垂挂品等，另一种是衣服的装饰，诸如线条、图案、瑞兽珍禽像、布饰以及各种复杂的绣品、印品、染品等等。

 

有人说，苗族人民把整个民族的历史，都绣在自己的衣服上。今天中国所有少数民族，其服装都极其繁华璀璨，光彩夺目，原因跟苗族相似，就是给服装赋予了无限多的文化含义。

 

其实咱们汉族以前也是这样，汉代服装、唐代服装，都有复杂款式和装饰，你看清朝官服，装饰极其复杂，不同级别官员，其装饰还有区别，这都说明服装、服饰不是简单的生活用品，而是具有复杂的政治文化内涵。

 

汉族的服装什么时候失去了民族特色？是在被殖民的历史过程中，在反复被殖民列强打败打残之后，完全放弃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服装，改为以夷服为国服，才失去了固有的文化内涵，你看今天我们身上的衣服，就一块布料剪裁而成，基本上都是光板，什么图案和装饰都没有。这本身就可以进行政治文化解读。

 

二十多年前，我见到一个服装厂老板，我向他请教服装是怎么起源的？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衣服？他说是为了御寒，又补充说是为了遮羞，又补充说是为了审美。我说不是，人类发明衣服，一定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确立身份才需要服装。这就是董仲舒等儒家学者说的别尊卑。

 

当时我没能力论证我的观点，后来的求学过程，我不断寻找答案。有一次看电视，对我很有启发。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生活着一种狒狒。那里冬天奇寒，狒狒全身长满了雄狮鬃毛那样的金黄色的长毛，它们一举一动，长毛轻拂，美不胜收，这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狒狒所没有的。

 

我当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大自然给每一种动物赐予了抵御寒冷的能力和方法，人类作为地球上千万物种之一，也有能力有方法适应地球上春夏秋冬的温度变化。为了御寒而发明衣服是难于成立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出于政治文化的需求。《春秋繁露·服制像》云，天生万物为人所用，“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服饰乃是增加威势与权力的。该文还说：“君子显之于服”，君子的威仪、权力、身份，都通过服饰显示出来。

 

 

在服与饰之间，我认为是先有饰，再有服。人类发明饰在前，发明服在后，服是饰的延伸与发展，这就更加证明服饰不是为了御寒，饰是无法御寒的。

 

那么，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人类才需要发明服饰文化和服制文化呢？

 

地球上任何动物、昆虫群体，都必须建立内部秩序，才能有效攫取食物，实现生存和发展。狮子群、狼群、牛群、大雁群、蚂蚁群、蜜蜂群等，无不如此。其族群越大，内部组织必须越加严密。

 

人类作为一个智慧超群的物种，逐步取得了地球上的统治地位。他们内部的相互掠夺、战争，其破坏性也是其他物种所不可比拟的。每个氏族都必须高度凝聚，形成牢固的战斗力，才不至于一夜之间被其他氏族所灭绝，才能够通过掠夺、杀灭其他氏族而获得更丰富的生存资料和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无限加强氏族社会的组织性，才能实现上述目的，组织性越是严密，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

 

所谓严密的组织性，主要体现在组织结构、功能定位、互动机制等方面。为了强化氏族组织的结构、功能和互动机制，氏族内部的层级区别、功能区别和指挥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此时“礼”就应运而生。“礼”有多种形式，“服饰”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一开始是以各种“饰”来区分氏族内部不同人的身份，后来再发展出“服”，于是逐步形成以“服饰”来区分身份的习惯。当社会人口规模、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对组织之严密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就发展出极其复杂的“服制”文化。所以，礼乐文化，以及作为礼乐文化一部分的服制文化，都是文明高度发达以后才产生的东西。它们一旦产生和成熟，又成为文明水平的标志。

 

简单概括一下服制的文明功能。

 

服制的第一项功能，是体现王权，区分种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文明不是一个物体，它必须有一系列实体事物和虚体事物的承载才能存在。种族、语言、典籍、地理环境、食物结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礼乐制度、服饰、发式、建筑体制、图腾、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都是文明的承载者。服制是其中一端。董仲舒引述《春秋公羊传》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可见服制及其颜色，乃是政权建设最初的内容。这类叙述，在《尚书》和《史记》中，随处可见。

 

文明是一个需要维护和保卫的事物。在特殊情况下，服饰和服制将成为种族利益、尊严的标志，需要该种族誓死捍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成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可解读的内涵极为丰富。孔子称赞管仲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都会成为披发左衽的蛮夷。这个判断也能给我们巨大启示。

 

服制的第二项功能，在社会组织内部体现社会结构、社会身份、社会功能的标志物。警察、囚徒、军人、工人、农民、帝王、官员、商人、学者、学生、医生、护士、艺术家、厨师、澡堂搓澡工、列车员、空乘员等等，都可以由服制体系显示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即使在完全放弃礼乐制度的当今社会，我们也不难根据其服装特点看出一个人的职业和社会功能。

 

 

西汉壁画里的服饰

 

服制的第三项功能，体现个人身份与地位。有的服装不但能体现其职业，还能体现其个人身份之尊卑，历朝历代的朝服，就十分讲究，不同官阶的朝廷命官，都能从其不同的服饰上显示出来。中国遭遇西方蛮族殖民掠夺以来，本民族的服制体系彻底瓦解，呈现出向殖民者服制体系无限趋同的特点。我们所模仿的殖民者的服制体系，也可以显示个人的身份尊卑，比如军人的军衔标志和警察的警衔标志。

 

董仲舒在汉代致力于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自然会重视作为礼乐制度一部分的服饰制度。汉代定型的礼乐制度，支撑中国在两千多年间，始终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可是，近代以来，我们遭遇殖民者漫长的掠夺与奴役，国力日益衰竭，文明生机受到严重破坏。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种族优势在日渐减弱，人口比例由占世界四分之一缩小到五分之一，礼乐制度在整体上被摧毁，承载中华文明的其他物质性事物和非物质性事物，也一项一项归于湮灭。

 

在漫长的反殖民反掠夺反奴役的斗争中，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获得了独立与解放，可是文明生机的恢复，却非一朝一夕之功。今日中国，民族复兴成为最响亮的政治口号，成为激发民族能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符号，就因为我们有待恢复、重建、革新的各种文明事物，有的依然处于濒临灭亡的危境之中，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完成复兴之功。

 

服饰文化及其制度，是中华文明创伤最重的领域之一，也是亟待复兴的领域之一。以夷服为礼服，这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殖民掠夺与奴役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找回自己的民族服装，重新诞生自己的国服，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许可以成为民族复兴的抓手之一。穿着夷服祭祀祖先、举行国典，实在不合适。我们学习董仲舒的《服制》《服制像》，以及整本《春秋繁露》，都是要用来指导我们解决今天的文化重建、民族复兴问题。

 

作者：摩罗；来源：华学文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