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西学为用”
这里的“西”——“西方”是一个政治概念，意指西方先进到资本主义的国家。“西学为用”，就是对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化，实行“拿来主义”，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什么要坚持“西学为用”？是因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有他的长处和特点；是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有“海纳百川、不捐细流”的胸怀，学习和吸收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历史地创造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科学文化，自然科学文化现在还走在世界的前头。 英国“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标志。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还基本是英国的社会革命，那么，十八世纪从英国发轫的西方“工业革命”，则既是伟大的经济革命，又是伟大的社会革命了。这个革命，确立起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把“田园牧歌”式的西欧农奴制的生产关系，演变成了“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关系，劳动力生产商品，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并由此转化成的资本成为统治劳动力——雇佣工人的异己力量：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陷入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购买雇佣工人的“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则愈来愈富，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使得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工人。”“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253、254页）总之，资产阶级对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是一个需要思想家并且是产生了思想家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性的光辉并且理性的阳光已经照进了人类心灵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灿烂文化并且是产生了灿烂文化的时代。这些灿烂文化至今还闪耀着某些真理的光辉，体现着一定的人文关怀，成为了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 首先，西方文化曾经为人类提供了先进的哲学思想 新兴的资产阶级、新型的社会制度，需要他们的思想家为之鼓吹和开辟道路。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是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人。马克思曾经指出：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培根深入考察了古代以来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尖锐地揭露了经院哲学的神学婢女的性质，认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霍布斯则反对“天赋观念论”，认为认识起源于经验，“如果观念是天赋的，那么，观念应该永远活动，永远出现在人的心中，但是，事实却不是。”洛克也是如此，他批判了天赋观念说，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形成了法制和分权学说。正是由于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英国才既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也给世界提供了比以往更为进步的世界观。这个更先进的世界观，主要表现在：反封建、自由贸易、主权至上，特别是个人自由诸方面。尤其是商品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的观念，这既是对人的大解放，也是英国给世界提供的比封建意识更进步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让世界耳目一新，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观才让世界接受了英国并使英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引领近代文明的国家。 在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这个思想家群体开列着伏尔泰、爱尔维修、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名字。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更加强调理性和人的创造力，竭力批判封建专制和其精神支柱，从而真正确立起了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尤其是具有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的卢梭。可以说，卢梭建构起了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再到新的自然状态的社会历史序列，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基础，同时又是历史的进步，“进步同时就是退步”，“进步以同自己本身想对抗的形式而出现，向自己的对立面过渡，使最初的统一内在地分裂为与它对立的各个因素。”这看起来已经与“唯物史观”的历史非常接近。正因为法国思想家们的思考和鼓吹，法国革命的旗帜上从此就写上了“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这面旗帜也从此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统”。 尔后的德国，更是诞生了康德、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哲学大师。在康德那里，“理性”是核心的哲学范畴，它所针对的就是“战争”这一人类最“不理性的行为”；所谓“理性的批判”，就是人类寻求合理的、和平的交往方式，批判和排除“战争”这一非理性的行为；而要实现“理性”，人类就必须进入法律状态；人类只有进入法律状态，才能达到和平和秩序的自觉，才能实现人的“先验综合判断力”，因而康德哲学的实质是“世界永久和平论。”而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理论体系，“这种近代的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以至“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美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第63页）从而黑格尔这个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马克思之后，西方哲学家，例如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罗素等人都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人类文化史不能不写上他们的名字。 其次，西方文化曾经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它的思想家为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做出“科学”的阐述和说明，于是法国的重农学派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应运而生。他们把抽象的人性论运用到现实经济运动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规律。 例如，亚当.斯密就从抽象的“经济人”出发，把启蒙运动中的“自然秩序”思想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得出资本主义符合人的利己心的结论。这固然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但不能不说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秘密。 例如，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大卫.李嘉图的剩余价值论，就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至于他们之后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理论， 例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等虽然总体上在为资本主义辩护，但同样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产物，具有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合理性。 再次，西方文化曾经为人类社会勾画了动人心魄的理想前景 西方资本主义下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人类社会勾画了一幅幅令人心动不已的光辉前景。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先驱英国人摩尔的《乌托邦》里，就对英国和欧洲当时现实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批判的前提下描绘出了一个未来乌托邦的理想社会。 在另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先驱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则向人们展示了光明、温暖的未来，为早期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敲响了振奋人心、激荡社会的钟声。 至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更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历史人物。法国人圣西门了解法国的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斗争；他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表明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呈现出一个连续的、上升的、进步的过程，因而人们能够研究和认识社会规律。 作为圣西门的同胞，傅立叶更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掌握了历史的辩证法，他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上升和下降的时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千年王国”；他谴责了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困问题，揭露了他的无政府状态和寄生性，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和谐制度”所代替；而对于未来的“和谐制度”，他更作了“比较宏伟的想象”和“合理的观测”。 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的英国人欧文，与其说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欧文创立的带有“共产主义小区特征”的“实验小区”曾经获得过巨大的成功，但是，最终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陷入了失败。尽管如此，欧文的伟大实验，昭示了另一种美好、“和谐的制度”是可能的。 又次，西方文化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文学艺术曾经走过一段很长时期的上升道路。可以说，在那个需要文化大师的时代确实应运而生了一拨又一拨的文化大师。 意大利人但丁，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其长诗《神曲》，开了鞭笞天主教会的先河，他通过对“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界的描写，揭示了人类通过“炼狱之火”的炙烤一定会获得新生，进入天堂。 达.芬奇则把艺术精神和科学探索有机结合，创造了众多生动完美的人物艺术形象，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 英国人莎士比亚，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文学巨匠，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和许多诗篇。这些作品深刻地批判了封建道德和陈规陋习，弘扬了人文精神和充满了人文关怀。 在他们之后，西方文学艺术界的明星灿若星辰。弥尔顿、迪福、布莱克、雪莱、哈代、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歌德、莫扎特、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斯托夫人、马克.吐温、玛格丽特.米切尔、海明威、杰克.伦敦、川德康城等都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也必须从它们之中吸取营养，以使社会主义文化变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最后，西方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从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上已经引发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至今仍然在执世界科学技术的牛耳，因而西方的科技既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又是我们赶超的目标。 但是，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但控制和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有是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我们诚心诚意地拜西方为师，它们却想独霸尖端科技，愈演愈烈的中美“科技战”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西方文化，总体上已经落后，有些甚至已经腐朽了，并表露出了衰败的迹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方哲学已经陷入了衰落和危机。 尽管西方哲学看起了还是流派纷呈、很有生机，但其实早就没有多少生命力和创造力了。 对此，学者赵敦华有过比较准确的评价，他认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历着希腊自然哲学、罗马伦理化危机和经院哲学之后的第四次哲学危机。现代的哲学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号称‘哲学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然而，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本世纪西方哲学并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派别。一个个哲学流派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斑驳陆离的学说透露出内容的贫乏和重复，新颖时髦的语言掩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至罗蒂借用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描述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赵敦 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与出路》） 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文化在走向末路。 法国革命的旗帜上标榜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四个“普世价值”。可是，资产阶级在它取得阶级的统治权以来，从来没有“博爱”过；“人人生而平等”，而不过归结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说到底是商品——金钱面前的平等。这样的事实，自然不能再忽悠雇佣劳动者的亲身“感受”，因而“平等”和“博爱”，就在它们的旗帜上被抹掉了，好像西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普世价值。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向全世界推销它们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文化。 曾几何时，西方的“民主、自由”携资本的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死死抓住中国人的神经、搅得中国大地周天寒彻。这一页就要翻过去了。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在其国家内部纯粹是资本民主和资本自由，在外部纯粹是侵略和欺压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幌子。 美国议会和政府专为华尔街办事已是公开的秘密。日本《金融财政商贸》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学者依藤贯的话说：“美国政治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的。”克林顿政府在鲁宾、萨默斯等人的领导下，“对华尔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单全收”。议会内外充斥着代理人，金权操纵、党派恶斗、否决政治、迁就眼前，已成了这种民主的代名词。 难怪“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确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两极分化、瘫痪、由特殊利益主导。” 最糟糕的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把这样的民主“普世化”，或动刀动枪，或颜色革命，闹得所在国战火纷飞，难民如潮，天怒人怨。现在，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广民主”几十年后，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看清了西方民主的成色。 至于“自由”，在西方有过十多年生活经验的李东宏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说：“在缺乏劳动就业保障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极少数幸运者以外，劳动者终生无法从生存于匮乏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安居乐业永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神话。所以，几乎所有西方人的一生都是为了争取经济自由与生存保障（即找到工作与保住工作）而殊死搏斗的一生。”（李东宏：《无法承受的西方自由之重》）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被吹得灿若桃花、美若天仙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如此的不堪，不能不说，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文化已经是像毛泽东当年指出的那样：“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第686页） 西方经济学文化早就演化成庸俗的国际金融资本“官房学”。 马克思早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通过约翰.穆勒完成了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变：“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hui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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