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国民党军怎么也成了“人民子弟兵”？

 

 年画《人民子弟兵》，1964年，吴哲夫(根据刘峰同名摄影作品)

 

最近我在“头条”发帖的时候，看到首页向我推荐一个视频，题目叫《电影<援军明日到达>片场实拍花絮，致敬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

 

这题目看得我一愣，怎么国民党军也成了“人民子弟兵”，还“最可爱的人”?

 

 

于是我先在朋友圈发了个帖子：

 

“国民党军啥时候成了“人民子弟兵”?

 

本朝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塌糊涂，由此可见一斑——

 

否定真正的“最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膜拜西贝货!”

 

 

有趣的是我在朋友圈发出后，某地新四军研究会的秘书长竟然回复我：“我不认同你的价值观!”这岂不更说明积弊多深?

 

如果说原先还是“抗日遮百丑”，如今都要罔顾事实，拔高到抹杀军队的阶级性，那我就很有必要讲讲，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一、就从“衡阳保卫战”说起

 

首先，怎么评价衡阳保卫战中的方先觉，方先觉自己有对自己的评论。

 

1944年8月9日，方先觉向日军投降后，曾于当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日记者问：“无条件投降后，今后之目的如何?”

 

 

方先觉

 

方先觉答：“过去醉心于抗战，对日军兵力评价过小，更恃巩固的阵地与驻渝美空军之协力，从事抗战，结果终被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所挫折。余曾全力而战，虽然败北，亦无遗憾。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实败于正义。今日睹汪主席治下实况，正适合抗战之目标，今后决定参加和平内容，尽力于新中国建设。”

 

日记者继续问：“对过去的抗战生活有何感想?”

 

方答：“本人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始终为军人，为国效力。但鉴于八年抗战，节节后退，毫无进展，民众牺牲过大，尤其最近对‘抗战救国’四字发生疑问，不合本人主旨太多。人必择其主而事，今后必将本人一切，献于英明的汪主席，协力新中国之进展。”

 

 

《蒋中正日记(1944年)》第112～第113页，[台湾]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根据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中正日记刊印(来自成都双石的新浪微博文章)

 

蒋介石在听到方先觉投降的消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自己的感受：

 

“今日敌寇广播称：衡阳方军长自动树白旗乞降，其方式如新加坡英军乞降时相同等语，此等污辱乃为终身不能湔除之羞耻，余深信先觉决不至乞降，但其不能以身殉国，竟为敌所俘所屈，使我军誉与军校皆蒙此不白之污辱，殊所不料也。”

 

你最后一电，说好的“来生再见”，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岂不是让本校长脸面无光吗?蒋介石这一生气不要紧，后果很严重!

 

顺便说句，方先觉的这个“最后一电”，也非常值得怀疑，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当时就觉得“此电恐系代拟”，还在8月8日的日记中，专门留下一笔：

 

 

 

1944年8月8日的《徐永昌日记》(来自理水的知乎文章)

 

“午后四时据空军报称衡阳似已陷落，敌亦广播于本早八时占领衡阳。(我现仍于衡阳外围加紧攻击，一面已令于祁阳、邵阳之间布置兵力防备敌之窜扰。)

 

旋蔚文电话，念方先觉上军长委员长等阳戌电，云：【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天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谓委员长令编入明日发表之战报。

 

余以方等请陈电向皆交部，该电恐系代拟，即询：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蔚文笑谓：此电非伪。又谓：方于衡阳通话时即既亲对委员长以死守自誓，此后亦属以此意电陈。余谓：电纵属实，亦应防其万一，且我何必争此三、二日之时间?蔚文意动，谓：可稍俟再交办。旋电话称：委员长以为纵被俘亦无虑也。”

 

草蛇灰线，马迹蛛丝，隐于不言，细入无间。

 

 

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英烈忠骸

 

衡阳城里，跟随方先觉“下水”的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后来回忆说：

 

“当天中午，蒋介石的大批飞机飞临衡阳上空，轮番轰炸。遗弃在城内银行公会(大西门附近)的负伤官兵一千余人全部被炸死。被敌军集中在汽车西站附近和集中在城内湖南省银行的被俘官兵一千余人，被炸死炸伤的一二百人。周庆祥等坚持投降的借口之一，就是所谓不忍丢掉这些负伤官兵，但结果却是大批负伤官兵首先蒙受了他们投降带来的灾难。事实上，方先觉等后来也只顾个人利益而进一步向敌人卑躬屈节，早把剩下来的他们所谓‘共过患难’的负伤或被俘的官兵抛到脑后去了。”

 

对于方先觉的投降行径，作为部下的饶少伟，也是不认可的：

 

“由于方先觉根本缺乏抗敌卫国的思想准备，到战况危急、个人生死关头，蒋介石食言自肥，解围无望的时候，终于公开投敌了。以方先觉的阶级本质和社会出身，加上在蒋介石的指挥影响下，他的投敌是毫不足怪的。他跟蒋介石当奴才，跟汪精卫当奴才，跟日本人当奴才，原本没有什么区别，只看如何对他更为有利，便投到哪个的怀抱里去。记得在投降后的某天，方先觉曾大骂不甘当亡国奴的第三师参谋主任说：‘你跟蒋介石有什么好处，跟汪主席有什么不好?’方在盛怒之下还准备把他交给日本人处置，经孙鸣玉(方先觉的参谋长)一说，才算饶了这个‘共患难’的人。”

 

 

衡阳失陷后，向日军投降的国民党军主要将领

 

后来，方先觉“脱险归来”，却被重庆方面赞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蒋介石更是“慰勉”备至，颁给“青天白日”勋章，还升了官。

 

对此，国民党内部也不乏不同意见。

 

1945年5月10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举行军事质询。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就提出方先觉的问题，说：

 

“方先觉同志起初是英勇地保卫衡阳，之后又发出通电，说了‘来生再见’的豪语。当衡阳失守之后，大家满以为他一定是牺牲了，哪知敌寇忽然广播他投降的经过，并且还把他投降的经过拍成电影。社会一般人都传说他真的投降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又是以‘民族英雄’出现在陪都，且委之以军职!建议此次大会应对此事有明白态度。如果他的确是‘民族英雄’，大会应为方同志辩白。“

 

按理说，王昆仑主要还是侧重于给方先觉辩护，希望搞清楚实际情况，话说的非常委婉了。

 

 

王昆仑

 

但是蒋介石却做贼心虚，气愤不已，一边给方先觉极力洗白，一边开始对王昆仑进行人身攻击：

 

“方军长功在党国，你污蔑他，就是污蔑全国军人。你身为中央委员，在家里却勾结共产党，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竟然在党的大会上替中共说话，你简直是中共的代表。中共是个什么东西?你这样做，何不早日退党?我知道现在有许多人见到中共有力量，准备将来摇身一变，当中共中委，所以现在处处留后步，处处替奸党说话。这种人简直无资格当中委!”

 

蒋介石持续输出一个多小时，王昆仑也急眼了，想争辩一番，前者更生气了，于是拍着桌子大喊：

 

“不许你说话!不许你说话!不许你说话!”

 

 

“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绝不延误。”蒋介石给方先觉的最后手令原件(来自理水的知乎文章)

 

对此，国民党内的不少元老和其他派系也意见很大。白崇禧和陈诚都觉得蒋介石太过火，于右任更改了古人“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名句，吐槽说：

 

“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

 

共产党怎么看国民党的衡阳保卫战呢?

 

衡阳失守后的第4天，1944年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里面有这么几句非常要紧的话：

 

“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

 

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呵，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

 

(原文加黑)

 

 

《解放日报》刊载的方先觉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全文

 

无独有偶，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著名的“双十演说”《如何解决》。在分析了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势，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了对比中，特别提到了方先觉：

 

“近者如今衡阳之战，守城将领明明知道庞炳勋、孙殿英、陈孝强等虽投敌，不仅未受国民政府通缉，而且还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盟邦虽不断以空运增援衡阳，但当局仍怪外援不够，等到衡阳不守，何能单单责备方先觉等不能死节，还不是上边早给他们暗示了投降的出路么?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上边可以暗通敌伪，我下边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投降?现在既可以两面投机，将来又可以卷土重来。抗敌有罪，投敌有功，这这是军事失败主义的实质。”

 

其时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作为国共两军早期政工工作的缔造者之一，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抗战时期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在这篇演讲中还谈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上，国共两军的巨大差异：

 

“我们不仅没有如国民党当局所料，为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而消灭，而且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发展，还能够胜利。难道这是偶然的么?不，这决非偶然!这是由于我们所服从所拥护的是抗战军令，是民主政令，所反对所违犯的是失败主义的‘军令’，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只要肯打敌人，能打敌人，并懂得怎样去打敌人，我们是绝不会被消灭，而且会继续胜利的。只要肯依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因此，我们敌后战场才能与正面战场失败的相反，得到连续不断的胜利。”

 

 

《渝方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效忠和运》，汪伪报纸记录方先觉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画个重点：所服从拥护的是失败主义的“军令”，法西斯主义的“政令”，还是抗战军令，民主政令;是包办抗战，压迫人民，还是积极抗战，依靠人民，这里面的差距岂可岂止不能以道里计，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换言之，并不是只要打鬼子，就是“人民子弟兵”。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是人民子弟兵呢?

 

二、有对比就有伤害，红军俘虏政策有用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位前冯玉祥军排长、蒋介石军机枪手，是如何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进而成长为“人民子弟兵”的人生经历。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一，河南许昌县(今属许昌市建安区)桂村乡贺张村，一家贫苦农民的草窝棚里，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贺书贤。

 

 

石友三

 

苦出身的贺书贤，幼年简直是泡在苦水中成长的，两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实在活不下去，投奔了冯玉祥系统的石友三部队，作到排长就再也升不上去了。中原大战后被遣散，听说湖北要饭好要，就当了乞丐。

 

1934年，已经39岁的他，流浪途中夜宿湖北枣阳的一座破庙，被抓了壮丁，送到国民党军十三师(鄂军底子的中央军部队)当兵。从冯军到蒋军，贺书贤同志发现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动不动就打人，还往死里打，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

 

一个班的战友里，有被红军俘虏过的，就慨叹当初真不该嫌红军生活苦走的，如今又被抓到蒋军，等于受两茬罪。这一对比，就有伤害了。

 

“红军当官的不打当兵的，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曾在一次战斗中被俘过，当时红军当官的说‘愿回部队的回部队，愿回家的给三块钱做盘缠，愿在这儿的就在这儿干。”

 

 

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贺书贤同志就萌发了找红军的念头。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军队?冯玉祥军队也是动辄打骂，西北军里有个顺口溜：

 

“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不久，十三师追“剿”红军，开到四川境内，成立了所谓“突击队”(尖兵营)，就是战术素养高，有一定战斗经验，又敢冲锋陷阵的，准备与红军拼死一搏。

 

贺书贤就想，正愁找红军还没头儿找呢，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就积极报名参加。此时他已经是个机枪手，又久经战阵，国民党军觉得这是块打仗的材料，就把贺书贤和那个被红军俘虏过的老兵，还有受他们影响，主动报名的士兵都给选拔到“突击队”里去了。

 

此时，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长征，进入贵州境内，进占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蒋介石急调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指挥十七、十八师一部，在大定县西北的将军山设伏，准备歼灭来敌。

 

1935年2月19日，将军山战斗打响，红军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将万耀煌苦心经营的精锐部队，号称“声威显赫，连克数城”的“冲锋队”全部消灭。毙敌一百多人，营长伍琮琦自杀，俘敌副营长王福、政训员蔡国璋以下三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九挺，步枪三百余支。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的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三起：萧克、夏曦、王震

 

战斗的关键时刻，贺书贤带领八位战友，趁当官的不在意，携枪投奔了红军，接着就参加了长征。

 

当时红二、六军团一路转战，武器损失比较大，机枪很少，中央军的机枪手带着武器和整个班投过来，让首长们都很惊奇。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十七师师长刘转连、师政委汤祥峰，师参谋长贺庆积，都来“看热闹”。问清楚贺书贤怎样到国民党部队的，都干些啥，为啥投奔红军等情况后，又请贺书贤表演他对机枪的掌握程度。贺书贤是“老把式”了，不但攻防战术能讲得一清二楚，甚至还能找块苫布铺在地上，然后用军帽帽檐彻底遮盖住双眼，迅速且准确地将机枪拆卸安装一遍，同时按照首长指示的方向，进行准确点射，完全是指哪打哪，弹无虚发!

 

这可惊呆了红六军团的首长们，当时整个部队，能如此熟练操作机枪，有这样战斗素养的机枪手，仅此一人，简直是老天爷送来的宝贝。不但刘转连师长想把人留下来，在师部当机枪教员，萧克军团长也想让这样的人才，留到军团部当机枪教员。一时争论不下，最后王震同志拍板，让贺书贤同志同时兼任六军团及所属十六、十七、十八师的机枪教员。而且生活上，也给予特殊照顾，部队江西人多，河南人极少，江西人爱吃辣，河南人不爱吃辣，以后必须给贺书贤同志做不辣的饭菜。此外，每个月发给六块银元的特殊津贴。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领导在湖南澧县合影，后排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中坐者为王震

 

贺书贤同志后来回忆说：

 

“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生活待遇上，红军的口号向来是“官兵一律平等”。但是对于技术人才，却是有特殊照顾的，收入要比红军首长还要高。据时任红三军经理处监护大队大队长，负责红军金库的周胜才同志回忆，他们部队4000多人，每月津贴费的发放只在3000块大洋左右。六军团的情况应该也大抵如此，平均下来，从任弼时、贺龙首长到战士，大家每月收入不到一块钱，刚过来的贺书贤，却拿六块钱，这怎么不让贺书贤感到深深的震撼呢?

 

不过，红军官兵能坚持到底、百折不挠，靠的不是“高薪”，而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和为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志愿。

 

三个月后，机枪教员贺书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爬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历尽艰辛，最终到达陕北，不久又走上抗日战场。此后，成为人民军队一分子的贺书贤同志，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在人民军队和地方上工作了一辈子。

 

晚年总有人对他没当大官表示遗憾，说你跟王震、萧克同志等六军团出来的老首长那么熟，多少次同生共死，抗战期间担任三五九旅教导营五队(重机枪班、排长队)队长，你的学生不少都是将军了，又被毛主席亲切接见过，还给他老人家表演机枪操作，讲解跟日寇作战的战例，贺龙师长都给你亲手颁发过“一等胜利品”，为啥不去北京找老关系，给你改善改善?

 

 

1937年2月，中共红二方面军第一次党代会代表合影

 

对此，贺书贤同志总是这样回答：

 

“我想的不是级别高低，工资多少，想的是跟我一起过草地，以及埋在雪山上的战友，他们啥都没送落，现在我儿孙满堂，过上好生活，这都是人民给的，够满足了!”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陈毅同志，曾给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提到：

 

“对由兵变而来的部队及投诚土匪问题。均欢迎其加入红军，红军是一个大炉子，可以把他们熔化，常常是首领不干，群众自愿干，结果首领为他的群众所推翻。前委不主张硬性的消灭首领的办法，夺取了群众，首领自然成了废物。”

 

并不是由人民子弟组成的军队就一定是人民子弟兵，只有恪守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的才是人民子弟兵。正因如此，解放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党领导下的军队)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线，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三大政治原则”中“瓦解敌军”。经过人民军队的洗礼，曾经怯懦的反革命军队一份子觉悟了，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就成为了人民军队中的人民子弟兵，调转枪口向反动派反戈一击。

 

 

油画《井冈山会师》，1975年，林冈

 

所以，“人民子弟兵”是有鲜明阶级属性的，并不是超阶级的。

 

历史上的军队，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任何一支军队必然要打上一定阶级的印记，就军队性质来讲，不外人民军队和反人民军队这两种。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确立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区别一切旧军队，反人民军队的最主要的标志。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军队，也不同于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而建立的农民军队。这支军队应当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新型人民军队。

 

毛泽东同志说过：

 

“紧紧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人民军队生存的基础，力量的源泉，更是我军建军原则的核心，也是我军一切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也是观察一支军队，到底是不是“人民子弟兵”的照妖镜，哪怕他们自己吹得云山雾罩，粉丝忽悠得格外卖力，是与不是，一照便知!

 

 

油画《古田会议》，1970年，何孔德

 

历史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新型人民军队才能做到，这是由这支军队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它创建的军队，也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工具。无产阶级的使命，不像历史上新兴剥削阶级那样，用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也不像农民阶级那样，只是为了减轻一些剥削压迫和维护小私有制，而是为了永远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因而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不单单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从这个意义讲，无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大公无私。因此，它的军队也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这样，它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军队了。

 

正像正像“红军之父”朱德同志所说：

 

“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产儿，他像儿子忠实于母亲一样忠实于人民，所以人民爱戴和拥护它，帮助它克服困难，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不断地巩固和壮大起来。”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三、蒋介石的封官许愿有用吗?

 

讲完我军的例子，我想再讲个国民党军的例子。

 

蒋介石在新旧军阀中，能成为帝国主义在华总代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每战必银元开道瓦解对手，故军阀混战无往不利。

 

 

美国《时代》周刊1927年04月04日封面人物蒋介石

 

“银弹攻势”虽然对人民军队伤害不大，但在旧时代，新旧军阀之间，还是很管用的，不但对冯玉祥系统的大将们有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基层军官也是很给力的。

 

建国豫军任应岐部的炮兵营长赵金镶就是因此遇害，被部下兼结义兄弟打了黑枪。

 

时值中原大战，河南战场几乎就成了阿鼻地狱，赵金镶之子赵留旺根据母亲的亲身观察回忆，描述道：

 

“1930年8月，新郑县是一个战后的秋天，悲惨的秋天。在这收秋的大忙季节里，老百姓一个个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地里的早秋都已成熟，发霉生芽烂在地里，无人去管。

 

在庄稼地里，到处是穿灰色军服的尸体，散发苦难闯的臭味。在路的叉口和十字道上，留着石灰和草木灰撒成的各式各样的作战标记。在一座破庙里，躺着许多负了伤的军人，他们已无人照料，有的痛苦呻吟，有的垂死挣扎。绿色苍蝇成群结队地叮咬他们，催他们早死。有的已经死去，情景惨不忍睹。”

 

在“南军”(蒋军)诧异的目光下，不时他们用枪托狠砸棺材，问里边装的什么人?赶车老大爷赶紧打马虎眼，说是老百姓，这才能走。丈夫死了，妻子从新郑装了棺材，怀抱“招魂鸡”本来要回老家宝丰，走到长葛，川资耗尽，只好就地落户，掩埋亡夫，立了一块小石碑，上刻“河南宝丰县人，故处士赵公讳金镶之墓，男留旺奉祀，民国十九年八月。”

 

 

抗日同盟军时代的吉鸿昌(中右)与任应岐(中左)

 

赵金镶怎么阵亡的呢?

 

在新郑前线，南军喊话，用封官许愿的方法进行引诱。说什么到他军队去干，排长可以升连长，连长可以升营长，营长可以升团长。

 

1930年8月16日上午，赵金镶营长带领各连连长到前方侦察阵地。换帖老大哥第一连连长赵青云，突然拔枪袭击赵金镶，将人打死后，立即宣布他代理营长职务，下令向南军投降。

 

赵青云与蒋方联络好，在蒋军重机枪包围下，收缴了官兵全部武器。然后蒋方下令，解散全部人员，立即出营，远走他乡。这时，他感到团长的位置是没有问题了。却不知蒋方是一个骗局，把武器收下之后，同样下了他的武器，照样把他赶出了军营。

 

这个背叛生死之盟、金兰之交的大哥，打死了他的义弟、上级，把武器交给了几次追杀他的敌人，出卖了和他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和弟兄，最后竟一无所得，像一条丧家犬一样，夹着尾巴溜走了。

 

 

这就是旧军队的一个突出弱点：

 

无论新旧军阀说得多好听，他们内部都是毫无一点军事民主和官兵平等的，这也是他们与人民军队的区别，别看今天很多人，包括某些官方的“文史学者”(如某地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如何要把国民党军队洗白成“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但实际上就是这一条就说明情况。

 

共产党的战斗力来自官兵平等，新中国的战斗力来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旧军队只要带头的反叛，走正路或走邪路，当兵的都得跟着走，红军则反其道而行之，官兵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士兵人格得到尊重，下级对上级不是盲从，使得军队更加巩固。

 

 

红军时期，长征到延安的毛泽东和朱德

 

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虽然不断有反动军官叛变，但拉走队伍却很难，陈毅同志就曾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评价：

 

“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能有的。”

 

四、“人民子弟兵”是人民喊出来的!

 

国民党军队是为占全中国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所以在军队和民众之间、在军队内部官兵之间充满了尖锐矛盾，尤其是军民关系一塌糊涂，这样的军队怎么能被成为“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呢?不能因为他有抗日的行动，就混淆其阶级属性。

 

最近在看陕西的几种地方志，《临潼县志》里有正好有各篇章叫《军民关系》。

 

第一节《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的扰害》：

 

“历史上封连王朝的军队和民国时期军阀的军队，残害人民事实之多是无法尽述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对人民群众的扰害， 更是普遍存在的。

 

 

抗战期间的中国远征军战士，看身体状况就知道他们是怎么被抓来的，国民党军队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民国二十七年(1938)抗日战争时期，在临潼铁路沿线的驻军，军纪很乱，任意扰害百姓，在街道随便吃东西不给钱的事经常发生。有一个军官，吃农民的西瓜不给钱，还把西瓜摔了一地，结果被当时的县长张锋伯(共产党员)绑到县府。

 

解放前在临潼的驻军，无论是频繁过往短期逗留，还是长期驻扎整装待命，而大部军纪涣散，作风很坏，强占民财，糟踏百姓。民国三十四年(1945)6月，驻骊山镇十三保的国民党四十一师一二一团一营三连连长刘承钧，将副保长孟志泉捆绑高吊，持棍乱打。士兵任意砍伐树木，拆毁民房作烧柴，抢小麦230多斤。该连长还强奸民妇，又派兵吊打其丈夫，斜口镇驻的陆军新编一二一团一士兵，因强奸某人未遂，竟用刺刀戳死。一连长霸占一妇女一月有余。该团还强解民粮2万斤，麦草3万斤，烧柴5万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当时民间流传着：‘国民军，不抗战，打起仗来就逃窜，扎到后方胡捣乱，又偷鸡，又摸拘，又吃洋烟又嫖赌，害得百姓没处走’的歌谣。其与人民的对立由此可见。”

 

这怎么能说是“人民子弟兵”呢?

 

 

“地震中最柔情的微笑”

 

让我们再看看真正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第二节《人民军队爱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处处维护人民的利益。1970年，康桥驻军五三三五部队，帮助该公社进行夏收。战土黄兴干为东丁大队叶家生产队群众起车拉运麦子。突然，马惊车奔，适逢有7个小孩在路上玩，马上就有轧伤小孩的危险。他为了保护孩子，勇拦惊马。使孩子们得救，而他自己却光荣牺牲。当地群众和军队为之开追悼大会并立碑纪念。以后每年清明节时，附近群众和学生为其扫墓以表哀思。

 

解放后，当地驻军，拥政爱民，为群众做了许多的事。兰州军区临潼疗养院在1979年以前，每年接治地方病人2至3万例。八四八七O部队，每年都要派出通汛连技术骨干帮助民兵训练，空军临潼疗养院和地方联系密切，设千方想百计为群众做好服务性工作。

 

1984年4月24日，在新丰渭河公路大桥工地上，几十名农民正在忙碌地为工程拉运木料，突然.一位中年妇女不慎掉进渭河急流之中，霎时被湍流吞噬，岸上一片呼救声，这时，支援大桥工程的欧阳海生前所在的八四八四五部队战士张洛洋飞跑过来，纵身跳入急流，把落水者托出水面，这位妇女得救了。”

 

 

水灾中，正在用盆救孩子的武警战士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新型人民军队建军历史的经验教训，曾经高屋建瓴地提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生存与自由的保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给反动派，否则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被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今，总有一些势力，一些人，想把人民军队的性质改变了，把“人民子弟兵”、“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专有政治名词做“无害化”处理，给他们的反动军队戴上，甚至妄想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八·一九”事变中，那个垂头丧气不知所措的苏军士兵

 

苏俄红军曾是我们人民军队建军的老师，苏联红军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但为什么红旗落地，苏联解体?究其原因就是苏联共产党内的野心家内外勾结，上下联动，大搞所谓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政治工作形同虚设，致使危急存亡之秋，军队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袖手旁观，美其名曰“保持中立”，甚至直接投靠反对派。

 

近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和各种动乱，之所以得逞，大多是因为军队出了问题。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来其中“门道”：

 

各种敌对势力，总是幻想着在人民军队——这个钢铁长城上，打开缺口。千方百计、花样翻新，对我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极力在社会上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把人民军队从镰刀锤头的红旗下拉出去，混淆离间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1937年12月，“十二月会议”上不可一世的王明(前排中)

 

历史上，这也不是没有教训的。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我军暂时弱小，国民党力量的表面强大，错误地提出要求和国民党建立统一的军队，主张“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主张“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提出所谓“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共产党的武装，放弃党的阵地，去适应国民党的需要，由此带来的恶劣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面对这种错误的自动放弃党对军队的指挥和领导，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原文注：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

 

为了人民的中国，而不是反动派的中国，我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也能面对歪理邪说，能勇敢地站出来争一争，因为——

 

因为中国是人民的，这是一种前途;中国是反动派的，这是又一种前途。

 

注释：

 

1、庞炳勋、孙殿英、陈孝强：1943年4月，日军扫荡太行山区，企图消灭华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相继率部四万多人投敌，庞炳勋被汪伪“军委会”任命为“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任“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六方面军总司令”;陈孝强，黄埔二期生，时任胡宗南系统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1942年5月在日寇对太行山进行扫荡时被俘投敌，随后相继被汪伪“军委会”任命为“参赞武官公署中将参赞武官、首都警卫第三师师长、陆军第二十师师长。”

 

 

向日军投降后的庞炳勋(前排左)、孙殿英(前排右)与日酋合影

 

仅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在国民党“曲线救国"的谬论掩饰下，大批国民党官员叛国投敌，其中有中央委员20人，旅长、参谋长以上将领58人，投敌军队达50万人，占伪军总数的62%。

 

2、汤祥峰：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走出草地后，三大主力会师前，1935 年9月，红十七师在天(水)兰(州)公路附近遭胡宗南部队侧击，上有敌机狂轰滥炸，下有胡军前后左右围追堵截，情况十分紧急，政委汤祥峰贪生怕死、意志动摇，竟然携枪带人叛变，投奔了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党人碑 来源：党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