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看到这一消息，激动不已。他凭窗遥望南天，以诗言志，欣然命笔，一气呵成豪迈诗篇《送瘟神》。今天，我们再读这两首七律，仍可从中看出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对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一片奔涌之情。
一是忧民之心。
关注人民群众生活，以人民为主体，是毛泽东一贯的执政理念。出身于偏僻山村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他们的苦难生活有切身的体验，他对人民的热爱和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在当权的统治者眼里，百姓只是草芥，根本不会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地位。
毛泽东的忧国忧民之情在关注我国南方广大农村消灭血吸虫病这一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血吸虫病是危害民众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疾病。当年，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甚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的人数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健康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发育受影响，病区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人烟凋敝。
人民群众把这种血吸虫病叫“瘟神”，把消灭这种病叫“送瘟神”。毛泽东在诗中所说的“送瘟神”，就是把民间传说中的司瘟疫之神送走，打一场全歼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1950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信发出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后来，任屯村农民代表还被请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
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为害百姓的血吸虫病时，他那种激动欣喜之情，顷刻间化作了不朽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赤诚之心和喜悦之情跃然诗行。
二是爱民之情。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他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有时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到了杭州，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要搞其他活动，要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于是，这几名工作人员就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调查访问。他们走进一座村庄，了解到分到田地，再也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普通老百姓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时非常感动；可是，由于害了“大肚子病”（这是当地群众的叫法，即血吸虫病）又使他们万念俱灰。当广大群众听说毛泽东在想办法帮他们医治这种“自古以来的不治之症”时，都露出了笑容。
工作人员回来后，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寝食难安，他的卫士李家骥曾回忆一天夜里他值班时的情况：“毛主席说，我睡不着。你们这次去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我看他老人家心情不好，就说，主席，我给你擦擦澡，你早点休息吧。毛主席说，小李啊，我睡不着，我们要想办法，及早治这个病，根除这个病还要想办法。”
于是，毛泽东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商讨对策。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专门请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来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徐运北回忆道：“当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时，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省市委书记们插话谈到各地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要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毛泽东又指示徐运北要立即到疫区实地调研。后来，徐运北在回忆中说：“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毛泽东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这个指示，即便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仍感到温暖和振奋！毛泽东的思想与情怀、意志与胆略、决心和行动，令人动容。这个指示，对全党、全国人民至少有３个明确的信号：首先是科学的判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血吸虫病，它的危害性严重性丝毫不能低估。这种病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又让多少人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其次是切实的行动。党委要挂帅，部门要合作，群众要参与。要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再就是坚定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定要胜利，一定要全部彻底消灭血吸虫这个可恨的天敌。
三是为民之举。
1955年11月22日至25日，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传达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关于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决定，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落实这一部署的具体行动方案。
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也于12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明确了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3月3日，毛泽东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鉴于土埋灭螺容易复生，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采用火焚的办法，永绝后患。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照办。
从此，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都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必须了解和检查的内容。
1956年，毛泽东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同上海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呼：中国人民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什么都可以战胜！
在《送瘟神》诗的后记中，毛泽东写道：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12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从这段后记中我们可看出，毛泽东为打赢消灭血吸虫这场大仗，他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感情是多么投入、决心是多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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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党建网微平台”，摘自2019年第6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送瘟神〉诗中的毛泽东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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