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在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内涵的基础上，阐述双循环的内在统一关系。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在分析当前发展格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新发展方略：要坚持加快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要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要坚持加快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要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特别是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强调建立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本文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联系国内外的经济现实，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来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基本内涵、主要问题和基本方略。

 

一、尽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

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融入世界市场，形成国际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全球体系。当今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全球化出现逆流，国际大循环面临危机。近年来，内需对拉动中国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

（一）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格局

从国内来看，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退，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防控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首先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采取了推动复工复产的举措，经济社会逐渐恢复正常。

从世界范围看，新冠肺炎在全球大爆发，大部分国家采取了减少国际航班，限制人员往来的措施，国际大循环受到冲击。加上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劣势，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出现了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济衰退，就业率下降，收入减少。美国等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打着反倾销的口号，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抵制中国产品，还直接用行政手段斩断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现有的有关内循环、双循环的研究，多是从中美贸易战、拉动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进行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分析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并提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发展方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推动建立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一是中国经济大国地位产生的内生需要。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也必须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第一，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拥有14亿人口，拥有9亿劳动力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网络经济、快递、移动支付等新兴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中国拥有完备工业体系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居世界第一。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三，大国不能过分依赖出口。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国家发展初期，需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是，当经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市场培育后，生产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国内的需求，同时还应该进口更多的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英国、美国、日本等国都走过了典型的先出口，后满足国内需求的道路。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万多亿美元，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上。第四，大国不能过分依赖国外产业链、供应链。如果过度依赖国际分工，一旦别国主动断供，或别国发生战争、政变、罢工、恐怖主义等危机，一件产品的某个零部件，或者某种资源、能源、农产品断供，就会使整个生产过程中断。

二是提升经济、科技自主权，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国科技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一，科技实力是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总量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占到世界总量的30%以上，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的差距。第二，建成现代化强国，必须提升科技自主权，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要真正强起来必须提升科技实力，在尖端技术、核心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第三，提升科技水平，提高人才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创新，创新需要人才。有创新才会有新的产品，才会有新的社会需求，才能有新增的生产，新增的就业，新增的收入。中国过去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以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不断提升科技水平，才能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经济危机、金融风险也相互传导，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第一，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自身上面，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全球化促进了经济交往，为商品带来了更大的市场，推动了经济发展。随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经济降速，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而导致的衰退，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加防范，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会传导到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第二，是不断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的需要。西方国家依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把持着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不断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

四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冲击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第一，国际产业链断裂。随着全球化发展，产品内国际分工获得了快速发展，许多产品的零部件由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生产。为阻止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停工、停产、停运，使产品内国际分工受到极大影响，国外企业停工无法生产零部件，会导致国内加工无法组装成品。第二，国际进口数量减少。为有效应对疫情，国外企业停产，工人失业，使生产过程中止生产出来的产品减少。短时间可以依靠库存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影响中国进口的规模。

五是应对美国等国家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需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第一，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利用病毒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把疫情防控政治化，对中国产品施加高额关税，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部分孔子学院，驱逐部分中国驻美记者。第二，出现了去中国化现象。一些国家进一步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美国把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打压。一些跨国企业，借口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退出中国，把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的“去中国化”的现象。

 

二、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

国民经济循环的本质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分析国内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基本工具，辩证唯物主义是分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方法。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看，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正确处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要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参与全球化的立足点。

（一）国内大循环的内涵

国内大循环是社会再生产在国内的循环过程。国内大循环，不仅包括社会最终产品主要靠国内的消费与投资，也包括生产、流通过程主要在国内进行，只有完成这四个环节，才能完成再生产的过程，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过程。

一是国内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人们运用劳动工具，通过人的活劳动，加工于劳动对象，生产出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生产的国内循环，即为生产的全过程，包括资源、能源、原材料的获取，设备、零部件的生产、组装等过程主要在国内进行。

二是国内流通过程。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通过交换可以丰富物质文化需求，提高生活的质量。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者来说，只有把商品运输到市场，通过各类市场把产品销售出去，换回货币，才能给工人发工资，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维护更新机器设备，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品卖得出去非常重要，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则生产过程就停滞了。流通过程的国内循环是指商品在国内流通、流动的过程。

三是国内分配过程。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3]分配包括物质分配和收入分配，物质分配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物质分配关系到生产出来的商品在社会各成员、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到社会生产的物质平衡。收入分配关系到社会最终产品的实现，收入分配不合理，产生两极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收入分配还关系到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会引起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合理的收入结构，有利于拉动消费，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分配过程的国内循环是指国内的收入分配过程（广义分配还包括财富的分配）。

四是国内消费过程。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产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需要包括国内和国外需要。一件商品只有被人们使用，经过消费，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实现了其使用价值。从供求关系来看，消费属于需求侧。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可以刺激生产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4]国内循环的消费，主要是指国内生活和生产消费的过程。

（二）国际经济循环的内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增加，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依赖日益增强。国际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大循环。

一是国际生产过程。从生产来看，生产过程突破了国家界线，需要国外的资源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劳动力以及机器设备，即为国际生产。随着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生产过程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线上的机器设备、零部件等有可能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工人等也有可能来自外国。

二是国际流通过程。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海运、空运、陆运等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球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80%以上是通过海运进行的，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港口排名前十名中有七个在中国。流通过程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

三是国际分配过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利用自身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的国家利用技术优势，有的国家利用资源和能源优势，有的国家利用人力资本优势，有的国家利用供应链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的不同位置。越是具有垄断性的优势，在国际分配中获得的越多。

四是国际消费过程。从消费来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生活消费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人们消费的产品从农产品到工业品，从易耗品到耐用品都来自世界各地，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选择，满足了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消费的全球化，“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5]

（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对立统一

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大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要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在世界市场上，各类商品按照价格、竞争、供求等机制进行配置，更好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地满足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大循环成为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国际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二战以来，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通过便宜的劳动力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为世界提供价格便宜的产品，提高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生活水平，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国际大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

三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关系，能够推动二者的相互促进，推动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国内大循环发展，生产出更多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能够更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从国际大循环中购买更多的原料、资源、能源和零部件以及制成品，从而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国际大循环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有利于更好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反之，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则可能使二者相互限制，导致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共同衰退。

（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经济发展必须掌握主动权，要“以我为主”，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习近平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6]一个国家应该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自身的基础上。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依赖于其他国家，就会受制于人，就会失去经济的独立自主权，沦落为其他国家经济的附庸。因此，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

二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强调内因不是彻底否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影响事物的发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7]外因对内因起反作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能够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因为一些国家的破坏而暂时出现波折，但是由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能因某一个国家或某个人的阻挡而终止。从历史大势来看，全球化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中国应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良性发展的局面，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新生态。

（六）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联系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

一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发展理念是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并把它作为“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一。发展阶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段落。习近平指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指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将进入新的阶段。“格局”从字面上看是“结构”的意思，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的新结构。具体到中国来讲即改变过去偏重于出口，忽视国内经济循环，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结构，强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进行的国内大循环，同时使国内循环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都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提出来的。第一，新发展阶段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世界面临百年未遇大变局，新冠肺炎加速了变化的过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大循环对拉动中国经济的动力减弱。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价格提高。土地资源的减少，土地价格上升。随着资源利用的增加，资源和能源短缺问题突出，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但是，随着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经济、新业态，内需对拉动经济动能日益显现。国际和国内大循环，“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8]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全过程。国内循环需要创新发展，这样才会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参与国际循环也需要创新发展，这样才能更有国际竞争力。国内大循环需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国内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大循环也需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不平衡问题。国内大循环需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际大循环也需要绿色发展，开展全球生态治理，有利于更好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国内经济循环需要开放发展，这样才能更好融入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循环也需要坚持开放原则，这样才能更好推动国际交往，推动各国文明交流融合发展。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

（一）当前发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出现了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西方的问题。第一，生产过剩，结构性问题突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摸清市场经济规律，一些地方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导致一些低端产品过剩，而一些中高端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第二，出口企业竞相开展价格战，外国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出口企业，各企业开展竞争，压低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低廉的价格满足了国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外群众的生活水平。但仍然有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甚至发起了反倾销报复。第三，生产技术含量低，一些产业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中国工业起步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年来，虽然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变为以机电产品特别是通信产品为主，但是手机等的零部件等硬件，以及软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国外。一旦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更严重的如发生战争，则面临核心零部件断供，从而生产过程中断的风险。而且，芯片、操作系统被国外企业把持，也面临着数据信息被监控、泄密等安全风险。第四，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附加值低，环境污染重。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低。美国、日本等利用专利技术在国际分工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中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过程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严重。

二是流通过程存在的问题。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流通经济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对于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着流通费用高，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等问题。第一，国内流通费用高。近年来，中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购物、物流快递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费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第二，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一些企业生产长期依赖国际订单、贴牌生产，没有国内营销渠道，没有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遇到国际经济危机，甚至国际战争、恐怖主义等威胁时，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企业面临销售危机。

三是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从国际来看，存在着国际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大幅度增加，存在着经济压力大，不敢消费，消费意愿低的问题。同时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居民储蓄意愿高。第二，国际分配不公平。在国际分工中，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导致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在国际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国家利用资本上的垄断、技术上的优势剥削落后国家。国际分工中，中国多以加工组装为主，缺乏核心技术，获取的收益少。

四是消费过程存在的问题。由于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比较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第一，国内消费比重低。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般消费占经济较大的比重。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够大。第二，国际消费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美国把中国当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频频在南海对中国发起挑衅。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出口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9]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新发展方略。

一是坚持推动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第一，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完备的产业链。国内不同地区，要按照资源、人才等优势形成不同的国内分工，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特别是一些关键行业，要形成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国内产业循环。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第二，发挥大国优势，促进产业梯度升级。发挥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的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在东部没有竞争优势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优先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供给存在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要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生产差异化的产品，更好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

二是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公立高校、国有研究机构的优势，着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国际协同、集中攻关，争取尽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须借鉴日本在最近16年获得15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经验，我国也应尽早在自然科学前沿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第二，引育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不断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坚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华人科学家与国内人才培养并举的原则，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专利技术的市场化，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三是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第一，要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社会网络化、信息化程度，有利于改善社会生产条件，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推动经济发展。要加快推动5G网络布局，加快大数据中心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工作，加快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坚持民生导向的生产，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要由过去以国际标准、出口为导向的生产目标，转变为以中国标准、满足中国人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出口型企业本土化、中国化。第三，推动城市化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率特别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还有许多地方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没有下水道，没有抽水马桶，许多家庭条件仍然比较落后，家里没有家电设备。大量的群体没有坐过飞机，更没有过外出旅游。要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是坚持加速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第一，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虽然中国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仍然有许多地方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们出行困难，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运输困难。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循环。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要进一步降低油气价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降低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过程。

五是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提升中低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虽然中国人均GDP迈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然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中低社会阶层的收入，特别是提高月收入1000元的6亿人的收入。[10]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教育、住房、医疗制度，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加强职业培训，确保中低收入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第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国际分工本质上是通过技术、资本、标准等的垄断而建立起来了的一套不公平的国际分配体系。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互利共赢，按照平等互惠的原则，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

六是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第一，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的对外开放。虽然目前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正如明清时期中国的海禁政策，无法阻挡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使自己越来越落后一样，美国一国同样无法阻止全球化的进程。要推动建立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以自贸区、新片区、自贸港为抓手，推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监管法治化，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第二，推动国际大循环。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充分利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缩小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加大国际进口力度，更好满足群众生活。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利用国外市场、国外资源。促进国际贸易更加公平公正，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推动世界市场健康发展，畅通国际大循环。第三，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扬自力、自主、自立、自强的精气神，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单个经济体,不管它的规模多么庞大、实力多么强悍和手段多么狠辣,当其对中国发起战略挑衅甚至采取战略行动的时候,我们都是存在化解之道和化解之策的。我们既要有这样的自信,也要有相应的智慧,更要厚植经济基础。”[11]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带动国际大循环的顺利发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在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合作博弈和伟大斗争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8]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20年08月25日，第 02 版）

[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20年08月25日，第 02 版）

[10]“中国经济体量增长迅速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一度超越警戒线，中国最富1%、10%人口收入占比逐年增大。其中，基尼系数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相比，中国处于较高的位置；中国最富10%人口与最穷10%差距数值在这些国家中也较大。”李立男：《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国际比较研究——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的对比分析》，《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1期。

[11]伍抱一、伍山林：《美国关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张峰，上海海事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求索》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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