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相关思考

引  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期，正确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深刻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对全面理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进而提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有着重大意义。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理解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们分两期推送李慎明教授关于“战略机遇期”思考的相关文章。第一篇为《赢得未来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可点击阅读）；此为第二篇《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相关思考》。

【李慎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内容提要】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20年直至2050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不是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从国内外形势发展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上看，已经具备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具体包括五点：一是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二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分化，哪里就有觉醒、就有反抗、就有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则；三是苏联亡党亡国和美国这两个不同类别的反面教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昭示；四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拉开帷幕；五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在发展。从国内看，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新时代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进一步确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就会在战略机遇期有大的作为。“和平、发展、共享”是争得未来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代旗帜。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大体上维持了党的十六大报告的提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21世纪头二十年即将过去，从整体上说，我国各个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说明，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十分重要、重大并完全正确。在这百年未有大变局来临之际，未来20年直至2050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前的发展，是不是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

一、什么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不少人现在正在思考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宏观战略以及未来的战略机遇期等众多问题。有人认为，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将更加令人翘首以待；有人认为，未来的战略机遇期行将结束；有人认为，机遇与挑战同在，关键是看我们主观如何应对;等等。

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是不是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1936年12月完成的著名军事和哲学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为我们分析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战略机遇期”中的“战略”，借用的应该是军事术语，可以说，战略机遇就是确保战争胜利所必需的一切客观与主观条件的总和。党的十六大所说的战略机遇期的本意，可能是特指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建设时段。随着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以新的历史使命。我们的总任务是在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党的十六大所提的战略机遇期的本意是特指保障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建设的时段，随着我国国力的逐渐壮大和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应把战略机遇期原有的内涵扩大为确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段。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是不是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主要取决于国际及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业已存在的客观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我国领导者主观指导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以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取得全球瞩目的巨大成就，既有客观条件的形成与具备，更有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之所以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而不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的提法，就是旨在说明最终成为事实的战略机遇期是客观自在与主观努力的高度统一，而绝不是事先就已确定的结果。最终的结果既不是守株待兔自然等得，也不是别人廉价施舍索得，更不是牺牲不应牺牲的长远根本利益苟得，而是用勤劳、智慧、勇气奋力拼搏赢得。只要正确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原有既定的客观条件向不利方向发展，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进一步说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事先就能完全认定的，一定的客观条件具备后，人的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仅要为自己拼力赢得眼前的战略机遇期，而且要为后人的战略机遇期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绝不能“崽卖爷田心不痛”，也不能“爷吃子孙脸不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战略机遇期中的机遇与挑战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原有的挑战，若应对得当，可以转化成机遇；若应对失当，机遇也可能转化成挑战。

战略本属于战争的范畴。毛泽东曾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一般说来，战争不利于和平建设，但能打赢特定条件下的战争，反倒有利于新的和平建设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抗美援朝就是这样的正义战争的典范。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不反对战争，只反对非正义战争。比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当然会尽最大的诚意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但如果台独分子胆敢以任何形式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我们决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如果台湾当局与国外敌对势力逼迫我们开展上述正义斗争，这决不是战略机遇期的丧失，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恰恰极可能大大地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二、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客观条件

从国际上看，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具备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具体如下。

1．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爆发，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等全面危机的总爆发，这场危机将要延续数十年甚至更久；随着这场危机的深入发展，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也就是说21世纪中叶前后，不仅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极可能会在个别甚至几个发达国家先后引发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一场大的社会革命。当然，这绝不排除在这场高潮之后还可能出现新的低潮。目前这场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是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依据所在，也是我们仍然处于大有可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依据所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积累多年、积累多次特别是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资本放手侵吞劳动导致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急遽分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机遇。

2．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分化，哪里就有觉醒、就有反抗、就有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则

仅从2019年开局来看，全球范围内动荡不已，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仍在继续复兴。法国连续十多个周六举行“黄背心”运动；德国8个机场同时罢工，影响22万多名乘客出行，甚至出现效仿法国的“黄背心”活动；美国洛杉矶爆发大规模教师抗议，3万名教师罢课要求涨薪，数百个城市爆发强烈要求性别平等的“女性大游行”；印度包括银行业、农业、通讯业、公共服务业等10个全国性行业工会组织民众共计2亿人上街参加罢工游行等。2019年2月13日，比利时工会举行大罢工，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员工也参与罢工，从当地时间12日晚上10点起，所有往返比利时的航班被暂停24小时。经济上即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带来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行为上的两极分化。一边是全球范围内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兴，一边是极右翼思潮甚至是纳粹和军国主义思潮的萌动。2019年2月，位于伦敦北部海格特公墓的英国国家一级保护文物马克思墓碑两次遭到破坏，就是极右翼思潮泛起的例证。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同样被物理学中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支配。右翼思潮越淋漓，左翼思潮才能越尽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状况已有所改观，开始朝着人类进步事业方向探索前行。我们还可以断言，经济是基础，上述种种思潮或活动直至运动，无论以什么面貌出现，其本质根源都在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目前这些活动直至运动往往仅是自在的阶级阶层争取或维护眼前经济权益甚至是生存权益的本能的或不自觉的行为和行动，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这些斗争必然会朝着政治斗争等方向深入发展。

3．苏联亡党亡国和美国这两个不同类别的反面教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昭示

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时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苏联亡党亡国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得的反面教员。另外，不断变换手法、手段而企图搞乱、搞垮社会主义中国的霸权主义者、强权政治者即帝国主义的美国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难得的反面教员。唐朝柳宗元在《敌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有人认为，在苏联亡党亡国之后，美国是没有敌人硬找敌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美国统治者为了增强其内部凝聚力，有时会故意在外部寻找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但从根本上说，当今的美国本质上是誓与世界人民为敌的。

我们不是没有反面教员却硬要寻找本质上不是反面教员的替代物，而是反面教员自在。仅是正面教育，往往缺乏说服力、感染力、蚀骨力、穿透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必然需要不同层面的反面教员来教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党，是一个勇于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病毒的党。我们党就是一步一步从总结血与火的经验教训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包括别人的，更有自己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千锤百炼，党、国家、人民与社会主义已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四位一体；我们已经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形成并正在发展壮大，这样的党、国家、人民与社会主义决不能也绝不会倒下。

4．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拉开帷幕

社会主义绝不是某个天才头脑里的偶然发现。随着人工智能的急遽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从整体上将会较快地减少；随着互联网等数字经济的革命，绝大多数人之间的联系、交流越来越便捷、广泛，他们的“自在”状态会较快地转变为“自为”状态；正确理论产生和传播的速度会成倍地加速；理论的成熟程度决定运动的成熟程度。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按资分配方式这一狭隘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和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认真倾听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呼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也将会一再顽强地闪烁着自己的光芒。

5．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在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疾风暴雨之后，作为世界上既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越南、古巴、朝鲜、老挝一道巍然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这是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中十分靓丽的风景，她以特有的风姿昭示着人类的未来。

恩格斯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以上五条，既有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文化的上层建筑，又有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党大国的示范效应。它们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这说明，我们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的“大变革、大调整”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能否赢得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中的“大发展”这一最终结果，关键在于在今后一些年内我们党和国家能否正确应对。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就会在战略机遇期有大的作为

从国内看，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新时代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进一步确立。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时说：“最重要的是保证内部稳定。你只要团结好人民，使人民团结在你的领导下，那就什么也不怕了。如果内部发生问题，你就要注意了。苏联就是内部发生问题，赫鲁晓夫下台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搞颠覆活动，而是俄国人自己把他搞下台的。” 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时说：“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总结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一些人说细节决定一切。离开前提条件，笼统地说细节决定一切，这值得商榷。从唯物辩证法认识论上讲，从根本上说，应是思想路线决定政治路线，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应是路线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政策，政策决定策略，策略决定细节。以上是从一般规律而言。从特殊规律说，也有逆势而起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特定的细节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样的细节，应是毛泽东所说的是“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只有带全局性的一着，才是在贯彻落实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细节。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说，“重要的是战略”，不是“策略上的细节”；“战略是社会主义!战略上国家控制经济，国家的财富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战略”。我们每天忙碌的往往是十分烦琐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有时也会有关键性的战略细节隐藏其中。我们首先一定要从战略上着眼，而不能整天沉浸在日常事务工作之中，这样才能捕捉到隐藏在其中的战略细节。我们绝不能以为，一旦在技术或操作层面有好的主意，一切带全局性的问题、甚至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都会顺理成章、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从而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刻苦学习与思考，放弃对实际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放弃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追寻与锤炼。所以，我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同样需要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消极无为的自然进化论。只有毛泽东所说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顶层思维顶层设计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

什么是思想上的路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顶层思维。什么是政治上的路线？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所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等等，这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是决定一切的这一如铁如钢真理的正确。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自身，在于党内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起直至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如习近平所说，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当今世事正纷纷，如何既居安思危，又坚定信心，赢得新的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呢？

毛泽东十分重视抓住解决所有问题的“大本大源”问题。早在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就探讨了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信中说：天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国之道未找到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信中强调：“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1920年11月，毛泽东又指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邓小平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根据这一思想路线，邓小平又提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即政治路线。

中央领导核心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中最为宝贵、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放入历史长时段中的一般规律。我们还应记住，在一定范围和一段时间内，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决定性的反作用。党的十八大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使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与活力。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垮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今年进入第70个年头。党的十八大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仅能确保党的十六大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的实现，而且也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争得发展的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最大的机遇。

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既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又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他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年1月5日，习近平郑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在2016年“5·17”讲话中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时而生。党的十九大审议并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载入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紧密相结合的当代中国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发展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题目，其内涵既丰厚、博大，又精炼、深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及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也可以用坚持“一个指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坚持“一个指导”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改变的。我们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坚持和发展并举，不可偏废，但不同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值得注意的全局性倾向。在强调坚持或发展一面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同时，也要注意，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表现在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及价值观领域，又根本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性质与宗旨；既表现在政治的上层建筑领域，又深深植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正确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应当弄清其中的三个要义：一是以人民为中心中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的主体由工人、农民和爱国的知识分子所组成，是指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三是依靠绝大多数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组成，两者互为目的和手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多次侈谈“为人民服务”，现任总统特朗普在其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也频频使用“人民”这一词汇。他谈到要“重塑对全体人民的承诺”，“让政府由人民做主”，“国家是为服务人民而存在的”，等等。但是，他们所讲的“人民”的内涵与我们党所说的“人民”的内涵有着根本性质和范围的不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原有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就经济建设在各项具体工作中的位置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就我们各项具体工作包括经济建设的价值指向而言。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体现在经济领域，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逐渐转向共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共富。等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富阶段之后，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又被赋予新的内涵。

坚持党的领导，根本体现在政治领域，这就是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与阶段性纲领相统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和政权在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实现最终纲领上永不变质，确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根本政治领导体制有力、有效地贯彻落实。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唯一目的地，是要到达的“河的彼岸”；放弃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目的，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正义性和合法性；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是达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路径和根本办法，是到达彼岸的“桥和船”。如果只提以人民为中心，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所谓的以人民为中心，就只能是想像和描绘中的“理想国”与“乌托邦”。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统一体，贯穿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四者血肉相连，有着相同的质的规定性，并且是要在不发生较大的局部战争情况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不断发展壮大的。

1920年9月，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习近平也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一定意义上讲，治党就是治吏。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指明航向，今后的关键问题在于落实和怎么落实。

为什么现在有些干部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甚至党令、政令被阻滞不行？除了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原因外，说到底，主要是一些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这些人口头上跟着红头文件朗朗背诵，行动和内心所想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套，例如有一些同志实质上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升迁和小家庭过好日子而不辞辛劳；制度一旦收紧变严，这些人寻租的原动力便会锐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十分重要，完全正确。这两者有着内在高度的统一性，无疑要紧密结合，同时着力推进。但是，思想建党更具前提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因为制度是人制定和执行的，人还会修改甚至颠覆制度。所以，习近平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才是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和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战略举措。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活动中，如何使广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真正有效地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把提高各级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真正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就显得至为重要。

毛泽东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疑是大党、大国，但从世界总的力量对比看，仍是资强社弱。只要我们自己内部不出问题，即思想政治路线坚定正确，别国、别人则永远无法撼动。只要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只要我们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落到实处，落实到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和城乡基层，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永远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会丧失战略机遇期，而且会重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

四、“和平、发展、共享”是争得未来发展重要机遇期的时代旗帜

习近平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无论对当代中国还是当代世界，都是这样。在弄清了我们在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方位之后，认真研究这一时代之中存在的具体而又重大的问题，则成为另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又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又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当时紧紧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才最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国际意义和世界意义。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与人类社会一道跨入21世纪。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大党大国实际，洞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放眼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展望未来世界发展走向，十分敏锐地捕捉到“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延续发酵所必然产生和已经产生的结果，即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一系列问题，及时提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这三大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

习近平所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是邓小平所力求解决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而他所说的“治理赤字”本质上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新带来的共享问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共享这一新出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和平、发展、共享”这三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1．和平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仍未走出低谷，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仍在酝酿与积聚。全球目前正经历着艰难、复杂多变的时刻，世界正处于百年以来的大变局。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为了走出和转嫁危机，加紧在一些地区制造国际紧张形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评估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目前经济危机的可行性。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真正走出危机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和金融化积累机制，利用其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和规则规制等综合霸权，配合其时而加息召唤美元回流、时而量化宽松放任美元在全球泛滥等金融手段，在全球战略要地制造地缘政治麻烦和种种事端，在相关国家不时掀起金融经济风暴，以转嫁其国内危机、维护其世界霸权。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意识形态偏见、制度偏见和战略疑惧，正在发展的中国遭遇西方霸权国家的遏制、打压越来越公开、急遽。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威胁到世界上相关主要大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各个大国在背后的较量与博弈日益激烈。西方军事霸权主义可能抬头，绝不能排除其日益增长的战略冒险，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2．发展问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但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仍然主要是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

今天的人类社会创造与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内部，而且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并且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呈日益扩大之势。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复杂的社会与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大量的利益受损者，特别是那些缺乏技术的蓝领工人。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更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

世界经济整体复苏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国际金融经济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各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不少困难，各种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和再平衡期。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达国家内部出现明显的“逆全球化”的现象。美国加紧重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体系，奥巴马时代美国期待重塑全球经贸规则，特朗普时代倡导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实质上仍然是企图继续主导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以维护其霸权私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预示着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迫切需要结构性调整。现在的世界正处于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与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国家之间竞争、较量的“相持阶段”。整个危机极可能要再延续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这次世界经济调整的长期性、曲折性、残酷性和血腥性。从根本上说，促进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和新的发展体制机制。

3．共享问题

习近平所说的“治理赤字”的解决途径是“共商、共建、共享”这三个原则。在这三个原则中，“共商”“共建”是手段，“共享”才是目的。在“和平、发展、共享”这三个全球性问题中，“共享”既是“和平与发展”的目的，同时又是“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共享”无论在“共商、共建、共享”这三个原则中，还是在“和平、发展、共享”这三大全球性问题中，都处于目的性的位置。可是在当今世界，“共享”却成为令人忧虑、亟待解决却又十分难以解决的突出的现实重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已出现，但至今尚未解决。列宁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1916年上半年，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更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数据是枯燥的，但有代表性的数据往往会通过最为简捷的呈现方式直指事物的本质。为了充分证明列宁当年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判断没有过时，同时也是为了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共享问题的正确和重大，笔者在这里用近几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披露的相关数据进行佐证。2016年1月1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夕，慈善组织乐施会的报告说：“失控的不平等现象导致62个人拥有的财富，与全世界最穷的一半人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5年前，这个数字还是388人。”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刊登的《不平等与现代化》一文指出：“19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8%左右，2011年则掌握全国40%的财富……1965年，美国350强从业的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现在则是273倍。”2016年3月9日，奥利弗·格林在奥地利《新闻报》的文章中说：“2010年，拥有一半世界最贫穷人口的财富的人能够装满一架飞机的话，2015年则只能装满一辆巴士。” 2016年5月23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拉娜·福鲁哈的《美国资本主义的重大危机》，文中说：美国“金融部门目前占美国经济的7%左右，大约高于1980年的4%，但它目前拿走全部公司利润的25%左右，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只占区区4%”。2018年10月5日，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发文说：“2016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与最贫穷的90%的家庭相当。虽然自1986年以来，90%底层家庭的平均财富保持在同一水平，但1%顶层家庭的平均财富增加了两倍多。” 2018年，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状况进一步加剧，26名亿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全世界一半人口——38亿人财富的总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给世界政治与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反过来又导致增长和分配、效率和公平特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

罗马教皇方济各在其2013年出版的首部宗座劝谕书《福音的喜乐》中，以各种犀利的言词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他表示：资本主义经济是劫掠穷人的经济，其本质无异于“谋杀”。他断言：“资本主义专制”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由这个体制造成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和死亡。他表示，这个体制鼓励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思想，西方金融体制需要“全面整顿”。

贫富差距鸿沟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发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的经济根源，是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根本原因。这说明，一是和平与发展是问题的表象，能否共享是问题的根源和实质；二是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要达到的彼岸和目标，设法解决共享是我们达到彼岸和目标的桥与船，即根本路径；三是共享问题如果达不到有效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也无从谈起。从本质上说，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各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鸿沟现象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所必然酿就的罪孽。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或终结，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先决性条件。

在一定意义上讲，高屋建瓴地抓住事物的根本矛盾，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在解决问题的征程上走了一半的路程。习近平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之外，深刻地提出“共享问题”这一“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存在的根源和解决的根本路径，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什么是共享？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之一。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我国内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是落足点。在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两大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这三大理念，其中共享又是落足点。这也就是说，不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救世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今后的世界史将是进一步证明这一真理正确性的历史，是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重大结论正确性的历史，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根本信心所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3] 徐坚主编：《国际环境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郭春丽等：《小康之后的中国：如何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百年目标》，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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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重新编发，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曾转发于2019-11-28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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