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女投江”看如何传承民族英雄精神？

  

原标题：《从<狼牙山五壮士>谈到<八女投江>》

 

抗战史研究——从《狼牙山五壮士》谈到《八女投江》

 

《八女投江》（国画） 王戚烈作

 

与“狼牙山五壮士”最接近的抗日英雄，“八女投江”应该算是头一个。这两个都是实事，也都被写出故事，被拍成抗战电影，受到中国人的广为传颂。

 

引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无意中在有线电视的《老故事》频道看到一段视频。198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重拍《八女投江》，于是组织了包括编剧李宝林在内的采访组，到黑龙江省牡丹江下游一带进行实地采访。视频就是编剧李宝林对镜头讲述他们的采访经过。

 

他们的考察包括，八女投江，都是哪些人？哪一年？在哪个地方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发生的经过如何？

 

时间是在1938年的10月，没有疑义。地点是牡丹江下游支流乌斯浑河西岸，也没有问题。有疑义、有问题的是故事的细节部分。

 

乌斯浑河，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林口县境内，牡丹江支流

 

我最钦佩的是李宝林的客观冷静和明察秋毫。他没有被现场村民的“口述历史”所蒙蔽。他实话实说：这些村民的话都不可信，什么现场谁说了什么，什么喊口号、唱歌，都不可信，因为这些人当时没有一个人在现场。因为他们不是那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都只是站在很远距离的旁观者。近处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李宝林说，什么话才是可信的？村民们说：只听见江边打了一夜的枪，还有女人的声音在高喊，最后平静了。第二天白天他们到江边看，什么都没有，只是以后在河里捞上来一支枪。

 

也就是说，这场战斗可能有各种结果：战斗中八个女战士都牺牲了；弹尽之后被日伪军杀死了；或者都抓走了；而“八女投江”的结局是人们能想像到的最感人的结局。所以，“在背水作战至弹尽援绝的情况下，8位女英雄誓死不屈。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的情节是人们后来想像出来的，真实的场景并没有人亲眼看到。

 

这八个抗联女战士中间，只有领头的冷云有史料可查。当过小学老师的冷云，丈夫是个投靠了日本占领军的伪警长。她想到要离开（不是离婚），组织劝阻她留下来，为的是做“伪军的工作”。以后冷云还是投身参加了抗联部队。

 

《八女投江》这部电影中的情节，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8名女战士，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一齐向日伪军开火。正在追赶抗联主力部队的日伪军突然遭到来自侧后方的打击，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向河边压来。抗联主力部队乘敌人慌乱和兵力分散之机，顺利突出重围。”

 

一群“爷们儿”，为了自己能活命，眼看着比自己力量弱的“娘们儿”来救自己，自己竟只顾逃命，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尽管电影故事里有“日伪军一方面以密集的火力控制住山口，阻止抗联主力部队的回援，一方面加强兵力向冷云等据守的河岸阵地扑来，企图活捉她们”的描写，我还是提出质疑：当时日伪军的真正目的是消灭你整个抗联部队，尤其是抗联的主力，而不是这几个主动站出来担任掩护的妇女，日伪军干吗要“阻止抗联主力部队的回援”呢？他们巴不得你返回才对。

 

可惜，事实上这些已经突围出去的抗联部队并没有返回。

 

日伪军有多少？告诉你了：“日伪军千余人趁夜来袭”。

 

抗联的人数有多少？没有说，只是说“第5军第1师部队西征”。还告诉你：“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而镜头前的八一厂编剧李宝林告诉你，整个妇女团的人数只有50—60人，一个排多一点。

 

而在有关史料的其它部分中告诉你：在牡丹江与乌斯浑河交汇处时，“抗联五军一师的许多同志都牺牲了，只剩下妇女团的8名女战士和100多个男战士”。

 

我了解到的故事的战斗过程和最后结局：

 

在牡丹江与乌斯浑河交汇处，抗联部队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一师的指战员们边打边撤，战斗中8位女战士与大部队分开了，被隔在河岸边。这几个女战士原本是有机会脱险的，就像狼牙山上的五壮士一样，不是没有逃生的机会。但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看到敌人死死咬住抗联大部不放，便主动放弃了自己悄悄逃生的机会，利用有利地形，指挥7名女战士分成3组，对着敌军背后一阵猛打。日伪军骤然受到后面来的攻击，一下子死伤不少，还以为又遇上了抗联的大部队，急忙掉转枪口朝妇女团这边扑上来。

 

据后来的编写者的描述：一师的主力突出重围，正要向密林深处转移的时候，发现了妇女团的同志没跟上来，急忙回师救援。结果遭到了敌人的猛烈狙击，伤亡很重。8名女战士看到这种情况万分焦急，一齐高喊：“战友们！冲出去！别管我们，抗日到底！”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一师的主力只好忍痛撤离，甩掉了日伪军。

 

这一段描写，是编出来的吧？为那些抛弃了主动担任掩护的女战士们的男人们寻找出自己逃命的合理根据。

 

气急败坏的敌人加紧了对女战士的攻击。妇女团的8名女战士团结一致，奋勇杀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丧心病狂的敌人用迫击炮轰击。8名女战士都负了伤，衣服也烧坏了，子弹也打光了，只剩下最后的两颗手榴弹。前面是凶恶的日伪军，后面是滔滔江水，摆在女战士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是以身殉国，或是被俘受辱。指导员冷云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抗联的战士要顶天立地，宁死不受羞辱！”女战士们同仇敌忾，坚决表示宁死不做俘虏。面对冲上来的敌人，她们把最后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然后毫不犹豫地一齐跳进滚滚的江水中，她们手牵手，向江心走去。敌人冲上了河岸，看到自己的对手竟然是8名年轻女子，非常沮丧。先是用金钱、活命加以引诱，对女战士们大喊：“回来，金票大大的！生命的保证！”8名女英雄义无反顾，继续向江心走去。凶残的敌人射出一排排子弹，8名女子血染江水，以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威武不屈的民族正气之歌。

 

这一段生动的场景描写绝对是想象出来的。8个人之间的通话，最后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些通话内容？还有鼻子有眼的？如果不是事先看了李宝林在镜头前的讲述，我真的会以为有人近距离目睹了“八女投江”的整个过程。

 

今天矗立在牡丹江市的八女投江纪念碑

 

事实是：抗联这八个女战士拼命保护的，是抗联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的队伍。1937年，由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提名，关书范担任抗联五军一师师长，那年他25岁。当这8名女战士发现了敌人时，她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师长和他的大部队。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伪军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8姐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可能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人们都不知道，在当时主动挺身出来担任掩护的8个女战士手上只有3支步枪。她们最后吸引了全部敌人包围过来，直到最后子弹全部打光。

 

这次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战斗下去的信心。回到二师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日军给出的收编条件。此事被周保中得知后，马上采取了果断措施，处决了关书范。此历史情节见于《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

 

谈历史，谈抗战时，我们看似在一些已经发生的历史故事中打转转，讲述5个八路军男战士和8个抗联女战士的故事。但实际上，我们是在通过歌颂男女抗日战士的故事中，讴歌一种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不屈的斗争精神。这对于两千多年来一直生存在强权高压政治下的中国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中国人已习惯于“逆来顺受”，而且深深印在了自己的骨骼和精神里了。

 

内藤湖南，也叫内藤虎次郎（1866-1934），是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所谓“京都学派”的主导奠基者。生于秋田县鹿角市的儒学世家，曾经是《明教新志》、《日本人》、《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日报》记者。以内藤湖南为首的“支那学派”，极为推崇中国文化，且与中国学者保持良好的往来关系，三田村泰助喻之为“内藤学”。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日本军方准备大举入侵中国之际，内藤湖南根据中国的文化史所形成的民族性，准确预言到大部分的中国人将对外来的强权势力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敢于起来反抗外来强权势力的中国人只是少数人。

 

日军的侵华史证明了内藤湖南预言的准确性。

 

故事再回到八女投江的东北抗联。时间到了1939年以后，经过八年的统治时期，当时东三省绝大部分中国人都采取了同日本人的政权合作的态度，不再反抗。当时仍坚持反抗的只是极少数人，比如来自河南的杨靖宇、来自云南的周保中、来自四川的赵一曼等等。

 

1940年2月22日，弹尽粮绝、孑身一人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出现在辽宁省蒙江县（现靖宇县），在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路上拦住了四个进山砍柴的中国人，与其中一个名叫赵廷喜的本地农民谈了话。此前上万日伪军为搜捕他已折腾了两个月。杨靖宇主动出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棉鞋脱了帮，脚冻坏了，身上发烧，而且多日没吃东西了。杨靖宇身上还有九千元伪币，他请农民赵廷喜到山下给自己买双棉鞋和一些吃的。

 

据说，当时赵廷喜劝他投降，说眼下日本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只要你投降，他们就不杀你。其实赵廷喜不知道，杨靖宇要是真的投降，日本人不但不会杀他，还会让他做伪满州国的“军政部长”。据当时日本人的报导，杨靖宇心平气和地对赵廷喜说：老乡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是咱都投降了，中国就真的完了。

 

杨靖宇选择了宁可壮烈殉国，也不屈从日伪政权统治的人生道路。这种精神在今天是不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歌颂狼牙山五壮士，歌颂八女投江，实际上歌颂的就是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那些具有汉奸情结的所谓学者，用追究所谓的“历史细节”来质疑英雄的存在，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彻底否定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可惜，今天只有极少数人，才发现了这个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