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志狂谈：被刻意忽略和歪曲的中国与美日等国家来往历史

 

       说起新中国前30年的中外来往历史，绝大部分人会想到这么一条线：建国初期就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有支持中国的一些非洲国家，到70年代才出现与日美欧等资本主义强国的建交热潮。他们深信在建交之前是封闭式的的，没有什么往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课本所呈现给我们的，并与盛行于网络的历史观点形成的印象。

与此同时，很多人还受地摊历史的荼毒，相信那些资本主义大国的政府对中共都是友好，“是毛时代的新中国不领情”，这些谣言荒谬至极，害人不浅。

了解中外来往历史的人都会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对新中国发起封锁禁运的，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并未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也没有单纯因为意识形态冲突而主动断绝来往，反而在美国的封锁下艰难寻求和其他国家的对话交流，不仅与非洲来往取得进展，而是与欧洲、日本的来往也非常密切，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合作探寻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已经表达了和各国合作的愿景。比如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其中谈到关于中共的抗日战争战略政策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当时便从国际反法西斯的格局去思考与美英等欧美国家的合作，认为反法西斯是全球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日本为了封锁中国海，和德国、意大利的全球侵略攻势配合，不仅侵占中国，还会侵略菲律宾、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等西方列强殖民的国家和地区，欧美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组成同盟才能对付这三个法西斯轴心国；而对中国来说，要与已经入侵的日本军队打持久战，需要国内团结和争取国际援助。但不是说没有国际援助中国就战胜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假如真的只能靠自己，那么这个抗争过程要更长、更黑暗。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合影。

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篇《在保安》中，有一节《论抗日战争》，内容是来到苏区后的斯诺在1936年7月16日晚上拜访毛泽东，毛泽东阐述了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思考：

【“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我（斯诺）问。

他（毛泽东）回答说：“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1937年，毛泽东（右三）与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左一）等外国友人在延安合影。

【我问：“你认为这样的战争要打多久？”

毛答：“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中国和日本国内的许多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速度而定。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如果那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各国政府给予中国的国际援助是大量的，如果日本国内很快发生革命，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只不过牺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

 

▲1939年斯诺再次采访毛泽东。

【问：“你对这样一场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可能发展趋势有怎么样的看法？”

答：“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外国的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战略。”

“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谁都知道是已经确定的了。那些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主权，再作一些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进的人们，只不过是沉溺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南京过去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的战略，我们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地图，就可知道结果是怎样了。”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和我们南部的海港，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此外，也同样很清楚，日本的海军还想封锁中国海，夺取菲律宾、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必将把这些地方作为它的战略基地，割断英、法、美和中国的联系，独占南太平洋各个海面。这些行动都包括在日本海上战略计划中，我们已看到了这种计划。而且这种海上战略，是必将与日本陆上战略相配合的。”】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和外国记者合影。前排左起武道（美）、普金科（美）、爱泼斯坦（美）、富尔曼（美）；后排左起夏南汉（美）、斯坦因（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

在全球格局的思考基础上，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积极探寻与欧美的反法西斯合作。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不久便对日宣战，中国与美国的合作进一步成为可能。但由于意识形态和阶级代表的矛盾，美国对中共仍警惕重重，所以把多数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在不懈努力下，如谢伟思、卡尔等美国军队将领考察边区抗日战争状况后，美国政府对边区的援助有了一些改观。在1945年时，毛泽东托美国的延安观察组成员，把信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能访问华盛顿，商讨战后合作。但罗斯福溘然长逝，毛泽东的访美提议并未成行。美国新上台的强势右翼总统，对中共采取更敌视的政策。

★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在抗战胜利后，美国要求日军只能向国民党投降，并且用军舰和飞机帮助国民党抢占军事要点，并运输兵力到华北和东北等中共军力较强的地区。在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正式对解放区发动进攻时，美国积极承担起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运输的任务，总运输了540万人次。内战三年美国支援国民党各种物资合计10亿美元以上（其中军舰299艘，飞机1200架），以各种名义提供贷款25亿美元以上。1945年的详情摘录如下：

1945年9月19日，美国第7舰队第一支舰队60艘军舰由海军上将金凯德率领驶入上海港。

9月30日，美海军陆战队第1 师1.8 万人，在天津塘沽。大沽登陆。其先头一部1200人于同日6时进入天津，另有一部在秦皇岛登陆。

10月4 日，美第7 舰队进入烟台解放区，并派代表上岸要求接收烟台，遭到中共抗日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

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1945年10月11日至12日，2.7万名美军相继在青岛码头登陆。此后，从1945年到1949年，美军盘踞在青岛达4年之久。1946年5月13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抵达青岛。

对美军的行动，蒋介石采取许可的态度。这是因为美军进驻青岛，对蒋介石为内战布局有直接帮助。在青岛，美方同意派遣顾问团帮国民党政府筹办中央海军训练中心。此外，美方还对国民党军队在北中国的接收提供运输和护航的支持。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训练

1945年11月，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便由第七舰队护航在青岛登陆，不仅完成在青岛对日军接收，而且沿着胶济线控制相关城市。随后，美军又陆续护送国民党军在青岛登陆，使其有力量得以打通胶济线。

1946年11月，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自此美方在青岛驻军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青岛也自此成为美军在远东的主要海军基地。对美蒋间这一协定的潜在同盟意义，美国合众社当时的报道说得简单直白：“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与中国将共同使用青岛基地。”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发起青（岛）即（墨）战役，对青岛发起威胁性攻击，美军开始正式进入撤退日程；1949年5月25日，在上海解放（1949年5月27日）之前，美军从青岛撤离，美国军事力量从此撤出中国大陆。

回到1945年10月27日，美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华北各铁路沿线布防，并在货车上担任护卫。

10月31日，美军与国民党军各一部，由秦皇岛犯北戴河，八路军被迫撤出北戴河。

11月8日，美军上将魏德迈在上海对记者说：已决定派5.3 万名海军陆战队代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执行任务。

11月14日，魏德迈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提交报告，内称目前运抵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有第13、第62、第92、第94等四个军。这些军队足以把美军从其占领区替换下来，并同时保护一些有限的地区。但是，蒋介石如果坚持要守住现在已占领的所有地区，并企图加以扩大，特别是准备进入东北，肯定需要美军继续替他看住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

11月24日，魏德迈向继任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报告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认为即使蒋介石暂停接收东北，全力巩固长江以北和长城以南地区，如果没有美军的帮助，这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用军机帮国民党把军队空运到前线。

12月初，魏再次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华北形势，称驻华美军实际上正为国民政府防守着秦皇岛、天津、北平和青岛，并控制塘沽至秦皇岛的铁路线。26日，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在上海对记者称：今日华北局势诚为严重，现今驻防华北之美海军陆战队共有5 万人，以协助国军完成受降工作。27日，美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决定：海军陆战队必须留驻中国；继续帮助国民党向华北运兵。28日，魏德迈接到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通知，重申要执行美国继续在后勤方面援助国民政府的命令。

除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美军还在中国民间做了不少恶事，引起民众极大愤慨。

根据天津国民党警察当局的档案统计，自1945年10月1日到1947年9月，驻扎天津的美国军人共实施重大车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捣毁财物等犯罪案件365起，导致中国民众死亡、重伤达2000余人。没有一名美国军人因以上罪行受到实质上的刑事追究。

在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大量这类事件。试举几例。

上海：

1945年11月14日，美国军舰在黄浦江上将一中国渡船撞沉，该美国军舰拒绝施救，导致渡船上20余中国人被淹死。

1946年3月26日，美军士兵在上海百老汇路强行挟持中国女青年唐巧珍，企图强奸，因唐反抗，被美军从快速行驶的汽车上抛下摔死，本案没有追究到责任人。

1946年9月22日，美国水兵赖令奈在安乐宫舞厅门口因拒绝向人力车夫支付车费，将人力车夫当场打死，本案虽证人、证据充分，但凶手最后仍被无罪释放。

北平：

1946年9月3日，北平西调度站，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比赛枪法，将中国工人王恩弟选做了练枪目标，将正在指挥火车进站的王恩弟当场击毙，死者脑浆飞溅到火车上，现场十分凄惨。本案未见到处理结果。

1946年12月24日,驻北平（今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在东单练兵场强奸北京大学选修班女生沈崇。适有工人孟昭杰经过此地，闻呼救声即赴军警机关报案。警员当场抓获美兵1人。消息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抗暴活动。从12月底至1947年5月，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至5月20日，北平、上海、苏州、杭州16个大学500多名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达到高潮。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民主爱国学生运动，游行学生被捕28人，重伤19人，约500 人遭毒打，酿成“五二〇”惨案。

 

▲愤怒的学生举行游行

 

▲中国人民怒不可遏的反美军标语

1947年1月22日审判结束，此案第一个判决终于公布：皮尔逊被判对所有的指控有罪，被降为列兵。美军伍长皮尔逊强奸罪成立；对第3（奸非）及第5（妨害风化）两罪撤销；判刑15年，帮凶普利查特判刑10个月。普利查德随后由另一军事法庭在元月30日审判，他被判为犯了攻击罪，以无良举止被退役，并判10个月监禁。但到了1947年6月中旬，海军军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皮尔逊并恢复其伍长职务。美军这一包庇罪犯的行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慨，但在软弱无能的美帝狗腿子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人民对此无能为力。

1947年11月3日，美军车队在大红门附近的公路桥上将女青年刘玉梅双腿压断，将另一女青年刘玉花撞成重伤（后死亡），事故发生后，美军拒绝救治，逃离现场。国民党警察对报案不予受理，要求受害者家属自行处理死伤者。

南京：1947年8月2日，4名美军宪兵在中和桥附近无故寻衅，将两名正在乘凉的中国百姓抛进河中淹死。本案因性质太恶劣，又发生在“首都”，故四名美国宪兵被起诉，法院认定美军的该行为是美国人的游戏传统，只是因为中国受害人不会游泳，才发生了严重后果，最后判其中三人无罪，另一人终身监禁，但须在美国服刑。该美军宪兵回国后和沈崇事件的当事人一样很快被释放。

武汉景明楼事件：1948年8月7日，美国空军人员以舞会的名义，邀请武汉三镇当地国民党要员和名人的妻子和小妾等到景明楼参加舞会，舞会里的女性均为中国女性，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五岁；男性均为外国人，以美军最多。舞会中途，美军封闭门窗实施集体轮奸。

听闻消息的中国人民的怒火如火山喷发、如浪潮汹涌，上海、南京、北平、青岛等美国人聚居的城市，连续几天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面对人民严正而浩大的呼声，国民政府内政部行文给武汉市政府，责成其在规定的时限内查办并答复。但是，当记者追问调查结果时，监察院、外交部互相推诿，最后不了了之。受国民党操纵的“民意机构”——汉口市国民参政会既要装点门面、敷衍民众，又要体察国民政府的“苦衷”，当好御前工具，也跑来“反映”国民的呼声。8月25日，它给武汉市政府送去了一纸公函《为“景明楼”跳舞强奸案请彻查严办禁止舞会事》。把“强奸”说成是“舞会”之过并提出借机禁止开舞会，实质上是为肇事者们开脱。作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又是怎样做的呢?既要敷衍视听，又要理解政府的“苦衷”，局长任建鹏深谙个中奥妙。因中央政府仰美国的鼻息、要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美元和枪炮打内战、支撑摇摇欲坠的政权，美国人才敢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自己岂敢因得罪美国人而丢掉乌纱帽?因此，借口找不到受害人、证人而将此事不了了之。《汉口晚报》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

【“政府当局为了怕事情闹僵闹大，妨害中美邦交，一直就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在处理这件事。”】

1948年初秋，推事（法官）高声宣读了对“景明楼强奸案”中一干中国罪犯的判决。法院以若干中国妇女“勾引美国友邦人员从事淫乱活动”为名，判若干中国妇女徒刑结案，奸淫中国妇女的美军得以逍遥法外。

……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负隅顽抗和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下，我人民解放军仍然艰难地、逐步地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扶持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继续盘踞大陆的企图，使美帝国主义维持中国为其走狗的亚洲反共战略落空了。

★建国后美帝国主义的敌对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不死心，又制造了许多敌对事件。如：

1949年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拒绝承认新中国，12日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宣布了所谓“承认新政府的三项标准”。

1950年4月20日，由大连开往烟台的我国“新安轮”被美籍“加利福尼亚金熊号”撞沉，70人遇难。

天津市政府责成华北航务局、天津航政局与有关方面组成调查团，于23日前往“加利福尼亚金熊”号（该轮于22日驶抵大沽口）进行调查。5月19日，天津航政局正式公布天津海事处理委员会《关于“加利福尼亚金熊”号与“新安轮”碰撞案海事处理书》。经过10天左右的调查讯问，最后审判庭坚持以国际法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判决由美轮承担主要责任，并赔偿我国船舶、遇难人员的损失。美轮船长威廉·茂莱因过失发生船舶碰撞及救助不力致人死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在事实面前，威廉·茂莱最终低头服罪，并在判决书和海事处理委员会关于赔偿的裁定书上签了名。根据海事处理委员会关于赔偿的裁定书，“新安轮”船舶、货物损失以及死难船员、旅客赔偿和“加利福尼亚金熊”号修船三项费用共计37.01万美元，“加利福尼亚金熊”号应负85%的责任赔偿31.34万美元，“新安轮”负15%的责任赔偿5.53万美元，从而维护了国家主权，保护了我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声明，指使美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挠我军解放台湾。同年出现美军飞机入侵中国东北领空扫射中国人民的事件；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报宣布冻结我国在美资金，并禁止美国船只开往我国港口。

 

▲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陆战队设在台湾的一个基地。

美国积极扶持台湾反攻大陆，拨出巨额援助。如1951年5月1日，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简称“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抵达台北，这是美台军事联系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此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数量呈逐年增加之势。以军事援助款项为例，1951年度为7100万美元，1952年度为2.75亿美元，1953年度为3亿美元，1954年度增加至3.2亿美元。

1953年6月20日，邮政局局长苏幼农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法院将由我国邮政总局接管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存在美国的52万多美元的存款，非法判归台湾蒋介石集团所有。

1954年7月2日，我外交部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诬蔑我国政府向国外私贩毒品的报告。

……

仔细查阅史料，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政府为了反共，用尽了军事侦查侵扰、封锁禁运、侵占资金、造谣污蔑的种种卑鄙手段。

但是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就这样完全受阻了吗？并没有。下面以中日关系为例。

★抗战结束后的中日往来

即便面对右翼反共势力强大的日本，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对话交流，积极促进中日来往。

1949年5月4日，日本成立中日贸易促进会，会长平野义太郎，干事中田惣寿、小川秀治、内山完造、西野邦三郎及宫崎谦道等。该会发表的宗旨书指出，日本经济的复兴工作和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可以相互提携和交流的，该会决心通过推动同新中国的直接贸易来实现真正的日中友好，为日中两国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贡献力量。24日，日本成立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该组织是超党派的议员组织，会长为苫米地义三，干事长帆足计。

6月10日，日本成立日中贸易协会。该协会是以日产重工会社社长箕蒲多一为中心组成的纯产业界人士的团体。它的成立宗旨是抛弃过去经济侵略式的对华贸易方式，把日本经济同新中国工业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日中贸易加深日中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但协会很快停止活动。11日，日本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和中日贸易促进会召开恳谈会。14日，日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促进日中贸易声明。

7月5日，中国向日本出口的8000吨盐运抵门司港。7日，新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团体发表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宣言，呼吁早日缔结对日和约，处理日本问题必须征求中国意见，中日两国应按照波茨坦协定和平相处，建立经济、文化合作。

8月1日，中日贸易促进会召开全国总会，通过决议发展日中贸易，互换贸易使节，选出议长平野义太郎，常任理事北条道雄、西野邦三郎、内山完造等。15日，中日贸易促进会发表声明，希望日本各党派促进日中贸易。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日，日本各友好团体人士召开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筹备会议。14日，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成立，会长大山郁夫，书记长平野义太郎。

 

▲1952年6月1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与日本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在北京签署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11月16日，亚澳工会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期间，日本代表团来华参加会议。30日，日本通产相稻垣平太郎在参议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上表示，愿意逐渐实现日中贸易正常化。

1950年1月30日，日本通产相稻垣平太郎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明，希望同中国开展多边贸易。中日之间记账易货贸易方式成立，签订了中国出口15000吨大豆，日本出口纸张、油墨、纺机零件等委托易货合同。

2月1日，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召开全国扩大理事会，150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进口、出口两个分会，要求政府取消对华贸易障碍。

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批准日本有条件地同中国进行贸易，并通告许可出口货物清单。20日，日中友协筹备会举办第一个“日中友好周”。24日，为缓解燃料和粮食不足，参加中日贸易促进会的日本商社和中国签订进口15000吨大豆的合同，由英国商社作中间人，使用英国商船在香港装运。

4月29日，日本参议院帆足计（绿风会）等20人28日在参议院提出的《关于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案》获多数通过，决议指出，重开日中贸易是日本经济自立和振兴的重要环节，日本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尽早和新中国互换经济使节。

7月13日，日中友协筹备会和华侨总会召开日中友好会议，200名各界人士参加。

9月30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成立，副会长丰岛与志雄、原彪、平野义太郎、林炳胜，理事长内山完造（鲁迅挚友）。

 

▲鲁迅和内山完造，摄于1933年。内山完造（1885～1959年），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上海，期间经营内山书店，销售马列著作和鲁迅著作等被国民党当局禁售的进步书籍。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人士的交流和营救，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瞿秋白的遗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为中共地下党工作做出了贡献。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承认。9月30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成立，内山完造担任理事长。1959年9月19日，内山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20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10月31日，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改组，单纯由贸易界、企业界、金融界人士组成， 专管贸易业务。常任理事为香川峻一（启明交易公司）、松县宫康夫（东京贸易公司）、 安川第五郎（安川电机公司）、 滨田正信（淀川制绸公司总裁）、佐分利健（东亚交易公司总裁）、冈田信次（极东物产公司）和铃木一雄、事务局长林宁寿。

12月6日，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美国政府决定全面禁止对中国的出口。盟军总部指令日本政府全面停止对中国的出口，当天在神户港装船中的出口商品也被撤回。日本通产省宣布停止向中国出口除纤维杂货以外的一切商品。8日，中国政府颁布《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再摘列其他几年的来往情况：

1955年9月16日，中国商品展第二批人员秘书长徐德明等17人赴日。22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田岛正雄率60余人的日本大型工商界代表团访华，与中国签订了290件、1200万英镑的贸易议定书及今后3个月200万英镑的交易议定书。23日，日本通产省批准启明交易公司和中国矿产公司之间签订的中国40万吨开滦煤、铁砂和日本15000吨锌铁板的换货合同。26日，中国商品展第三批人员15人赴日。

 

▲1955年5月4日，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卢绪章率领的首个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期间与村田省藏、池田正之辅在东京签署第三次 《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1955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团长久原房之助。久原房之助（1869—1965），日本近代实业家，二战甲级战犯之一。田中义一任首相时曾任内阁递信大臣。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提出向中国大陆“进击”口号，推动日本进一步建立对华战争体制。战后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5日，中国矿产公司和日本钢铁联盟签订第二次6万吨氧化镁熔块协定。17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首次在东京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展览会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至11月3日结束，共有67万人次参观了展览会。19日，日本工商界访华代表团代表关户辉明（日帝工业公司东京支店长）同中国签订出口自行车13000辆的合同。

12月1日，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大阪举行，至15日共有123万人次参观了展览。当天，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向通产大臣提出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对在北京、上海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予以支持和协作。17日，日本乳牛恳谈会代表山崎嘉四男等4人乘出口乳牛船从横滨到达天津，前来中国调查市场情况，和中国畜产公司商谈贸易。

1956年1月9日，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赠日本新瀉（xì）县火灾慰问金人民币7万元。

 

▲1956年12月17日，毛泽东主席、陈云副总理、廖承志会见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

2月17日，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吴玉章准备赴日参加日本教育工会在松山市召开的全国教育研究会，日本政府拒绝发给签证，中国教育工会谴责日本政府的无理作法。

3月8日，日中友协组成有自民党楢桥渡等26人参加的经济交流委员会，并决定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求解除对华禁运。

5月18日，日本政府决定给在华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补助金4000万日元，并许可禁运程度低的商品在不得出售的条件下展出。

 

▲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

6月8日，4艘日本商船惠须取丸、博山丸、夕张丸、松南丸先后分别抵达天津塘沽和大沽口，这4艘船共运来水泥2万吨、硫酸铵3500吨。13日，中国运输机械进口公司和日本东洋工业公司、东洋棉花公司签订进口载重半吨摩托三轮车300台共121500英镑的合同。22日，中国有关方面和日本大阪三昌贸易公司签订进口自行车1000辆共5000英镑的合同，三昌贸易公司去年10月曾向中国出口过200辆。24日，日本电影周在北京等十大城市开幕，参展电影有《没有太阳的街》《这里有泉水》《24只眼睛》《箱根风云录》《最后的女人们》等。

 

▲1957年4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全体成员时，与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握手。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以片山哲为团长的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代表团。

12月26日，上海的日本商品展览会闭幕，展出26天内共有165万人参观，100多家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了900多次商谈，展销品总额达2亿多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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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1950年-1978年中日贸易总额统计：

 

 

 

在我们眼中，这些数据也许只是一个宏观的符号，但是仔细查阅中日关系的史料，我们会发觉具体的往来异常的丰富和曲折。

除了官方来往，受新中国政府鼓励的中日民间往来也积极开展起来。

 

▲日本版《白毛女》的故事

 

▲日本“白毛女”扮演者松山树子（左）和中国《白毛女》歌剧扮演者王昆。

 

▲1955年,周总理和三位"白毛女"。三位女子从左到右分别为:《白毛女》歌剧扮演者王昆,日本版《白毛女》扮演者松山树子,电影版《白毛女》扮演者田华。

 

▲1964年,毛泽东接见清水正夫和日本“白毛女”松山树子。

1965年，日本富士国际旅行社和日中旅行社首次组织日本进步学生126人访华。他们不顾日本官方的恐吓，克服各种困难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由香港秘密入境，再从深圳、广州乘火车北上，到上海、南昌、韶山、井冈山和济南等革命圣地参观。

 

▲1965年8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冲破日本当局的阻力前来中国参加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的首都青年欢迎日本各青年代表团大会，图为会场前部。

 

▲196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400多名日本朋友。

 

▲1965年9月10日，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同杭州市青年泛舟西湖，共度中日两国人民传统的中秋佳节。

曾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日本处处长、当年负责接待这些日本客人的席振寰说，当年这些日本青年每次乘车，都会听到接待人员在点人数时说那句中国话“齐了吗？”。后来旅行团就以“齐了”命了名。1966年第二团回日本后，当时任访华团事务局长的井垣清明先生等人倡议，日中友好组织“齐了会”在日成立。

 

▲1966年10月，“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宣传画

1965年到1970年，“齐了会”共860人次的8次访华团，由毛主席和周总理直接批准，并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些青年学生走入社会后，在日本各行业积极推动日中友好，为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作出了“民间促官方”的重大贡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

关于二战后中日往来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再多做呈现，但我相信在看到上面这些史料的时候，读者已经对中日来往有了很多新的理解。

由于我们平时历史教育的忽略和营造出的刻板印象，前30年的新中国貌似就是封闭的，似乎只有后来的官方建交而没有什么来往。以至于扣上“闭关锁国”的帽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这是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开篇提问。回溯历史，我们也不难看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以上举出美国对新中国的敌对和中日友好的诸多例子，并不是为了单纯贬低美国和抬高日本，因为那时美国也有对华友好的人民和进步人士，但是经过1949-1954年麦卡锡主义运动的残酷打压，无论是在政界，文艺界，科研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美国同情共产党和“疑似”亲苏亲华的人士力量大为削弱。即便在60~70年代美国民间反帝情绪最高涨的时期，美国和新中国的友好联系也远比不上日本。

当然那时的日本有着非常强大的右翼势力掌权，对中日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往来也有阻挠破坏的举动。如在1958年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的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介绍中国产品展览会上，两名日本暴徒闯入滨屋四楼将展览会场的中国国旗扯下，造成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但岸信介内阁却以“国内法”为借口，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也就不承认国旗的立场，拒绝对罪犯进行惩处，并很快将暴徒释放：这一纵容和包庇侮辱中国国旗罪犯事件，是岸信介内阁恶化中日关系，破坏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一个严重事件，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由于岸信介内阁反华行为，致使中日第四次贸易协定无法实施，中日民间刚刚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一度中断。

但综观历史，由于新中国政府领导的中国人民坚持睦邻友好、正确区分帝国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会同日本进步友好人士和民众的努力，取得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各方面的丰富合作交流成果。

可是现在我们许多人对中日关系的认识，除了田中角荣访华，仅仅停留在日本漫宅文化、钓鱼岛争端上，却对致力于中日人民友好事业的诸多前辈及其努力一概不知。乃至于我们一些人以偏概全地仇视日本人，不懂得阶级的分析，这些人和几十年前的中国人，理论水平和历史政治观点比起来实在是差远了。这样无助于团结我们的朋友。而在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媒体一以贯之刻意营造的仇华氛围，比以前取得了更深刻的效果。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人，并不察觉出他们已经成了资产阶级让本该团结的中日人民内斗的工具人。

我们有必要客观地回顾历史，把握中外关系的脉络，发现更多有益的启发，对今后走好发展道路是极端重要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把它扔掉了、砸碎了或者换成哈哈镜了，会怎么样呢？

★参考文献和推荐阅读：

①[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

②田桓 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包括：《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1994年8月第1版；《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1996年5月第1版；《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1997年8月第1版；《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2002年6月第1版。

③《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