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国企改革必须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来进行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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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国企改革必须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来进行
2020-08-08
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上的经济军队，如同没有人民的军事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样，没有这样的经济军队也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来进行，必须不断壮大国有企业，否则就是失败的改革，就是走上改旗易帜邪路上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不是基于共产党员个人，也不是基于某些党支部或党组织，而是基于基层党委所掌控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科研机构，其中最有力的代表者是国有企业。事实上，国有企业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时期，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在那里，国有企业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尽管那里的非国有的一些私有大企业也能代表该国一些先进的生产力。而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在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爆发和深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将很多企业国有化，也再一次证明国有企业在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方面以及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但是，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的一些人不认可国有企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2]。该刊一方面承认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新兴国家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进行怀疑和攻击，意欲“劝阻”新兴国家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维护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和垄断地位。英刊的这种矛盾，也表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代表。西方这股单方面反对新兴国家国有企业歪风也影响了国内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人提出“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不相容论”，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甚至取消国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只能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这些观点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只有私有企业才与市场经济相容，从而社会主义也必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其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除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少国有企业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甚至走出国门在国际竞争中的发展都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与市场经济相容的，这也表明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完全成立的，同时在国际上的成功竞争也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在中国国内，有人因为恩格斯曾经批评德国俾斯麦政府的国有化为“冒牌的社会主义”[3]而反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主张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但这样一来，他就倒退到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上去了。而在反对冒牌的社会主义之后，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4]其实，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之所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因为我们还缺乏对生产力的本性的认识，还没有掌握它的活动、方向和作用，同时也还不清楚应当如何有效地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从而还需要一边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边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探索。而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就也在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必须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5]列宁指出：“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6]他还指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7]虽然西方发达国家迫于生产力发展的压力成立了一些国有企业，但那里的国有企业的本质还是向资产阶级输出利益，减少其成本，增加其利润。而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手段，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市场经济，从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也的确不在于计划经济。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在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被资本家们人为地分离了，从而生产者为了使用生产资料获得生活资料，不得不到资本家那里找工作，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因此，相对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被人为分离，劳动者拥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正是这种本质区别使得，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能够为自己积累；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只是为资本家积累。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时曾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8]既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9]，从而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作为劳动者的最广大人民的政治统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努力使最广大劳动群众避免或摆脱（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不能完全避免或摆脱）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里的那种社会奴隶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也必须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就应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让国有企业尽可能地吞并私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决不能倒过来一味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国有企业之中，劳动者对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的拥有，与农民对与土地相结合的权力的拥有一样，并不直接体现在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直接拥有上，而体现在国有企业的使用权的拥有上，而这种国有企业的使用权的拥有，则体现在国有企业提供的工作机会上，而不体现在分配的大锅饭上。因此，为了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地要大量创办国有企业，并大力扩大国有企业，以便有足够的而且相对稳定的工作机会可以供劳动者选择。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当某些私有企业濒临破产之时，西方国家政府以维持就业水平或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的名义，用从广大公众那里攫取来的经费出面收购或接管这些企业，使之成为国有企业，从而以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的方式来保证某些（不是全部）经营不善的资本家的私人利益。这种做法甚至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也不能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反地，如果能够远在这些私人企业濒临破产之前政府就按同样的价格接管它们，使之成为国有企业，不仅可以用之前的盈利来为后来的维持成本买单，而且也符合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关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10]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已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11]后来，他进一步警告：“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今天一些人讳谈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讳谈资本家，大概是害怕给这些年来的改革开放扣上走了邪路的帽子。但是，在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彻底战胜资产阶级之前，出不出现资产阶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关键是要对出现了的资产阶级或没有出现但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因素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限制，使之不能脱离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邓小平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2]后来，有些人背离了邓小平理论，搞所谓“国退民进”，国有企业大量被私有化，公有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个别省市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出现了资本操纵的贿选，在这种情况下，讳谈当前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违背了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是以鸵鸟政策放纵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危害。对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地写入了“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3]的内容。邓小平还指出：“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14]这其实就是给改革开放划了一个底线，这个底线也是改革开放能够保持方向正确的保证，那就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就必然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决不能使中国的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理人的队伍发展壮大，决不能使他们组织成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更不允许他们组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个目标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目标。而关于小康社会，邓小平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15]由此可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仅要求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尤其要求体现公有制出的基础性或主体性，体现出共同富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求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这也是我们延续了40年并将继续延续下去的改革开放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体现和保证。[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脚注。[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561页。[5] 《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4/c_1119162333.htm[6]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7]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http://www.gov.cn/test/2008-08/01/content_1061476.htm[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13]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3.htm[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91页。[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16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建国门学派”，本文摘自余斌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第八章“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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