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恩格斯为何要批判经济唯物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

 

钱昌明：恩格斯为何要批判经济唯物主义?

——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

 

1890年8——10月，恩格斯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康·施米特、约·布洛赫等人的通信中，批判了徳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比锡教授保尔·巴尔特（Ernst Emile Paul Barth,1850——1923）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经典论述，提出了“历史合力论”。这既是对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挑战的有力回击；也是为了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曲解（1）；更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作定性与定量分析辩证结合的一个典范，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经济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历史进程中作用。巴尔特妄称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讲过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目的是想把国际工人运动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邪路。

 

恩格斯对巴尔特的批判

 

恩格斯的批判，从理论上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同经济唯物主义的界限；指出巴尔特根本无视他的著述《路徳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中的有关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论述，“简直是在跟风车作斗争”！在论述过程中，恩格斯着重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几个核心问题`：

 

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关系? 对此，恩格斯在《路徳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四章节中，早就对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家），特别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辩证分析。其中特别强调：

 

“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2页、第233页）。明确指出精神对物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质。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明确写道：

 

“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5——456页）。

 

在9月21日的《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特别强调：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0——461页）

 

这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存在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存在反作用。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着保护或破坏的作用。承认不承认这种反作用，承认不承认它们之间存在这种互动的辩证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经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与界限。

 

二、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

 

历史发展是在社会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的。经济因素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但并不是唯一的积极因素。经济运动作为支配力量的必然性，总是通过政治斗争中偶然现象表现出来的，并通过偶然性事件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否定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实质上也就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对此，恩格斯写道：

 

社会上的一切复杂因素，“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1页）

 

马克思早在1871年4月17日《致路·库格曼》信中，就论述过偶然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的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0页）

 

显然，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同时，从不否认其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断言：经济因素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历史发展具有其内在规律的必然性；同时又具有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否认偶然性，其实也就否定了必然性。

 

三、历史发展进程中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整体与个体两个方面。整体是由个体组合而成的，个体是整体的部分；两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整体发展与社会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的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1——462页）

 

这就是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它阐明了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能动性，辩证地透视了历史发展的运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由定性分析，发展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辩证结合的产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既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整体性作用——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又反映了在这一决定性因素基础上个体的能动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恩格斯论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整体性与个体性的辩证关系，实质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角度，深刻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唯物主义的界线。

 

经济唯物主义的危害

 

经济唯物主义就是庸俗唯物论，又称经济决定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在哲学上，曲解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歪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否定革命。它以形而上学混淆唯物史观，扰乱人们思想，从工人运动内部瓦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恩格斯批判经济唯物主义，就是为了澄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区别，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共产主义叛徒们“跪着造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阉割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们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其“理论”渊源，就是“经济唯物主义”。

 

“唯生产力论”，歪曲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把生产力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的决定性素。“认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只要单纯发展生产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参见《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527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全是经济唯物主义——“唯生产力论”的信徒。

 

伯恩斯坦的“最后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考茨基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存、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直至当今流传的“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唯生产力论’就是对的了”；等等，无一不是如此。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接过恩格斯的衣钵，坚持批判经济唯物主义。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反对俄国经济派的斗争中，写下了《怎么办?》，批判鼓吹单纯经济观点的改良主义。后又明确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毛泽东主席秉承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在《矛盾论》中写道：“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又说：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提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观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毛主席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在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再看，被新老修正主义崇奉的“唯生产力论”。人类社会经过近百年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究竟有哪个国家自发地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了社会主义? 又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命运得到了改变? 对此，其实历史早已作出了无情的回答：

 

单纯发展生产力，只要不改变私有剥削制的生产关系，即使生产力得到了像美国那样高度的发展（2019年美国的人均GDP已高达6.5万美元！），也只能形成“99%与1%”人群之间的对立，只能造就极少数人的暴富与极大多数人的贫困。

 

据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2019年7月在《今日美国报》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揭露，当今有43%的美国家庭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又据《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显示，2017年美国有约4200万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4%。这难道是因为美国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

 

人类文明已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发展史。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再跨越“蒸汽时代”、“电器时代”，进入到了如今21世纪的“信息时代”；一些生产部门甚至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的无人操作。可是，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报告称：2018年全球仍有1.13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人类居然至今仍未能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这难道是“生产力不够发达”所造成的问题吗?

 

否！这已不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不解决生产关系的私有制问题，就不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要解决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问题，就得解决上层建筑问题。唯有首先解决政权问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才能通过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真正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要提出：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按：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归根结蒂，一句话：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得从解决政治问题着手。

 

最后再问：恩格斯为何要批判经济唯物主义?

 

因为“经济唯物主义”也好，“唯生产力论”也好，无非都是要让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告别革命，维护垂死资本主义，保存万恶的私有剥削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消灭私有剥削制度，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公平与正义。

 

一个为“私”、一个为“公”，水火岂能相容? 这就是结论。

 

注释：

（1）19世纪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低潮以后，重新高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涌进了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一个“青年派”。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受唯心主义哲学家、莱比锡教授保尔·巴尔特（Ernst Emile Paul Barth,1850——1923）的蛊惑，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遭到了恩格斯批判。

 

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