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互联网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环。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去中性化、共享、融合的。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打破互联网合作共享格局，造成逆互联网发展的应用性分裂，且分裂的趋势日渐加重。
近期如软硬件服务的断供、边界围墙增多、App互相下架等现象都显示了这种趋势。更为严重的是，应用性分裂加剧了认知层面无法互相理解包容的“软分裂”。尽管目前未出现基础技术角度上的“硬分裂”，互联网的本质没有动摇，但从长远看，我国既要部署好应对“软分裂”的措施，又要做好面对技术“硬分裂”的准备布局，深入维护互联网本质，促进全球化的融合共享
分裂源头：政治与科技因素双重叠加
民族主义和政治诉求突发。印度自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封禁了包括TIKTOK在内的首批59款中国App，之后又分批次封禁了47款和118款中国App，至此共封禁了224款中国App。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现实进一步加剧了其国内矛盾。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交织，造成其与中国在互联网应用市场上走向分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的包括清理运营商在内的“网络清洁计划”，既无法律依据也缺乏具体落实措施，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矛盾。其他禁止出口软硬件服务的单方面霸权主义，则是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进行科技垄断。
局部信息茧房加剧意识形态“软分裂”。信息茧房，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目前，局部信息茧房并不只是小范围的各个小圈子的割裂，从全球角度来看，已经逐步转化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割裂。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圈子”割裂，造成互联网的“软分裂”。例如美国长期垄断国际媒体与社交平台舆论，利用其在这些领域的话语权，散播假新闻、污名化对手，这些举措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互联网的分裂，使各“圈子”变得更加极端化。
必须长期做好极端情况下发生全方位“硬分裂”的布局和准备。技术分裂可能造成国家独立网络、关网、域名系统的根拆分、网络协议不兼容、应用层不兼容等多种威胁。由于网络外部性这一重要的经济特征建立在网络的兼容性和连接性之上，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网络互联互通，因此目前来看技术的“硬分裂”风险较小。
认清自己，化危为机
中国是网络应用大国，在应用上引领了5G、共享经济、电商、移动支付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在互联网核心技术上相对落后，不能称为网络强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在互联网技术与发展趋势方面的话语权都远远不够。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起步比国际互联网晚，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迅猛。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是远超世界其他各国的，但从互联网发展进程来看，中国是逊色于美国的。在全球上市互联网公司的榜单里，无论是估值还是数量，中国都低于美国。美国是互联网创新的先驱者，从物理规则到底层技术大多由美国发展起来，并在商业社会中进行检验，经历了长时间的优胜劣汰之后，形成通行于全球的技术标准和产业链。
中国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民众认知改革工具的角色，因此国内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或许比西方国家网民更深。由此带来的消费缺口与产业升级更加汹涌，这让中国互联网很快从跟着美国步伐的学生形态，发展为拥有自我创新能力的独立商业体系。
总体来看，在新技术应用和普及层面，中国互联网享受了海量用户增长、政策环境宽松的红利，共享经济、电商、搜索、新零售、移动支付蓬勃发展。国内在产品创新、用户体验、商业模式探索上更胜一筹，但资本驱动、盲目跟风的现象也暴露出技术上的短板。国内企业更追求规模扩张而非技术性突破，这导致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领域，中国目前还不具备与美国掰手腕的实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会是一个持续困扰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突出问题。
华为和字节跳动事件是中美互联网冲突的真实写照。在大国博弈政治压力下，习惯于在稳定环境内寻求商业发展的企业家，可能在不断地刷新对互联网阵营的认知和理解，整个互联网行业将不断面临类似的问题。任何一家希望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在国际视野里，都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中国标签，因此必须站在大国环境下去思考自己的商业利益。企业发展不可切割地与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
在当前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不论是硬件、软件还是互联网生态都将只有国界之分。目前来看，冲击主要表现为断供和强取豪夺，随之而来还有更多隐蔽的手段和措施。为此，必须要从政治而非单纯商业，从长期而非短期，从以中国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监管者及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Facebook和Twitter，我们有微博和微信；没有Google，我们有百度；没有Youtube，我们有一众视频网站。冲击本身就是机遇。国内的软硬件、互联网公司在国际化受阻的情况下，不妨放缓脚步，重新审视国内的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扎稳根基是最重要的。
洞悉潮流，提前布局
未来互联网，将是以数据为核心技术、以内容消费为代表的结构驱动发展。全球范围内，数据已成为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关系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力。近年，美日英等国家相继出台国家数据战略，以数据为中心，提出转变所必需的总体愿景、重点领域、指导原则和目标，力图搭建国家层面的数据治理方案，探索数据开放使用和数据安全的平衡之道。
内容消费是信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持续满足人们信息消费需求的根本动力。通过内容消费，可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构建足够强健的产业生态系统，实现内容供给和终端消费的相互促进。未来，以内容消费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也将持续盘大。
应对措施需要从数据、内容安全与认知安全三方面着手。绕开我国在传统互联网发展上“跟跑”的局面，从全新的维度出发引领互联网未来的发展。
从数据方面来看，首先应该“返璞归真”。大数据的本质是数据，要重视数据的核心能力，而不仅仅是大数据的宏观效果，国家层面应当营造数据驱动的文化氛围。其次，促进标准、工具、内容等多层面数据的共享使用，推动数据能力的培养，充分了解数据安全实践和掌握数据技能。在组织层面共同推动形成有序、高效的数据和以数据为核心的内容治理文化。
从内容安全方面来看，要从思维、策略、技术三个层面进行再升级、再突破。首先，认清互联网内容安全不再是粗暴的关键词文字过滤，而是已进入到“人工智能不断迭代+人工智能补充审核”的时代。其次，鼓励各方基于自己的数据沉淀，建立一套“人工+自建体系+内容安全服务商”的运营方式。另外，不断提升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突破数据训练模型、音视频处理、跨模态处理、数据情感分析等技术，让内容安全系统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各种内容信息的识别、筛选、分析与利用。
从认知安全方面来看，未来的认知较量会基于数据，围绕技术，利用工具开展文化传播、知识输送、舆论引导。通过影响对方并保护己方的认知意识形态，获得认知空间对抗的主导权、控制权和话语权，进而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等走势。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发展最激烈的矛盾是对地缘政治、国家主权的挑战，管制互联网的一系列政策和伦理研究，将是未来10年能最大程度改变互联网生态的首要因素。认知攻防是主旋律。新管制体系、信息自由与国家边界,甚至新国际秩序也将被重新定义。
总的来说，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因素日益复杂，网络空间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国际上对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为了保障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发展，应当建立自己的网络战备体系。
智能控制是网络认知对抗的基本作战样式，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精准打击是认知对抗的主要作战手段。互联网将由信息化“低智”向类脑化“高智”发展，网络对抗将由“地面对抗”向“智能认知博弈”演进。围绕网络认知对抗促进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是建立网络战备体系的关键之一，也是做好全球互联网双重分裂情况下战略布局的核心。（作者系中国电科网联安瑞高级工程师）（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12期）（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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