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需要解决如何进行自我批评、如何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特别是有失偏颇甚至根本不正确的批评、如何正确地对别人展开批评三大问题。毛泽东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领导干部要强制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的缺点，这样方有出路。对于别人对自己的误解、不太正确的批评甚至是恶意中伤，只要不妨碍大局，要练习忍耐，多多原谅人家，在等待和忍耐中增益其所不能。批评别人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重要方法。他强调：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他还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我们党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力思想武器。
领导干部要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思想武器，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进行自我批评；第二，如何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特别是有失偏颇甚至是根本不正确的批评；第三，如何正确地对别人展开批评。我们不妨看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三个问题的。
一、自我批评：“强制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缺点”
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8页。），甚至要“强制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缺点”。
“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是毛泽东对作家萧军说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后方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大批满腔热血的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各有各的观点，难免产生分歧和矛盾。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的萧军对延安的一些现象看不惯，便给毛泽东写信辞行。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复信中，除了说明延安确实有很多不好的现象需要改正外，特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其实就是说待人处事要忍耐，要有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面对萧军的牢骚，毛泽东本可以从客观方面讲延安优点是主流、缺点是支流之类的话，但是毛泽东却没有这样讲，而是将侧重点放在“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上，即着重强调主观方面，强调主观修养。毛泽东的这番话虽然是对文艺家说的，但对于领导干部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思想武器更有教育意义。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这是一种苛求吗？如果是被动省察，将之看作外在的强迫要求，则感到很痛苦；如果主观有这种自觉性，当作一种内在要求，则有一种通彻之后的快感。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批评，往往容易流于不深刻不彻底。“心底无私天地宽”，只有“强制地省察自己”一番，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超越小我，这样才能心态平和，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才能真正找出自己的毛病来。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强制性地省察自己”不仅不是一种苛求，而且是有效进行自我批评的必修课。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此前饶漱石对陈毅的排挤打击说的。1942年3月饶漱石接任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后，极力排挤、孤立陈毅。1944年3月陈毅到达延安后，有一肚子委屈要诉说，但毛泽东只让他谈三年游击战争和华中抗战经验，不提与饶漱石的问题，并鼓励他作自我批评。然而饶漱石反而变本加厉加以攻击。陈毅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在4月9日的回信中说了上述这番话。
信中“多想自己缺点”，也是从多强制地进行自我批评、自我剖析的角度说的。领导干部只有多想想自己的缺点，才能不断提高自己。毛泽东的劝说引发陈毅的深思。他在4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今后要“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后来，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又说：“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陈毅传》，第167页。）对陈毅的这种认识，毛泽东极为高兴，这从他当天复信中可以看出：“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3页。）
领导干部在进行自我批评时一定要有高度的自我反省精神，不要总是以为自己什么都尽心尽力，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了。这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它会阻碍领导干部思想进步的上升通道。一定要多省察自己的缺点，打掉自己思想上的包袱，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改正不足。否则，要不就是找不到真正的问题，要不就是自己深觉痛苦，这样的自我批评都达不到真正的效果，既误己误人，也误党误事。
二、对待别人对自己不正确的批评：在“等待”与“忍耐”中“增益其所不能”
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大体正确，另一种是大体不正确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对于正确的批评意见，领导干部应该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否则就是自己有私心，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此点不需赘述。问题是，对于别人对自己的误解或有失偏颇的批评，甚至是根本不正确的批评或恶意的中伤，该如何应对呢？对此，毛泽东在上述给陈毅的信中也提到过，那就是“练习忍耐”，“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
有些事情是非对错一时扯不清楚，如果一味争论，很可能影响团结、影响大局、影响工作；不如先将它放一放，让时间和实践来说明问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有切身体会的。他在面对别人对自己不正确的批评时的态度就是：“忍耐”和“等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经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进军赣南闽西的斗争、三次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已经初步探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但是他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却被一些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的教条主义者讥笑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指责，开始排挤他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与此同时，与毛泽东亲近的家人和同志也遭到株连打击，一时间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他，“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面对一连串猛烈的批评和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是如何对待的呢？他没有气馁，而是在“忍耐”和“等待”。
一方面，毛泽东在“忍耐”中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宁都会议后，他服从组织决定，回到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方面都卓有建树。特别是他以很大精力领导经济建设，为打破国民党残酷的经济封锁、保障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忍耐”和“等待”中不断积蓄着新的力量。不断积蓄新力量的重要途径就是抓紧时间读书。毛泽东明白，没有理论上的一套东西，是不会从根本上说通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的。为了掌握理论武器，毛泽东在那段身处逆境的日子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读书，特别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这段“忍耐”读书的日子不是消极的沉寂，而是孕育突破的准备、积蓄力量的“等待”。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到陕北后进一步系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令那些曾经指责他为“狭隘经验主义”的人刮目相看。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一些同志还认为毛泽东打仗只靠两本书：《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而事实上毛泽东当时还未读过《孙子兵法》。到达陕北后，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军事书籍，研读《孙子兵法》，反复精读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人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及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
领导干部对待别人不正确的批评有多种态度，有些人从此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有些人固执己见、我行我素；而有些人则在“等待”中寻找转机，在“忍耐”中不断积蓄力量，不断提高完善自我，“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选择的是第三种做法。这应该成为我们正确对待别人批评的榜样。对自己一时错误的批评有什么要紧？天塌不下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于己并没有什么损失。况且，日久见人心，如果真理在自己这边，终究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
三、对别人展开积极批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党内要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及时澄清错误思想，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否则党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思想和自由主义倾向，是要不得的，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和原则性，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批评要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要起到帮助人而不是害了人的效果。这方面，毛泽东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强调：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红军中的统治地位，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从抗战以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这两次会议都没有对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
“左”倾错误和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进行严肃批评，更没有正本清源。真正对这些错误作思想上的清算，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45年，此时离遵义会议召开已整整十年。为什么要等十年？邓小平在1957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我们党不在1935年作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为了把全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我们要等待犯错误的同志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在1935年作结论，这些同志是不会接受的。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些党员干部也仍然没有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实质。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时，仍然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使毛泽东认识到，不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解决历史问题就没有思想基础。要解决历史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整风，统一干部的思想。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会前，中央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析。这使广大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主要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1942年2月后，整风运动在全党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开展。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后，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1943年秋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对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严肃批评。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回顾党的历史，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的历次错误根源进行系统清算，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8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应该进行严肃批评；同时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应采取宽大方针，“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他指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0页。）“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可见，在党内批评同志要出以公心，要从大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看事待人。批评一定要是善意的积极的，刀利能裁纸，但也可能会伤了人。批评既不能无情打击，也不能图一时痛快；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地说服，耐心地等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增强党的活力、发展党的团结的目的。
总之，从毛泽东的上述经历和做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正确的、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实是我们共产党人防身治病的有效武器。党的十八大后，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现在，集中教育活动已经结束，但作风建设仍然在路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更是须臾不可丢。只要我们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我们党的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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