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周思睿：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阐释的四个重要观点

王传利周思睿：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阐释的四个重要观点

2020-09-01

【提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是列宁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宗教观的名篇。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继承并超越了历史上反对宗教的学说，是彻底的无神论；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消亡的途径，把宗教斗争与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具体联系起来；对于资产阶级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无产阶级政党要防止宗教对党的队伍的侵袭，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革命导师，一生短暂却留给人类极其丰富的思想。他在俄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写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以下简称《态度》）一文，系统阐述了党对宗教的看法和策略，纠正了党内错误思想倾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一、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沙皇专制政府收回人民刚刚获得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成果，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领导人被逮捕，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组织涣散，思想一度混乱，一些人悲观失望，党内流行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把社会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的思潮以及“寻神说”和“造神说”的腐朽思想。阐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党员干部，重整队伍，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成为摆在列宁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写了《态度》一文，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彻底的无神论，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宗教的怀疑和毁灭性的批判。早在1778年，莱辛的论文《关于福音作者只不过是人间历史作者的新假设》，就包含了以后对耶稣批判的饱满的萌芽。德国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用因果关系检查圣经故事，揭示福音书中讲述的“玛丽亚受圣灵感动怀孕”、耶稣“复活”、耶稣拿“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等故事，没有历史真实性而只能是神话。他分析出圣经故事里的许多逻辑矛盾，，认为“四福音中所叙述的故事都完全不是目击者的报导，而只能认为是这样一些人的一些描写，……由他们自己的捏造杜撰来加以渲染的。”施特劳斯对宗教的揭露表明，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没有历史根据的神话传说基础上，对基督教信仰与权威作出的一切神学解释都是无稽之谈。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用自然的人否定上帝，揭露宗教起源于人的“利己主义”需要，认为任何宗教——自然宗教或多神教和精神宗教或基督教——都是人基于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借助想象力使自己同自己的本质相分裂的结果，由此把宗教批判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所以，《态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彻底的无神论，还在于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历史上反对宗教的学说。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采用的是心理学、人本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批判采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宗教批判引导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引导到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去。恩格斯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说《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同时又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列宁在《态度》里说：“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彻底地批判宗教、绝对的无神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立场，所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观点。我国学界有人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归结为“反映论”，，声称要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映论”取代列宁的“鸦片麻醉论”，认为宗教既有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抗争，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它抚慰人们的心灵，给予人们以生存勇气，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巨大欠缺的精神补偿。这是对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断的曲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提出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由于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不应该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归结为“反映论”并与列宁坚持的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鸦片麻醉论”对立起来。如果一定要说宗教体现了“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抗争” “抚慰人们的心灵”，那仅仅如同吸食鸦片后神经被麻醉产生的幻觉一样，让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忽视现实问题，逃避现实社会的斗争，这不但无法实现心灵和社会的解放，反而在精神麻醉中越来越深地陷入苦海中，谈何“给予人们以生存勇气”，谈何“对真善美的追求”！《态度》一针见血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宗教产生和流行的漫长历史证明，宗教可能会成为欺骗民众的工具，成为捍卫剥削阶级反动统治或发动暴力杀戮的工具，成为资产阶级麻痹人民抗争斗争的工具。

二、现代宗教的根源是对资本捉摸不定力量的恐惧

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与之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原则应用到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与群众信教的社会原因。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因此，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宗教产生、发展的根源就不应该从“外部力量”中寻找，而应该从支配着人精神生活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寻找。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态度》分析了现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如果说基督教产生于古代的阶级压迫，受苦受难的民群无力直接反抗压迫者，不得不在虚幻的世界里寻找安慰，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显然，列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唯物史观道路，将费尔巴哈、斯特劳斯、鲍威尔、莱辛的宗教批判推向新的高度。

当然，列宁并不否定资本主义时代宗教产生的心理条件，他在《态度》里引用了古罗马诗人普帕斯塔齐乌斯在史诗《忒拜战纪》里的一句诗:“恐惧创造神”，但列宁给予这句诗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来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的意蕴，不是恐惧本身产生宗教，导致无产阶级产生恐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是宗教产生的根源。

《态度》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无论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对资本主义做了最深刻最有力最尖锐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时代使得造福人类的机器生产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技术手段，“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贫困、饥饿像梦魇一样伴随着无产阶级。工人时刻面临着失业乃至失去全部生活资料的处境，这就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绝对贫困”状态，如同浮萍一般沦为一种四散飘落的“偶然的个人”。资本不是物，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全社会具有法力无边的统摄魔力。资产阶级用饥饿威胁无产阶级依附于资本，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资本对劳动阶级的统治是那样地巧妙、精致、无所不在，无产阶级遭遇的苦难是那样地深重、残酷、捉摸不定、无边无际。在这种状态下，工人对未知的恐惧就极易转化为对宗教的依赖，希冀从宗教中获得一丝精神寄托与心理安慰，而资产阶级也乐于用他们控制的教会和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吸引工人阶级以转移他们对资本家的憎恶。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灌输，加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无产阶级尚未清醒地产生科学的自觉的阶级意识，找不到实现阶级解放的路径，必然产生对资本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长期被愚弄、被沉重压迫到无力反抗地步并且看不到任何解放希望的劳动群众，能够找到的摆脱恐惧的方法，只能是退回心灵，寻找麻醉，寻找精神寄托，把虚幻的天国里存在的上帝当作救世主。所以，列宁说：“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

三、把宗教斗争与消灭宗教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具体联系起来

如何摆脱宗教对人的束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工人政党在革命实践中必然碰触到的现实问题。认清宗教产生的根源，等于具备了消灭宗教的认识论前提。既然宗教产生发展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作为工人政党就不仅要坚持无神论，更要彻底铲除宗教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才能真正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进而将他们从资产阶级创造的虚幻世界中彻底解脱出来。

在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看来，宗教源于人民愚昧无知，靠喊出苍白、空洞、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文化主义口号“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便可以万事大吉。马克思主义者要与这种充满幻想的、空想的、虚妄的、可笑的滑稽做法划清界限。《态度》列举出恩格斯“多次谴责那些相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的历史事实。其中一个史实是恩格斯于1874年批评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向宗教宣战的著名宣言，“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在无产阶级中实施反对宗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列宁重视在工人阶级中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工作，认为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有利于团结、凝聚、组织、培训无产阶级队伍，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态度》四次提到用“教育”的方法消除宗教幻想。比如，“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这显然不是排斥“教育”的手段，而是把教育当作消灭宗教的方法之一。再比如，当信教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后，对他们不是自由放任，“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这里列宁再次提到“教育”。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楚地知道，不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反对宗教的无神论教育，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乏力的，注定起不到彻底消灭宗教的良好效果。无产阶级彻底地反对宗教，就必须把宗教斗争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具体联系起来。恩格斯不是一般地反对布朗基派的反宗教宣传斗争，而是批判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所以，重视“灌输论”的列宁将宣传教育当作提高群众对宗教认识觉悟的手段。在如何看待反宗教书籍的问题上，他提出：“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他还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反宗教宣传教育，而应当立足于无产阶级从事的具体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有效的阶级斗争上，把反宗教斗争推进到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才能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宗教迷雾里解放出来。

四、宗教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

如何处理信教者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如何团结吸引教育信教者投入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去，是身处宗教盛行国度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无法回避的课题。《态度》就工人政党如何对待宗教的宏观原则和具体微观事务作出了耐心详尽的回答。

如何理解“宗教是私人的事”？这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宗教政策而提出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器，不但压迫不信教的劳动人民，也压迫信教的劳动人民。在当时的俄国，有不少受阶级压迫的信教的劳动群众。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既要依靠不信教的富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也要支持被迫害的宗教群众争取平等的权利。鉴于此，他认为，宗教对国家来说是不受警察干涉的私人的事，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态度》提到俾斯麦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时，恩格斯指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士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一个著名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根本无权过问公民信什么教，也不应该有国家指定何种宗教占统治地位，国家不应该拿税收供养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个教士。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迫害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民群众，也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给予某种宗教以施舍。列宁认为：“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国家教会，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

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当然接受马克思的“宗教的妖术”的提法。一个以唯物史观武装头脑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战士，应该接受无神论、反对有神论，不被“宗教的妖术”所迷惑，影响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战斗力，所以，宗教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针对机会主义者将“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宗教为私人的事情”偷换为“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现象，这被《态度》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在1905年的《社会主义与宗教》里，列宁更加鲜明地发挥了这个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正是因为宗教对党来说不是私事，所以，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与宗教作斗争的原则和策略是要敢于同宗教作斗争，而且运用辩证思维，善于与宗教作斗争，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而是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既不陷入空洞抽象的貌似“革命”的反宗教口号中，也不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列宁具体地分析了几种情况，说明如何善于与宗教作斗争。在组织罢工运动时，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取得罢工的胜利，而不是把群众区分出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应该从推动实际的罢工运动取得胜利出发，而不是机械地不顾罢工斗争的需要去宣传无神论，此时“宣传无神论，就只能有利于神父，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

司祭能不能入党？列宁认为：“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司祭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信教者入党的条件是愿意到党内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党内不许有“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以此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的党员。吸收宗教徒到党内，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范围为限，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摒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列宁在1919年专门致信中央组织局，说：“我主张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开除出党。”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温列宁的这些掷地有声的回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颇有教益。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科学与无神论”，原刊于《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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