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梅 李明 丁堡骏：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理论的再认识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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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梅 李明 丁堡骏：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理论的再认识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2020-06-05
【摘 要】就资源配置规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源配置既包含生产的自然属性，也包含生产的社会属性，是两者的统一。尽管在现实经济理论界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种资源配置学说，但是两种资源配置学说存在本质区别。从理论的真理性来看，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才是科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必然发挥作用，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既包括斯密提到的“守夜人”的功能，还包括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提到的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的作用。此外还应包括中国政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所特有的职能，即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政府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和通过国有企业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向前发展的功能。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表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有人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针对这种倾向性的错误，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了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会议讲话中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市场的决定作用，怎样理解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怎样才能实现两者的结合呢？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论
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论，最初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进行理论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两种对立的资源配置理论。在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进行理论概括的经济学。但是到了1830年，由于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转化。庸俗经济学不能科学地阐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和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必然由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资源配置所取代的规律。当然，资源配置从资本主义方式向共产主义方式转化是一个根本制度变化。20世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后来的变化都说明了这个转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而言，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有的人因为在《资本论》中找不到资源配置的概念，就轻率地得出结论说《资本论》不是一种研究资源配置的学说。有的人仅仅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自我标榜为研究资源配置的学说，便轻率地相信只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才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经济学。事实上，无论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还是以萨伊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早期庸俗经济学，以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的各个现代流派，其研究和解释的对象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关系的一种解释，不过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释。因此，无论是否自我表述其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理论表述并没有直接使用“资源配置”这个概念，然而，“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初理论表述。后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宾斯明确将经济学界定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说。凯恩斯主义产生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派将经济学划分为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学和以资源利用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总的来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可以用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来概括。不过必须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的资源配置，只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没有或者刻意回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例如生产函数理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只关注生产中生产要素的投入对产品产量关系的研究，而不研究或回避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角度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解为劳动过程，又进一步从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角度，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解为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以英国纺纱厂一个纺纱工人一天(12小时)运用1/2个纱锭将20磅棉花纺成20磅棉纱为例子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首先承认这个例子中使用价值的产出量和投入量之间的函数对应关系，特别强调在棉花纺成棉纱过程中飞花要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否则飞掉的棉花其价值就不能加入产品价值。①因此，从使用价值生产这个角度，马克思完全承认生产函数。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停止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马克思进一步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对这种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分析了价值(其中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函数。以劳动时间为当量的价值方程：200千克棉花生产40小时+1/2纱锭生产8小时+必要劳动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200千克棉纱生产60小时。②恰恰就是这个价值生产函数，揭示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及其矛盾。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的一切科学结论都源自这一分析。这一分析将社会生产方式归于生产要素结合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马克思将社会生产这两个方面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是研究资源配置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真正完整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但是，马克思的资源配置学说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资源配置学说存在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产阶级经济学只研究资源配置的自然属性，或者更进一步说它是以资源配置的自然属性极力否认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规律是超历史的、适应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愈来愈不能驾驭发展着的生产力，市场调节作用的局限性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需要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源配置学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的资源配置学说。按照恩格斯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不仅包括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规律的理论，而且还包括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规律的理论。就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规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它的资源配置既包含生产的自然属性，也包含生产的社会属性，是两者的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在现实经济理论界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种资源配置学说，但是两种资源配置学说存在本质区别。从理论的真理性来看，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才是科学的资源配置理论。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政府为什么不能更好发挥作用
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作用作了不同的理论阐述，交替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再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再复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此消彼长的不断更替过程。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它强调以国家干预的办法发展工场手工业，以便从对外贸易中获取货币资本。因此，它是一种国家干预主义。在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政府的功能仅仅界定为所谓的“守夜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无需政府以任何方式干预经济。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确实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萨伊、穆勒以及马歇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以及客观存在于这一理论之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等，以亚当·斯密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以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性”和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愈来愈不能驾驭发展着的生产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来。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大危机，这在实践上充分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由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供求均衡，反而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凯恩斯作为国家干预主义者，用三大心理规律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一整套政府的需求管理办法来刺激需求，以便实现经济的总量供求平衡。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学说。问题在于，“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p.753)因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无论如何也还是资本家的干预。由此我们说，尽管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世界红极一时，但是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蕴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决定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因此我们说，西方经济学界的国家干预理论不能称得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科学理论。凯恩斯的药方不过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案。20世纪后半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爆发，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和计划手段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危机，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因此，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具有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和举措，就枉信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已经是最理想的、没有缺陷的市场经济，枉信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已经达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想状态。
三、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理论的深刻分析与批判为基础，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之后必然过渡到人类社会的更高级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理论。然而，从苏联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预见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不利用市场手段发展生产力不行；同时，在利用市场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更不行。(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理论社会劳动或资源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按比例分配，是任何社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一规律只是抽象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的作用形式也就不同。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规律等具体的作用形式而实现的。而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阶段，这一规律将会具有全新的表现形式——通过社会计划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理论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的发展。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p.63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采用计划的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才能驾驭日益发展着的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的社会计划性。1906年，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最早使用“计划经济”一词，并且将它和“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指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才能消灭不平等和剥削，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在保存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消灭贫富差别，只能是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幻想。社会主义社会用计划配置资源的理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矛盾。但是，实践中的矛盾和困难表明，中国当前还不具备取消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且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苏联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被迫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但在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与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并引起了社会动荡。列宁及时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毅然提出新经济政策，鲜明地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2](p.327)事实上，列宁已经不再把计划看成是社会主义时期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列宁鼓励小生产发展，允许自由贸易，提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必须按照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来组织经营，即遵循“商业化原则”。列宁把利用市场机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一部分同志主张苏联共产党在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斯大林认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承认恩格斯曾经断言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被消除”。但是，斯大林具体分析了恩格斯这一命题的前提条件。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3](p.546)根据苏联的实际情况，斯大林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在苏联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仍然是十分必要的。[3](pp.550-552)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批评有些人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消灭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4](p.437)毛泽东肯定斯大林对恩格斯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消亡命题条件的分析，肯定斯大林对苏联“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倾思想的批判，并具体举证了这种左倾思想在中国的表现及其危害。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4](p.439)毛泽东认为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正处于而且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现实国情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以及社会分工的存在决定了必须要实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必然发挥作用，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迅速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而且能够激发生产的活力等，能避免政府计划手段在调节经济中容易出现的滞后性，能够灵活、及时、有效地调节供给和需求，实现供求均衡。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及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就已经暴露出了它的种种弊端。最终我们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转而走向市场经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中国社会主义还必须与市场经济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天然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产生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且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因此，我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作用存在本质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确保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三)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深化改革应采取何种资源配置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表述，国内理论界对这一表述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靠整个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调节的。其基本含义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③政府的作用是，“国家定价只能限制在公益性、公共性的范围”。④“政府要主动构建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⑤这种观点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政府职能的界定。西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形象地把政府的作用比喻为“守夜人”。在《国富论》中，“守夜人”承担三个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5](p.27)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证明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自由主义资源配置理论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结合《决定》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表述，可以明确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⑥这种观点认为，市场在微观经济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市场出现失灵时，由政府采取宏观的需求管理、政策管理和调控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的典型模式，可以归为坚持凯恩斯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这种观点没有超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的政府作用范围的观点。萨缪尔森认为：“美国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市场中进行的。但是政府在监督市场运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制定法律来监管经济生活，提供教育和治安服务，并管制污染。当今各国社会大部分都实行混合所有制。”[6](p.9)混合所有制是政府的命令和市场的决定相结合。萨缪尔森作为国家干预主义的典型代表，主张用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货币政策及收入政策调节经济。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危机证明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宏观调控手段并不能解决西方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有学者声称：“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体制”。⑦还有的学者公开提出：“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到亚当·斯密”⑧反对政府干预，否认有任何的市场缺陷，认为：“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⑨强调更多地让市场作出选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事实。无视近百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无视苏联休克疗法与拉美国家改革失败的惨痛经历，神话市场的功能，完全否定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可以归为新自由主义学派资源配置的理论观点。在本质上，它没有超出斯密经济自由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观点，只不过将其观点推向了极端。刘国光、程恩富引证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消亡后劳动时间有计划分配规律的论述，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任由市场作为唯一的调节者，而必须要发挥市场和计划两个调节者的作用。如今，在理论界某些经济学家登场宣传新自由主义的泛市场化，主张取消任何政府作用的背景下，两位经济学家能够挺身而出，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学者风骨。当然，在具体到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即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作用方面如何分工的问题上，我们认为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仍需作进一步的完善。他们认为：“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中，市场和政府或计划，怎么分工？依我看，可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次。而政府职能如行政审批等的缩减，也主要在微观领域。至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管、做‘守夜人’的责任，政府责无旁贷。”⑩他们把市场的决定作用限定在微观领域，而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限定在宏观领域，这就有将微观和宏观经济对立起来的嫌疑。事实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既是相对确定、有一定区别的，也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都应该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应理解为市场上的价格和竞争机制是企业和个人消费者适应市场形势作出自己的经营和消费选择，也应理解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要尊重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具体市场机制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干预和改善经济运行的状况，以便使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和实现。只有这样，市场决定作用的盲目性才能够得到克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应理解为政府的宏观货币政策、宏观财政政策、宏观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宏观战略规划要对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应理解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要有政府直接领导的国有企业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国有企业，以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政府的作用既有微观层面，也有宏观层面，例如中央提出的立项基本设施建设、“一路一带”，以及投资大型国企经营活动等，就既包括微观层面也包括宏观经济层面。虽然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规律有较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还存在致命的缺陷和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决定我们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批判地借鉴。比如，批判地借鉴微观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竞争和供求规律作用的观点，有关投入产出关系的理论等。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在短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中出现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起到暂时延缓经济危机爆发或者暂时缓解经济危机破坏性的作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管理政策不能成为我国调整宏观经济唯一的或主要的经济政策调整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本质区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代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掠夺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使广大人民群众穷苦不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与共同富裕。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综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既包括斯密提到的“守夜人”的职能，还包括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提到的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此外还应包括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职能，即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政府直接投资国有企业，通过国有企业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向前发展的职能。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作用。①马克思说：“一种生产资料能够全部进入价值增殖过程，而只是部分进入劳动过程。假定在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100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化为飞花。因此，这些棉花的损失是棉纱的一个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把自己的价值转给棉纱。”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39页。②我们将使用价值生产函数概括为Q=f(x1,x2,x3)，将价值生产函数Y=(L)，指出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沉迷于对前者的分析而看不到后者所导致的局限，参见丁堡骏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③④⑤洪银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作用的优化》，《光明日报》，2014年1月29日。⑥刘翔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12期。⑦常修泽：《新时期改革的战略思维》，《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7日。⑧张维迎：《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到亚当·斯密》，http：//finance. ifeng.com/opinion/ zjgc/20101122/2924934.shtml。⑨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⑩刘国光、程恩富：《全面准确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斯大林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作者：刘学梅，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李明，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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