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为此，要把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嵌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起来，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其前提是澄清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知行合一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始终面临、不断探索并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总结执政经验和凝练执政能力建设目标的高度，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15年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和执政方式的规范性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本质上是内在一致的。在当代中国，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同时，也只有在切实健全民主政治的制度约束之下，才可能真正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可以说，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落到实处。
一、深刻认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迫切要求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体展开和执政呈现，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方式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和民主发展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总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首要体现在“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这一决定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政治阻力和稳定压力加大，这一切都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成为当前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我国面临的稳定压力越来越大，“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状况不可持续，亟待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把“高压锅”变成“炒菜锅”，至少要多一些“安全阀”和“出气口”，扩大民主参与的渠道，让社会内部的张力能够释放出来。目前通常的做法则是把“高压锅”进一步加厚加固，成本由此不断升高，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民主发展滞后，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堵塞，社会内部的张力就无从释放，各种矛盾和风险也难以消弭。同时，这一倾向也使我国目前日益陷入“政绩合法性”困境之中，政治合法性与执政绩效纠缠在一起，社会政治稳定维系在政绩特别是经济绩效上面，只有高经济增长才能换得民众对政治统治的支持和认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衰退或政策失误，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和安全，就会直接威胁到基本的政治秩序。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困境给执政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现状或者说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显然不能有效应对上述局面。过去一个时期，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问题是重法治轻民主，而法治建设则是重立法轻执法、重依法行政轻依法执政。这种局面大大削弱了科学执政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在什么是民主、如何发展民主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思想混乱。在理论层面，各种观点和思潮鱼龙混杂，是非不清，给决策者和民众造成了困惑，甚至产生了误导。同时，主流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脱节，口号喊得太多，实际兑现较少，陷入“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困境。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正视并动真格地加以消解，化被动为主动，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昂扬姿态和实际成果来疏解国内外压力，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良性互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的不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且也是民主制度的竞争。民主制度的竞争已经成为国家间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过民主政治这一关，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面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我们应当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既不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也不拒斥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视野和使命出发，未来应当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拥有一个更好的国际形象。同时，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需要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的特殊属性、超大规模且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处境等具体国情，做到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落到实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如何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着力点何在？关键就在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也在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联系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一项战略抉择，抓住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要害和关键。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而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则是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法宝。之所以这样说，根本在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反映了对党长期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尽管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70年，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之所以这个问题特别重要，首先是时代背景和执政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革命走向执政，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走向市场，给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和严峻的考验。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面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作出适应性变化，其中也蕴含着政治发展的规律和逻辑。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的进步尽管有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就是从专制向民主、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历史大背景。从国际上看，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给人们带来了深沉的思考。其中既有共产党，也有非共产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新的世纪之交，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又失去了政权。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是一个极为重要、值得反复思考的论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是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就是要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上，把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嵌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把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与改革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全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能力和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制度优势。当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中之重就是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落到实处。这是对党的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执政规律的准确把握，也是进一步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要义和精髓。正如习近平所说：“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能否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试金石。所谓科学执政，就是要深刻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提高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执政活动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所谓民主执政，就是要在治国理政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把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机统一起来，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所谓依法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使各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首先，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民主离不开法治，法治也离不开民主。当今有的人有一种模糊认识，认为要先搞法治后搞民主，重法治而轻民主，这是站不住的。中国的历史经验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脚注。早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就有以“法”治国的主张，到了战国时期，法家则成为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想派别。问题是，法家虽主张“法治”，但其重点却在于“重刑少赏”，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甚至是“弱民”、愚民，把民众变成法的奴仆，根本没有依法制约统治者的思想。由于缺乏民主制度的支撑，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实际上就只能变成君主的个人专制亦即“人治”，而不是真正的“法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必须把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次，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执政。科学执政的前提是遵循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科学分析和界定执政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厘清党与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与界限，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掌握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辩证法。一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全面领导与支持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各级党组织如果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那就只会削弱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民主和法治的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民主和法治贯彻到自身的执政过程当中，这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根本之道。总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可分割，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逻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与时代潮流的统一，也反映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统一。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就必须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并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坚持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相统一并加以制度上的保证，这样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新突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高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仅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为人民执政”的政治价值，而且这种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当中也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早就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理念。“为民请命”“为民作主”更是中国历史上衡量善治和清官的重要标志。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缺乏“靠人民执政”的思想，更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短板，也是民主政治发展长期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民主政治不仅要“为人民执政”，更要“靠人民执政”，而且需要有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的制度保障。关于民主政治的含义，学理上可谓学派纷呈，众说纷纭，但最脍炙人口的界定当属19世纪美国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的概括——“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很好地表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特征，其中“民治”意即靠人民治理，“民享”意即为人民执政，而只有做到了民治和民享，才能真正实现“民有”。换言之，“民有、民治、民享”的要义，正是如何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的问题。这是破解“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一把钥匙。提出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并健全其各项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上尤其是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从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构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由此产生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作为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辩证统一。但如何从民主制度上把“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有机统一起来，还是一个需要探索和回答的问题。坚持“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并加以制度化的思想，就是对这个问题极具思想性与操作性的探索与回答。这一思想，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上，即谓“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这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确立，突破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凝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尽管中国古代社会倡导“民本”，但是总的来看，历代王朝并不能够做到以民为本。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只局限在“民本”的层面上，而缺乏“民主”的范畴，更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因此，历朝历代在政治上实行的都是专制统治，虽然那时的统治者也不是完全不想实现“为民请命”“为民作主”的理想，但由于没有解决“靠人民执政”和“权为民所赋”的问题，就只能把良好政治的希望寄托在诸如“明君”“贤人”或“清官”身上，在政治生活中完全颠倒了主仆关系，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但是由于过去党的领导层也曾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没有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发生过重大的历史错误，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有机统一起来并加以制度化，正确处理民主与民本、民治与民享、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的关系，对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至关重要的途径。“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坚持“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统一，就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统一，是坚持“权为民所用”和“权为民所赋”的统一，也是坚持“我们是答卷人”和“人民是阅卷人”的统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按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统一，努力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变，这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准确把握的必然结论。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必须深刻认识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有机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实质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过程中有效回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一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不断探索并努力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当务之急是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澄清各种认识误区，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消除思想上的混乱，凝聚共识。首要的和根本的是澄清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需要回答以下三个根本问题：什么是民主？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未来应当发展什么样的民主？回答这三个问题，关键是要澄清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这是回答什么是民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阶级统治，是国家的一种类型，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肯定了民主政治的作用，不仅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而且强调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前，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民主依然是无产阶级必须采用的统治形式。
第二，民主和专制孰优孰劣？这是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的关键。民主战胜专制本来是一个公理。但在我国，原本的一个常识性命题却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争辩不清的难题。目前还有人为专制辩护，否定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是极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就是高举民主的旗帜夺取了全国政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民主和独裁的斗争；从现实上看，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大势所趋，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基本方向；从国际上看，民主已经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基本价值观，民主政体在数量上也占据了绝对优势。
当然，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民主政治，并不是因为西方那样做了我们也那样做。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不搞西方的那一套。中国发展民主政治，是因为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政体。优胜劣汰是一个自然法则，这一法则同样也适用于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历经种种曲折以后，终于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这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的一个宝贵认识，必须倍加珍惜，旗帜鲜明。
第三，有没有人类普遍遵循的民主内涵？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民主的阶级性，但也继承了代议制、普选制、问责制等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任何民主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以往比较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对民主的普遍性关注不够，有些人还刻意抹煞人类普遍遵循的民主价值和制度，这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其他国家民主的特殊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强调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殊性，注重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并不等于也不应该去抹煞民主的普遍性。
为此，必须处理好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掌握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正确分析和判断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殊性，充分研究和借鉴人类民主成果的普遍性，把民主政治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今后应当着重研究人类普遍遵循的民主形式，在民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基础上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这是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正确之道。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非常原则和抽象，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界定。其中一个关键是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不破不立，但“破”本身并不等于“立”。没有“立”，也就难以“破”。
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既要防止民主政治发展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也要抵制形形色色的反民主倾向。必须在理论上进一步坚定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正确处理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破与立的关系；在民主理论上尽量求同存异，而不是标新立异。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国的主流民主理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讲清楚民主发展的阶段性，做到理论更务实，实践跟得上。知易行难，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对于民主问题以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能是纸上谈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的正确战略，对此不应轻易作改变。发展民主不能朝三暮四，而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社会预期，安定人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总要求。对于固根基、扬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概括得比较清晰；而对于补短板、强弱项，则需要作出深入的研究和回答。从逻辑上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准确认识我国制度体系存在什么短板和弱项，从而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和发展，切实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不应当是抽象的概念或空洞的口号，而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加以落实的正确目标，这就需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站在理论和实践的交汇点上进行顶层设计，具体而系统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的重大课题，在知行合一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切实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根本的制度基础。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四川党校期刊社”，原载《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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