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计划经济”实质上属于高层次的大资本运作体系

 

        1840年的时候，大清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但早已不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了。因为同期的大英帝国通过工业化和掠夺世界，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大清帝国了，更重要的是两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当时中国只是手工业和农业国，而英国已经是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化国家了。在工业规模上两个国家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的了，而且英国的财富集中度，财政收入都比大清朝高许多。英国人的富有是最早工业化和掠夺了全世界的结果。

 

资料表明，中英两国的产业结构在1840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仅仅做GDP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GDP只有在相同的产业结构下才有可比性。

 

大清帝国采取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来保证满清贵族的永久统治，这对缓解国内矛盾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也导致了清朝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和西方通商，朝廷获益并不大，利益多为买办获得。简单说就是财富分散在民间了，而民间财富对国防的帮助微乎其微。

 

大清朝其实就是当下某些人眼里标准的好政府，税收的少，不与民争利还藏富于民。结果就是大清朝的国防在大英帝国的火炮面前不堪一击。

 

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2.7亿两，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仅有4500万两白银。其时英国年度军费预算已经与大清的年度财政收入相当了，当时英国海军规模和实力是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所以英国人殖民全球依赖的正是其雄厚的建立在重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财力和军力。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大英帝国试探性的一爪子，中英之间类似于《黔之驴》中的老虎和驴子的关系。鸦片战争不光是让英国人抓下一块肉来，即割让香港，更为关键的是暴漏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导致西方列强像秃鹫一样蜂拥而上攫食中国。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英国本土的煤炭产量已达到千万吨规模，其生铁年产量已达百万吨规模，钢产量达到十万吨规模，而我们大清国那时基本上没有重工业。

 

 一个在致力造枪造炮，一个在讲究穿衣吃饭，这两种产业结构几乎没有可比性。确切地说英国开始工业化的那一刻我们就落后了。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的GDP虽然比英国多，但现代重工业几乎是零。即便是洋务运动之后，和列强相比，中国的重工业仍然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虽然比日本多，但现代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了。当时的钢铁产量、铁路里程、发电量等指标，即便是比较总量，日本也高于中国。也就是说，1840年前，满清贵族不知道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1840年挨打之后，也没有下大力气搞重工业，所以历次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最后甲午之战大败之下彻底动摇了国本，导致大清的灭亡。

 

而到了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执政的时候，中国依然没有建立真正的重工业。1936年是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时的经济巅峰。但是蒋介石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基本上没有发展重工业，中国各界主要是搞了见效快的轻工业。

 

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军工，没有军工就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导致日寇觊觎，积弱最终导致日寇全面侵华，这就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逻辑。中国人抗日所需要的枪炮，要么从其他列强那里借钱买枪，要么赤手空拳去夺去抢。我们的后代应该牢记共产党人的枪基本上是抢夺来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我们的军队就是拿着万国牌武器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

 

所以解放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没有重工业，中国人又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一盘散沙加上两手空空，导致挨打是常态，这就是解放前的中国不可能建设的关键。因此谈论经济只谈GDP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国家有没有完整的有效的工业体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再苦再难也要实现工业化的原因，这是我们领袖们高明所在，这也是我们先辈的最大贡献。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军队也是拿着万国牌武器去抗击联合国军的。斯大林只是在中国出兵并且取得胜利之后才开始援助中国武器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抗美国的飞机大炮的。

 

1840年之后中国没有国防，这导致任何建设都没有可能，期间的个别机会最高统治者也没有抓住，由此中国社会进入恶性循环。近代中国需要工业化尤其是需要重工业其实是所有领袖都明白的，但就是做不到，主要原因是控制世界的金融资本绝对不希望中国独立和强大，绝对不会让中国稳定发展。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是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才获得了和平，才获得了建设中国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始工业化。

 

所以我们不接受任何指责新中国前三十经济建设的观点，做人不能没有良知。很多人以人民生活那么贫困来否定我们先人们的经济成就是错误的！事实是我们在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有指责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都是肚皮经济学者！而不是国民经济学家，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必然会考虑整体和长远发展。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就是攒本钱。消费要想成为动力，需要生产能力过剩这一先决条件，所以贫困状态下依然重视消费是谈不上正确的。我们必须知道高积累是一件极苦的事情，不是统治者想做就能做到的，事实上满清皇帝和蒋介石都做不到。

 

因为高积累有时候甚至是强制和残酷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优哉游哉地进入工业化的。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能保住自己不挨打就已经是巨大的胜利了，不可能再出去掠夺别人，故而只能靠着自苦来攒家当，这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吃苦的真相。

 

我们知道，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就为这一工业化过程做出了牺牲，因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富源就是土地。随之是工人的牺牲，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工人的工资一直很低，工人收入相对农民高一些是因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大于农民。新中国一开始之所以压低全民的消费是因为要积累，是为了攒家当，这是需要中国各个阶层都作出牺牲的。而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的关键是中共领导阶层自觉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这才导致全国人民没有怨言跟着干的。我们得承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牺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全中国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部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我们的先辈们在“吃饭”与“建设”之间的艰难权衡；最终他们选择了建设，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这才为后人攒下家当。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个数字表明改开之前的中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父辈的汗水变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其中水利甚至保障了我们这几十年过安稳日子，两弹一星更是中国的守护神。

　

由于我们是坚持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效用注定缓慢但是持久。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我们的发展就比不过日本这类的出口替代型国家的发展速度，甚至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都比我们快。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农业和国防这种基础的，他们是靠在美国的身上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的经济成果难以保护，而且他们的未来也是没有多大后劲的。　

 

高积累是大家都懂但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这需要的是强权和自觉的牺牲。只有强权才能实施计划经济，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各阶层都作出牺牲才能产生中国这样的起死回生般的转变。这个奇迹靠的是先辈的血汗付出，我们感恩都难以报答怎么可以容忍诋毁！？

 

现在有人用日本在1960年-1976年经济数据超过中国来证明中国不如日本，来证明中国走错了路，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个数据只能说明中国和日本走了不同的路。

日本由于有二战前的工业化底子，在美国那里得到了赏赐给他们的一部分中低端产业，而且是较快见效的产业，导致日本在一段时期里高速发展。这就迷住了我们太多的人，很多人认为日本模式世界最好，却不注意日本连国防都没有，故而短期的亢奋只是被宰割之前的催肥而已。而中国没有工业化的底子却走上彻底工业化和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中国搞的东西不会快速见效。例如中国集全国之力量搞两弹一星，至今护佑着中国，这些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见效，但是你能说没有意义？

苏联崩溃之后，美国人也就是趁机用金融手段洗劫了一把，俄罗斯再弱却没有任何国家敢明火执仗去抢劫俄国。为什么不敢上手去抢呢？不就是害怕俄国人手里的武器么？这不就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用途和利益所在么？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我们只能承认这种侏儒嘲笑巨人的白痴般的胡言乱语也就是中国这些年才会有的奇景，历史会无情地记载下这些弱智的缺心眼的。

 

市场经济自由无序、杂乱无章地所谓发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先进性，资本主义选择这种“自由”的市场经济完全是在落后的贵族政治压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没有哪个私人资本有能力控制全社会的经济，只能通过这种自由市场弱肉强食，坑蒙拐骗，来实施大鱼吃小鱼，来完成原始积累。当某些胜出者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优势后，才开始谋求行业的独大，企图垄断一个行业。垄断这一行业的目的恰恰是要对这一行业实行计划，提高效率，获取更大的资本利益和资本实力。

金融资本最理想的规划是争取到国家层面来实行资本的垄断，以图实现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实施有计划的管理。只不过是经历了几百年的竞争之后，计划经济这个梦想在西方依然没有实现而已。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权力之后，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全面的工业化。政权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共能集全国之力优先完成最重要的项目。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而获得苏联较为慷慨的支持，得到了重工业的底子。随后第一代领导人又主要抓住两弹一星获得国防保障，和美国握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化肥工业和军事合作。由此可见什么是重点，我们的领袖们一清二楚。

 

新中国前三十年最辉煌的成就是全民勒紧腰带攒下工业化的基础。由于有了农业、重工业和国防的支撑，所以才能在随后的改开中发展轻工业，随之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智慧无可置疑，他们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屋建瓴来搞经济，真正是“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国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思路上就必须要采取跃进方式。经济运作模式要跳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跨过资本集中过程的低层次阶段，直接搞垄断资本，而且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即国家垄断计划经济。发展国家垄断，实行计划经济，使得新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都是大资本运作。中央全面统筹，长远规划，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计划，随之全面落实和实施，这是何等的效率！这种效率让金融资本家们羡慕嫉妒恨，是他们梦寐以求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

 

这个游戏西方人玩不了，他们没有这样的政治基础。金融资本毕竟还是要受制于众多的其他资本的私利制约，著名的洛克菲勒的石油集团被其他资本联手拆散就是证明。在国家层面，他们的国策也是深受各个财团基于个体利益的掣肘。

 

美国人其实在肯尼迪时代曾经试图集中全国之力搞科研和经济，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到了里根时代又开始搞自由主义。到今天才又开始试图加强国家权力，估计已经迟了，关键是美国人骨子里面其实不接受这类的集体主义事物。自由主义之花美若罂粟，但是最终结出的可能是恶果。自由主义的短视如同吸毒般的短期快感不能掩盖对肌体的最终伤害，我们只能说美国人区区二百年的顺风顺水无法沉淀出真正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