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导言”

 

【作者简介】顾海良（1951—），汉族，上海人。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家、教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从马克思《导言》到

习近平《新境界》的理论赓续

 

习近平在《新境界》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导言》就是这一“必修课”的最为经典的读本，是习近平多次提到的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导言》写于1857年8月，是马克思当时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总的导言”。在《导言》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结构和方法等问题第一次作了系统阐释。《导言》虽然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但它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导言》的思想精粹在《新境界》中得到深刻体现；《新境界》对《导言》基本理论的阐释，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和思想力量。

 

一是在《导言》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对“物质生产”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作出分析，揭示了政治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及其全部内容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物质生产”，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所面对的“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是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基础的“事实”。“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内在地包含着对“物质生产”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理解，生产特殊就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方式。

 

在对《导言》思想的深刻把握中，习近平在《新境界》中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结识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在这里，《导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基本观点既得到科学运用，也得到新的阐发。

 

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作为当代中国的“国民经济的事实”，蕴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及其既定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认定。

 

当代中国最大的、也是最为现实的“国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其规律时要始终立足于这一国情，在探索当下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对策时也要始终立足于这一国情；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时要始终牢记这一国情，在探索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时也要始终牢记这一国情。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发生着深刻变化，特别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发展实践”进入新的历史起点，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在新的“发展实践”中，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对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规定的这一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理解的根本观点，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依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事实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探索为主题的，进而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的，以此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总体理论和发展规律。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物质生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阐释，深刻地蕴涵着对《导言》政治经济学社会性和历史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是《导言》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内在要素及其辩证关系作出系统分析，深刻揭示了生产（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基本特征，彰显这一社会经济关系“总体”的本质规定性。

 

在《新境界》中，习近平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内在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探讨时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有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关系上，同样存在着《导言》所阐明的基本原理：社会对生产条件的分配，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社会既定的分配规律，也反作用于生产，决定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失去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才由社会分配“指定”从事雇佣劳动。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分配的“制度安排”问题，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在《新境界》中，习近平强调，要解决“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如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等问题。这些“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新境界》中，习近平在提到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时认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的结论，这是 “值得我们深思的”；但同时，从方法论和基本理论上来看，皮凯蒂的分析也存在着“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的局限性。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把分配同生产“粗暴割裂”开来，抹杀分配固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和分配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相互关联、内在统一两个方面，因而可以认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在《新境界》中，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总体”，只从分配上来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及其趋势，在理论上显然是有偏颇的。

 

三是在《导言》中，马克思对如何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资源问题作出了全面阐释。

 

在《新境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资源时，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例如，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吸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和思潮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以及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容，决不能照抄照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对各种“异样”、“异质”的经济学流派和思潮，已经形成了“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思想资源，既要注重吸收和借鉴其中的菁华之处，又要善于批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际证明，对于国外特别是对于西方经济学，不应该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该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

 

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到，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囿于其阶级属性和价值观念限制，在理论旨向上总是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虚构”、是一种“假象”；这种“虚构”和“假象”是适合于也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的。马克思认为，在斯密和李嘉图及其之后的各种“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在理论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区别，但在根本上都秉持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虚构”和“假象”。其实，不仅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最新的经济学”因袭了这种“虚构”和“假象”，而且之后流行于西方的各种“最新的经济学”，同样一再地将其当作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在各种“最新的经济学”中存留的这种“虚构”和“假象”，正应验了马克思所说的：“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习近平准确把握了《导言》的这些基本思想，结合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现实，提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的中国“历史路标”

 

在《导言》中，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中提到，“第一条道路”作为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错误的”，但从经济思想史来看，“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的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导言》的这一基本观点上升为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的思想。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论及政治经济学“历史的评论”问题时，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要从学理和思想上厘清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理论研究本身的问题，也就是理论逻辑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自行批判”的问题；二是理论历史本身的演进，即思想历史在理论逻辑上再现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路标”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过程中，对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这两者关系的理解，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和显著特色。

 

在《新境界》中，习近平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阐释之前，先对其历史逻辑作了探讨；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探索中，升华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认识。习近平对“历史路标”的新的阐释，不仅使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这些特征和特色得以再现，而且也昭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和思想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但从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来看，它的发端要更早一些，应该起始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在《新境界》中，习近平回溯经济思想历史，提出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由此竖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创时期的“历史路标”。 

 

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站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矛盾”和“关系”等关键环节，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多方面研究，特别是对一个学理遵循和三个理论要义的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探索。

 

一个学理遵循，是指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原则。1956年3月，毛泽东在对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变局和中国共产党相应对策问题的阐释时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学理遵循。

 

三个理论要义，是指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三个核心理论。毛泽东在开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探讨时一再提出：“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一定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把握了经济关系和经济建设问题探索的中心论题。同时，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问题的全面阐释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了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理论。这是镌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创时期“历史路标”上的三大理论要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新境界》中，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历史路标”的深刻说明。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邓小平认为，《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点，与当时正在全面推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相适应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次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学理遵循。

 

习近平在论及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路标”的内涵时提出：“三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与党的十八大开头三年即从2012年至2005年形成的理论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历史路标”。镌刻在这一 “历史路标”上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提到的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成果，是以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发展及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探索为主要特征的。在《新境界》中，习近平强调：“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续写 “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习近平紧密结合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树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的“历史路标”。

 

2014年7月，在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要着力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拓展了“第二次结合”的新要求和新视野。

 

2015年11月，在《新境界》中，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的实际，习近平强调：“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7月，习近平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深刻把握了“第二次结合”的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和学理依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懈探索、勇于创新的理论建树，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伟大贡献。习近平对坚持和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阐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历史路标”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历史路标”上镌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显著标志。

 

三、从“结构”的“内部联系”

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

 

在《导言》中，马克思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结构”问题的探索，他提到：“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后来，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作最后润色时，进一步提出：“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

 

马克思在《导言》和其他经济学著述中提出的“结构”，大体有三种涵义：一是对象的结构，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是既定社会经济关系客体本身；二是思维的结构，就是人通过思维，把作为客体的结构在思维中再现出来、反映出来，就是把混沌的整体在思维中再现为有序的总体；三是形式的结构，就是把思维的结构呈现为外在的著作的结构，即章、节、目。这三种结构的涵义，实际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体系的理解，在根本上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的“整个的内部联系”。

 

在《新境界》中，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提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对马克思在《导言》中所阐释的“结构”即政治经济学 “整个的内部联系”思想的新的表述，是对《导言》的“结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中的运用。

 

在《新境界》中，习近平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即“历史路标”阐释之后，接着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即“结构”上的“整个的内部联系”作了阐释。

 

习近平对这一理论逻辑的“结构”分作六个主要层面：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强调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进一步形成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要牢牢坚持的根本立场。

 

第二，坚持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后，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习近平正式提出了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新发展理念包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想，习近平认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涉及一系列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涉及一系列工作关系、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改革就只能是坐而论道，最终到不了彼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关系中，“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在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时，强调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同时，“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论，是新时期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主要理论之一。这一分配制度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在这一分配制度实施中，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为显著的理论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习近平强调：“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

 

第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预言，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习近平指出：“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自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作出这一概括以来，随着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推进，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出的“结构”上的新概括。

 

这一“结构”上的新概括，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提出七个“坚持”的理论要义，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拓新。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也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的内部联系”的主要线索。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而初步形成的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就是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线索的现实根据。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这两大理论，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在根本上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至上论”，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大理论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也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结构”的主体理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强调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准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其要旨在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既要使“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作用。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这一核心问题，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要从供给端发力，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在需求端着力，在对总需求的规模、结构、质量变化的把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有效的反作用；要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又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要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

 

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在根本上就是要强化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在根本上就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创新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的《导言》写于1857年，10年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式出版，至今也已经过去了150年。在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立足新时代，观察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可以看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新变化，也可以看到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情况。这些都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作出回答的重大课题。在《新境界》的最后，习近平提出了“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历史展望和时代呼唤。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智慧”的思想特征和时代意蕴主要在于：

 

一是在思想原则和学理遵循上，坚持“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凸显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在方法上和理论逻辑上，“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中，就已经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水平”为“可靠的根据”，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一直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因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重大原则。

 

2014年7月，习近平在“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的探讨中，牢牢把握“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这一关键环节，深刻揭示了经济新常态方略的“大逻辑”，彰显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问题探讨中的“中国智慧”。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及时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强调“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方案”，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新的部署时，习近平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到旨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论述，刻划了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轨迹，体现了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二是在思想方法和实践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为依据，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倒逼”，注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关系发展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中国道路”，弘扬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的发展思路； 2016年在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依然强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期间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习近平提出了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这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蕴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彰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三是在理论创新和科学精神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在实现“术语的革命”过程中昭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创新和科学精神时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一定意义上，“科学革命”就突出地表现在“某些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术语的革命”，一是体现在原始创新性术语范畴上，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范畴的提出，奠定了科学革命的基石；二是体现在批判借鉴性术语范畴上，着重对它作出适合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新的解释，如资本、工资范畴上，赋予这些范畴以新的内涵；二是体现在批判借鉴性术语范畴上，如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范畴，辩证地甄别原有范畴的合理因素和谬误成分。

 

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成就以及恩格斯对“术语的革命”内涵的阐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中，“术语的革命”同样起着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意义。

 

高度重视原始创新性“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原始创新性范畴，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术语的革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的内在规定，拓展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规定，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术语的革命”中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内在规定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渐次形成的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开放等原始创新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原始创新性范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标识，也成为这一理论所体现的“中国智慧”所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更多的是批判借鉴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批判借鉴性范畴大多取自当代流行的各种经济学中。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遵循中，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注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政府经济调节和政策，以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术语，作出了批判和借鉴，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应的术语，彰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四是在理论主题和思想影响上，牢牢把握发展这一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课题，以新发展理念的成功探索，展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陷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根本上就是在发展问题上难以摆脱传统理念的“窠臼”。党的十八大以后形成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长期探索的思想提炼和升华。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内涵和指向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包含着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得失成败的探究。新发展理念在发展旨向、方法要义、实践指南和思想影响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种种增长和发展困境的探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深远的世界影响，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凸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智慧”的思想力量和实践意义。

 

从《导言》到《新境界》的思想赓续和理论创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理和学术的示范效应。《新境界》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上和理论上的“导言”。

 

（来源：《经济学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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