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言：“5G基站传播病毒” 【1】。对此，竟然有人深信不疑，且在美国和西方“文明世界”得以广为流传。受此传言影响，4月2日，英国贝尔法斯特和伯明翰的5G移动信号塔遭人纵火；4月3日，英国默西塞德郡的一座5G信号塔也被破坏。随后荷兰鹿特丹、利塞尔，比兹和努嫩的通信塔，也先后遭到人为纵火和破坏……此一愚蠢、野蛮行径，让人联想起前不久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随后在美、欧出现多起对华人、亚裔的袭击事件；再就是此前特朗普对华为5G的攻击与污蔑。据此，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法西斯式的暴行，无疑都是西方霸权民粹主义“污名化”中国的恶果。遗憾的是，有人竟把它称之为“白人‘义和团’”【2】行为。把它与1900年中国义和团为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拆毁铁路、砍断电线”行为混为一谈，一概视为是“愚民”们痴信“铁路断龙脉、坏风水”式的迷信与愚昧之举。把当今西方法西斯式霸权民粹主义暴行，与百年前“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十足的混淆是非！客观上就是在给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们的脸上抹黑，这也是几十年来虚无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史的流毒——“污名化”义和团运动的必然结果。看来，当今有必要普及一下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知识，以便让一些人了解历史真相，纠正错误观念。义和团运动为何会勃然兴起？它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单地用一句话回答：它是帝国主义强化对中国侵略的产物；是中国农民自发掀起的一场反帝爱国斗争。帝国主义不仅要用宗教来统治本国人民，而且更需要以这种统治方式向国外延伸，以推行它们的殖民主义统治。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法等列强又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获得准许进入内地传教和擅自添加的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深入内陆腹地农村。传教士们以“传教”为名，勾结当地封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霸占土地，建立教堂；包庇教民、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所有这些，都直接激化了外国传教士、教会势力与当地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每当矛盾激化时，传教士就诉诸官府，其结果官府总是庇袒传教士、教民，打压农民；直闹得天怒人怨，最终酿成教案。据学者顾长声专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记载，到1898年秋义和团起义前夕，由传教士引发、制造的教案已高达400余起！而所有教案，最终无不都是以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告终：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赔礼道歉，杀害无辜百姓，贬谪下级官吏。以著名的天津教案为例。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日，天津天主教堂育婴堂发生疫情，大量婴儿死亡，引发当地民众的关心与疑虑。几经交涉，后经该堂负责修女同意，允许派5名民众代表到育婴堂内查看。正当代表要进堂时，却遭赶到现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的阻止，并粗暴地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再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谈判未开，即开枪恫吓。在返回路上，丰大业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这就激起民众公愤，发生冲突，混乱中丰大业被愤怒民众群殴致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遭焚毁。显然，此一教案完全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因蛮横无理和开枪射击所一手挑起。事发后，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派曾国藩主办、李鸿章协办此案。最后将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民众当作凶手惩处（处死刑20人，判徒刑25人）；赔款白银49.7285万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道歉谢罪。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极大地震慑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此后，洋人更成了中国各地官吏的“太上皇”；洋教势力在中国大张。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强化了对殖民地的掠夺。随着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山东地区首当其冲。其时，基督教堂在山东境内已星罗棋布（多达1000余所，教士300多人），深入穷乡僻壤。在无数“教”与“民”的矛盾与冲突中，官府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才有了义和团的斗争。义和团又称义和拳，系由“反清复明”秘密组织——白莲教流派演变而来，后成为散落北方民间“练武习拳”的体育组织，成员多为当地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义和团一般以“坛”为单位，没有统一组织，但相互之间亦有联系。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在“教”、“民”矛盾尖锐的日子里，义和团作为农民组织，出于乡土本能立场，面对清政府保护国民这一国家职能的丧失，不自觉地扮演了维护当地农民利益的角色，成为一股反抗外来侵略的民间力量。就这样，义和团成了教会势力的对立物。在外国传教士的挑衅下，双方冲突不断，教案频发。频繁的教案，外国传教士与教会的嚣张气焰，也引起地方一些高级官吏的不满。如山东的前后几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均一面压制本国百姓，一面也向朝廷抱怨外人的专横。毓贤就曾奏称：
教会势力，“日见鴟张，一经投教，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冊，第24页）
即便如此，然而，腐败的清政府仍不改“对外屈服、对内高压”的统治术，终于迫使被压迫的中国农民以义和团的形式，走上一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义和团以朴素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反帝爱国宗旨：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冊，第112页）
1898年山东平原县再闹灾荒。因“连岁歉收，贫民无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结居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冊，第49页）。当地群众对此极为愤慨。是年秋，杠子李庄“教民”、恶霸地主李金榜，仗教会之势，无故欺压农民李长水。导致当地拳民与群众一起冲击该村教堂，斗争了恶霸李金榜；李再勾结平原县官府抓捕了拳民6名。该庄拳民和群众忍无可忍，遂求援于平原县著名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朱闻讯，联络附近各处义和拳上千人前往，与平原知县蒋楷前来弹压的清兵相遇，在反抗清兵镇压过程中将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史称“义和团平原起义”，标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随后清政府再派数百骑兵前往镇压，10月18日发生森罗殿大战，再被义和团打败。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术中，对民众的反抗斗争，历来有“剿”、“抚”两手，一概视形势而定。随着义和团势力的不断壮大，山东巡抚毓贤感到已无力镇压，因而力主由“剿”为“抚”。由此，山东义和团争得了“变相合法”的地位，义和团力量在山东境内迅速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嫌山东当局镇压义和团不力，很不满意，迫使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抚，改派袁世凯取代毓贤。袁氏迎合帝国主义旨意，带领他编练的“新军”——武卫右军（近代中国首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7000人赴任。袁世凯到任第二天，即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后即用武力清剿义和团，大肆屠杀无故农民。他甚至把砍下的人头挂在村口树上，大施淫威，直闹得山东农村“村村死人，家家带孝”。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山东义和团被迫向直隶转移。由于帝国主义教会的侵略活动不只局限在山东，“教”、“民”矛盾同样存在于直隶、京津地区。当义和团从山东进入直隶境内后，犹如烈火点燃了干柴，迅即蔓延开来。袁世凯遏制了山东义和团的势头，却使义和团在直隶迅猛发展起来。到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怒火已燃遍了京津地区。清政府无力镇压，直隶总督裕禄就念起了毓贤的“抚”字诀，变相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张贴文告：“最恨和约，祸国殃民”，几乎控制了整个津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也激化了它与封建主义奴才之间的矛盾。早在山东时期，义和团就提出过“扶清灭洋”口号，其重点就在“灭洋”上。慈禧一面无力镇压义和团，一面也惧主子压迫过甚，很想利用义和团的“灭洋”对抗一下。1900年6月10日，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英、俄、日、法、徳、美、意、奥八国组织联军，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9月下旬由徳国元帅瓦徳西接任统帅）的率领下，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对外来侵略，义和团俨然担负起抗击侵略、捍卫国土的神圣责任，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清政府怎么办？支持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吧？不行。正如清政府在《致各省督抚电》中所言：“此次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史料》上冊，第187页）。但又不敢与帝国主义翻脸，陷入两难。其时，慈禧正在谋划立溥儁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废光绪事，不料接到谎报，说列强要勒令慈禧归政光绪（时光绪因戊戌变法事被慈禧囚禁瀛台）。这促使慈禧改变原先立场，居然于21日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令各省督抚招民成团，“借御外侮”。诚如毛主席所指出：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当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矛盾论》）
在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义和团勇士们以血肉之躯，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他们先在廊房、落垡拆铁路、毁桥梁，进行狙击战，打得侵略军狼狈逃回天津。其后，又在天津、北京投入保卫战，均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由于清政府的出卖，慈禧在逃亡西安途中，一面向帝国主义求和，一面命令清军斩杀义和团。义和团遭受内外夹击，惨遭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清政府命李鸿章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奴才与主子重新“和好”；义和团运动被彻底绞杀。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彻底征服中华民族的迷梦。正是义和团先民们的英勇战斗精神，让侵略者认识到：
“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义和团》第4冊，第245页）。
“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徳西：《拳乱笔记》）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所以没有沦落到真正亡国这一步，不可谓不是义和团的功勋。
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中国下层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民族革命精神的集中反映。然而，这一正义斗争，却一直遭到中外反动派、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污蔑与攻击。且不说像李鸿章、袁世凯之流，视义和团为“匪”，竭尽斩杀、镇压之能事，就连像孙中山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无不都认为：义和团是“落后”、“愚昧”的“排外主义”代表，是一场“祸国”运动。直至20多年后，晚年孙中山才改变了对义和团的评价。1924年他在题为《民权主义》的讲演中，肯定义和团的反侵略战斗精神。称其为
“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在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选集》第758页）
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19世纪末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农民运动，自然会留有那个时代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印记。这也就是那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常挂在嘴上所津津乐道有关义和团的所谓“落后”、“愚昧”种种表现。但这些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相比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评价历史事件，如果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事物的本质，却去吹毛求疵，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愚蠢。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批判欧洲民粹主义、为义和团辩护时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憎恨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国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国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徳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义和团运动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压迫低层群众的产物。千万不要瞧不起群众！【1】3月12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次“健康峰会”上，有个叫托马斯·考恩的医生称：是5G导致了当今新冠病毒的传播；非洲所以没有爆发疫情，就因为那里没有5G。此论一出，得到不少名人在网上转发，成为国际谣言。【2】参见“环球网”4月14日文章：《白人“义和团”，开始火烧欧洲了！》（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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