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用西方的价值观、政治观、人权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政治观、人权观,鼓吹以自我为中心。这不是观念更新、观念变革,而是观念复旧、观念更旧,因为我们反对抽象地鼓吹观念更新,反对在价值观念更新口号下复活陈旧的东西,必须坚持朝着科学的、进步的、革命的方向,使自己的观念适应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巩固的新的步伐。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著作和论文曾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吴玉章奖金一等奖。
要进行人生观教育,必须先解决一个价值导向问题。应该承认在一个时期内,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价值观念的混乱。在一些人当中,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好坏观念、美丑观念都是颠倒的。
价值观念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的政治原因。从理论上来讲,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价值观念问题上的舆论导向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衡量观念变革或者观念更新的尺度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舆论导向都是由社会制度制约的。资本主义社会号称自由世界,实际上它的全部舆论工具、报纸、电台都掌握在垄断资本家手中,它的舆论是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尽管它的报纸也有一定的自由,如批评政府的某项政策、揭露某个议员的腐化丑闻、对社会中某些不公正现象进行抨击等,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绝不能危害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因此,它的舆论导向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它所宣传的价值观念,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宣传私有观念,即价值观念的导向同它的经济制度是一致的。
可是,在我们国家,这些年却出现一个怪现象,某些报纸、刊物,宣传一种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甚至有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观念。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采取嘲弄、歪曲的态度,以“批马列为荣”、“反马列为勇”。特别是,它们宣传一种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反的观念——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大力鼓吹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把集体主义曲解为专制主义、整体主义,认为集体主义压制和否定个人利益、否定个性等等。总而言之,认为集体主义是一把刀子,把个性、个人利益一概砍掉,把所有的人都削成一模一样的。他们号称要第二次启蒙,要个性解放,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不少。
有人写文章说五四精神已迷失,号召复归,赤裸裸地宣扬个人主义,宣扬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说什么“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重要”,“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主要的还是救出自己”,认为:“人类的发展靠的不正是这种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吗!”说什么提倡“纯粹个人主义”、“健全个人主义”是胡适五四时期在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贡献,认为60年来人的主题从发展到迷失,个人的旗帜从高举到倒下,是一个痛苦的教训,鼓吹要重铸民族灵魂,就要重新高举个人主义旗帜。
苏晓康在《世纪末回眸》中更是明目张胆地攻击集体主义原则,鼓吹个人主义。说什么“要求每个个体放弃自我而为政党、阶级、国家、民族利益服务,这是与五四精神——个性、解放、自由、人格独立、国民素质的更新等等,恰成南辕北辙。中国人经过30年的流血奋斗,又经过40年艰苦努力而未能进入现代化,症结就在于此”。
个人主义并非人的本性,而是私有制的产物。在无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个人主义。如果个人主义是永远存在的,那人类至今将仍处于动物阶段,因为人要脱离动物状态,绝不可能靠个人主义,不能依靠所谓的个人奋斗去一个一个地摆脱动物状态,而是依靠集体力量,采取群体生存的方式。恩格斯说,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个人主义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是矛盾的,它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起到了破坏瓦解的作用。不难理解,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都以个人主义思想去对待国家财产、对待集体利益、对待工作,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能正常运行吗?不可能。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机构臃肿,运转不灵,腐败成风,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必然会力图撑破社会的约束,导致反社会行为。
有人说,如果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到反社会的作用,那在资本主义社会岂不是可以起到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作用吗?不。正好相反。如果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起到使个人同社会疏远化的作用,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起到使个人与社会一体化的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尽管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但它却绝不会导致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正是这种制度,不是妨碍,而是使他们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它是以牺牲别人、以踩在别人的肩上、甚至踩在别人的肉体上为代价而爬上去,所以他们可以反对个人,但却绝不会反对这个制度。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一定要端正人生价值观的舆论导向,大力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人,要想站起来,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点精神,有一股志气。如果一个民族不倡导自己的成员发扬奉献精神,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如果一个政党不倡导自己的成员发扬奉献精神,这个党就会失去人心。如果一个人只想索取,不愿奉献,这个人也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舆论导向问题,指出要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参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7页。)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有人说,既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私人经营和个体经营,又在导向上大力宣传集体主义、宣传无私奉献,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说又矛盾又不矛盾。如果把集体主义原则、无私奉献的原则当成现行的经济政策,这是矛盾的。因为发展商品经济就要提倡竞争,提倡等价交换;贯彻按劳分配,就要承认个人利益;允许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就要允许剥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在道德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又要提倡无私奉献、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集体主义。不能把经济政策允许和合法的东西当成道德原则,不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中都提倡等价交换。
有人说,这不是两张皮吗?要说两张皮,也算两张皮。因为这是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一个是道德领域。马克思也承认这是两个领域,有各自不同的尺度和标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如果把道德原则当成经济原则,都贱卖贵买,买一送三,亏本经营,那还搞什么商品生产呢!搞商品生产当然要核算、要盈利、要赚钱。
可这两张皮,又不是毫无关系的两张皮,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7页。)我们之所以提倡集体主义、无私奉献,是因为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尽管在经济领域中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在意识形态中却有可能提倡比现实更高的东西。因此,它本身不是“不共戴天”的对立面,而只是“超前”,它比政策上允许的东西更高一些。因此,它作为一种精神应该提倡;作为一种价值导向、目标、理想是完全正确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要讲究这个道,这个道就是“为人民服务”。通过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来保障人民的供给和需要,既满足了需要又赚了钱,发展了企业。如果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坑蒙拐骗,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
造成混乱的第二个原因是抽象地提倡价值观念的更新。价值观念要更新,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不变的价值观念。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变。特别是处在大变革时期,更是价值观念大变革时期。美国人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其副标题就是“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例如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崇拜权力、崇拜门第出身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宗法观念,转变为崇拜金钱、反对特权的“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至于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更是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时期。由私有观念变为公有观念、由个人主义变为集体主义、由特权思想变为公仆思想、由个人发财变为共同富裕、由崇拜金钱到推崇贡献,如此等等,这种变革,是朝着科学的、民主的、进步的方向变革,是适应历史进步方向的变革。
可是这些年某些人鼓吹的所谓观念变革,却正好与此相反,由集体主义变到个人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变到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用西方的价值观、政治观、人权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政治观、人权观,鼓吹以自我为中心。这不是观念更新、观念变革,而是观念复旧、观念更旧,因为我们反对抽象地鼓吹观念更新,反对在价值观念更新口号下复活陈旧的东西,必须坚持朝着科学的、进步的、革命的方向,使自己的观念适应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巩固的新的步伐。
【察网(www.cwzg.cn )摘录自《哲学与文化》,陈先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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