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颗星》中,作者讲到巴顿打仗的座右铭是“进攻”,对防御毫无兴趣。在上级命令进入防御时,他有抵触情绪。甚至布莱德雷打电话问他何时可以进入防御,还说如果要他进入防御就请求辞职。
这样按个人喜好行事,与作战需要一致则罢,否则,结果不言而喻。而命令,众所周知其性质、内容、目的和重要性,以及对军人的要求。如果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抵触;容易的就落实,难度大的就拖着;有利益的就去干,没有的就讲价钱等等,都不是应有的态度。
在百团大战中,按照彭德怀的要求,陈赓坚决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的日军据点,俟机收复榆社、辽县。但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他认为还是毛主席说的,现在基本还是游击战,不宜攻城……
在听到彭德怀的命令后,没像以往那样坚定果断地说“是”,而是商量着说:“对于尚有为数不多的八路军主力,不能这样消耗下去吧!”
后者胸脯一起一伏,脸望着远处。
他仍表达意见:“我们现在与敌人拼了,将来怎么办?”看后者不言语,他不好再说,等待着回答。
可火气未消的后者仍一字不吐。
他只好说完:“这样打,我不赞成!”
回答却是:“你的意见可以保留,但命令必须执行!”
他立即答“是”。
后来,后者在《自述》中也承认:“破击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这一过程诠释了军人对待命令的全部。
俗话说,军令如山。命令压头,哪怕刀山火海也要一往无前,不能有丝毫犹豫和迟疑;即使必死无疑也要勇往直前,不能有半点徘徊和畏难。倘若视命令如儿戏,就有悖于以纪律著称的军事组织性质的要求,何谈赢得胜利?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是严肃的。“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敬畏命令,才能真正入脑入心,进而排除万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完成任务。习主席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也有这个意思。正是存有敬畏,陈赓才赢得了胜利。
上级命令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正确对待自己的意见,依令作战的陈赓也在攻克榆社时展现攻坚战术上的造诣,成为后来的典范。这也反证了其正确性。还有1948年冬,毛泽东电报部署平津战役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了,就全盘活了”。尽管刘亚楼认为塘沽不能打,可想到军委既然列为关系全局的“最重要”之点,必有其战略意义。而且军委大局在胸,通观全盘,洞悉形势;自己是前线的参谋长,站在一个方面军位置上的执行者,只是对一个方面的情况熟悉,对全国至多了解个大概,且有许多重要情况不能及时知道。有了起码的信任感,才能全身心地投入,打仗就胜了一半。那种一接到命令就表示怀疑,甚至说三道四,心不甘情不愿地势必影响效果。
主观上,我们下达命令前会排除一切可能的问题,但客观上有时仍不免留下遗憾,尤其是“山的那一边”未必能够搞透。如1935年5月20日,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到达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再渡河到对岸就是富林,是通往雅安的大道;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的难行山路。当日下午接到了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随第一团后跟进。”但晚上听取侦察组关于两条路的里程、敌情、居民和给养情况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冕宁地下组织人员,得知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的是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一个旅正向富林开进。
由于战时情况瞬息万变,上级也需要不断地调整指挥。如1945年11月,国民党军于南线对华中解放区形成分割之势,于北线阻隔着山东解放区与华中解放区的协同,而粟裕在淮安组建的华中野战军加上地方部队也不过6万人。大战在即,粟裕认为必须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以打破“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但此时军情混乱,陈毅的部队正在北面的津浦路作战,粟裕接到的指令多次变更:先是令其率部悉数北进以配合陈毅部;当部队开始转移时,中央又命令他不要在重要的交通线上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重庆那边已经准备签署《双十协定》;待高邮邵伯战役就要发起时,命令他们返回津浦路方向的电报又到了。
也有从点上看到全局、从下往上看到战略上的问题。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留名史册的粟裕,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战争中,曾数次直言要求中央改变对其军事指令,并且执意坚持己见。历史也数次证明,不但其分析是正确的,而且其坚持的战略意图对赢得战场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时,如何对待命令就不仅是军事素养问题,更彰显了党性。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系,但这并非排斥科学地质疑。如果貌似严格而盲目地、机械地执行,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对战争、国家和军队不负责任的草率行为或变相对付,是一种不敬。而一名党性强的军人,必然胸怀是否打得赢的敬畏,慎之又慎、妥善处理。
对蒙哥马利向巴顿说的,“如果你从集团军群那里获得一道你不喜欢的命令,干脆置之不理。我就是这样干的。”布莱德雷评论说,这位出色的军人尽管有时刚愎自用,他没有置命令于不顾,尽管他有时好象是和上级的命令兜圈子,但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摊牌。同时认为,英军把命令看作是司令官之间进行商讨的基础,如果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则要消除,命令也可能因此而修改;相反,美军在下发命令之前尽力解决分歧,一旦命令发出要求立即执行,那是不能更改的,除非命令发出者自行修改。从中借石攻玉,需要我们既要有英军的灵活性,更要有美军的原则性。这就是敬畏,一种追求绝对完美和无懈可击并有令必行的精神。
有人说,下级不易向上级提出意见建议,否则就是指责上级的错误和问题。而且,在上级定下决心,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提出改变作战计划,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的非议,甚至影响军心士气。
但战争拒绝老好人,需要的是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军人。有这样的血性胆魄,这时就会像李奇微说的,“如果谁能站在自己的上级面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认为他的计划是错误的,那就需要有一种特殊浩然正气。……当他感到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的时候,应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敬畏命令,就必须吃透命令,从侦察情报、现地勘察、分析研究中领会命令的实质,找到贯彻和实现决心意图的措施办法。中央军委接到缓打塘沽的建议报告后,于12月26日电示:“攻击塘沽似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适宜。”刘亚楼就在地图上琢磨:塘沽以东、以北地势开阔,盐田连绵,冬季不结冰,河流纵横,不能构筑事工,不便大部队运动与接敌,更不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而且敌军舰摆在海上,守敌五个师随时准备登舰;敌十七兵团及防守司令部统统设在军舰上——真是一根很难啃的骨头……搞不好,没等你近前,这条泥鳅就溜进大海。于是,决定实地勘察并听取意见建议。12月28日,刘亚楼率萧华等到攻塘部队指挥部北塘,听取各纵司令员对塘沽地形、敌情和攻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有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和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而攻取天津则更有把握,有利于全局。在实地审议后,他才坚定改打塘沽为天津的决心。
也要具备位卑同样忧军忧战的精神。如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敌我双方都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上级考虑到1966年以来,苏军多次入侵距珍宝岛20公里外的七里沁岛并制造多起严重流血事件,在七里沁反击政治意义重大;加上1968年3月在该岛进行过反击准备,甚至还派出侦察分队上岛潜伏;我方地形视野开阔、道路状况较好,便于防御和部队展开。但是前线指挥所作战组副组长曹建华认为敌方江岸多为90度峭壁,不利于敌装甲车机动,敌人在这种复杂地形下作战会百倍警惕,使我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珍宝岛却存在战机:3月2日战斗后,敌在该地区调动频繁,大有报一箭之仇之心态;该岛沿江地势平缓,上冻后敌装甲坦克可直接上岛;敌对岛上地形熟悉,容易产生麻痹心理,所以只要部署得当,仍可取得战果。这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有人说反击地点是由领导决定的事情,他这个级别不可以否定领导的意见。可他据理力争,最后是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认为有道理,立刻开会复议,报上级批准了其方案。
真正发现了疑问,哪怕三次建议也要妥善解决。如1946年8月6日,李默痷电令新七旅从海安东进,以接替第一O五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电报当即被粟裕的情报系统“四中队”破译,他一直在等着这样的战机。大兵团作战必须掌握足够兵力,而华中三战之后明显感到手中的兵力不足,他曾向山野司令员陈毅发出电报,提出调其第五旅至苏中参战。陈毅已执行中央关于“外线出击”的计划,率山野主力到达淮北,回复他不同意,说山野兵力也不足,同时让他也尽快向淮南转移。但他索性直陈中央,还是坚持连续3次上书,最后一次,甚至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现在战机果然出现了,于是急电报告:“此乃一良机也,不可错过。”毛泽东随即指示:“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指苏中战场)。”8月10日,如愿取得了苏中战役第四战的胜利。
遇到上级暂无答复而机不可失时,在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下,可以果断行动,边行动边请示报告。如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在泸沽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后,因与行军中的中革军委联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成行军队形,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两人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冕宁,到达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20日晚9时,刘聂率第一团进入冕宁。21日上午,参谋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刘说,“用我和聂政委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革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他们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更大的考验是,没有命令的怎么办?在奉命带十六团赴延安扩编部队前,王近山接到刘伯承亲笔信,“此次西行,你是独立作战,在敌众我寡时机变幻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导的条件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陈赓也叮嘱要尽快赶路不要求战,如发生战斗也要力求速战速决速离,因为还要掩护一批干部和家属子女。到了洪洞县韩略村后,他了解到临屯公路周围有40人多日、伪军驻守的据点密布,比较麻痹的敌人每天都有少数部队掩护装有劫掠财物的车辆经过,并沿途肆意骚扰,就想给敌以颜色。在征求大家意见时,他说到陈赓的嘱咐,但现在敌人的胸膛已经扑到我们的刺刀上来了,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胡作非为吗?一名干部好心地提醒:“我们应该尽快赶路,安全到达延安,没有在这里打仗的任务。”但就是此战几乎全歼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在内120多人的“战地观战团”,毛泽东同志给予了肯定:“这次韩略村伏击战说明你很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了个漂亮仗!”
在战争年代下达命令时,有的会强调“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而下级也有誓死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的决心、气概和担当。今天,我们也应传承和弘扬这种高度敬畏命令的精神,才能在未来战争中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武部政治委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本文原刊于第13期《国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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