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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墨客 |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善于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
点击:  作者:文林墨客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7-12-11 0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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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与毛泽东主席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人虽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同,但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中,提倡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而著称于世,却是极其相似的。我们应当从中悟出其中蕴含着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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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是一个涉及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类媒体分析阐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文章越来越多。笔者力图从我们党杰出领袖传承的角度,来阐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


  一、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断

 

  毛泽东主席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以其对矛盾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过深刻分析和准确判断。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断,为我们党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提出全党的总任务及其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开创了历史先河。

 

  1937年5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我们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深刻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他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

 

  “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但是,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同志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将要进行一场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正是这种发展趋势,使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特别突出地呈现出来。毛泽东同志从这种新形势的分析当中作出了相当准确地判断:

 

  这就是“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矛盾的变化。

 

  一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使日本帝国主义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独霸中国,必然要伤害其它帝国主义的利益,使“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

 

  二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促使国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裂痕。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战争一触即发,


  “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也就是说,围绕是否抗日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不同派别之间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形成不同的政治分野。

 

  三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促使中国尽快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因此,必然要求军阀们尽快结束割据和内战,回归和平和统一的轨道。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抗日的支持。

 

  四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促使全国人民大众在更大规模地开展救亡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形势,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大众、聚集中华民族力量的无声命令,必然形成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抗日洪流。

 

  我们党必须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新形势,提出新的战略任务、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就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最主要的敌人。反对当时比较强大的敌人,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必须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是对外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要求:

 

  “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美派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二是对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这种新变化、新形势,必然要: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民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毛泽东同志列举了从1935年的“一二•九” 运动,到1937年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所发生的大量的抗日救亡事件表明:

 

  “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任务。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同志提出:

 

  “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个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民主。因为:

 

  “抗日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政治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

 

  而争取民主,就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民主改革:一方面是

 

  “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另一方面是人民必须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因为

 

  “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国共两党共同让步的主张: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主动做出有原则的让步。其让步的主要内容就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可以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范围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让步的底线,就是“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

 

  最后,毛泽东同志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

 

  “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也就是说,在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是我们党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典范。他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利器,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征服和独占中国的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判断出中日矛盾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设计出一个具有全局性、超前性、指导性的完整战略,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使我们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始终把握着战略的主动权。这个报告通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形势,及时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断。1952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

 

  “在打倒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根据这个判断,于1953年8月,明确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9月,我们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根据这样的分析,党的八大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就是: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根据这样的判断,党的八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这就是:

 

  “党和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之下进行的。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任务和政策的表述,虽然不是直接用毛泽东主席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但是经过毛泽东主席审阅批准的。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我们党在毛泽东主席的指导之下,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掌握了及时准确分析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据此提出某一历史阶段全党的总任务总政策,并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革命和建设上来的方法和步骤。

 

  二、习近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断

 

  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矛盾分析)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原理,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新任务新政策,及时转变工作重心,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项思维习惯和工作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毛泽东主席和我们党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思维习惯和工作传统,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形势,及时准确地做出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分析判断的呢?

 

  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阶段做出科学划分,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分析判断提供了根本前提。

 

  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始,到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为止,共经历了35年时间。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二位一体”框架的形成阶段,用了15年时间。1982年9月,我们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由此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正式提出、作为一条全新道路正式开辟、作为一项伟大事业正式拉开序幕。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经过邓小平同志15年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第一个五年中,邓小平同志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了不断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将其概括为十二个方面,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在第二个五年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在第三个五年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日益突出地显现出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极大地开拓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并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接受和认可,一致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创新成果。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纳入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十五大党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了我们党的旗帜上,成为照耀党的事业前进的灯塔。

 

  第二个发展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内容的拓展阶段,用了15年时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13年的执政中,特别是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的5年时间,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主题,总结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其纳入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十六大党章。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10年的执政中,围绕着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将其纳入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十八大党章。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的产物。

 

  正是这15年时间,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知有了新的拓展,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第三个发展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体系的完备阶段,用了5年时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党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含。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17 年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砥砺奋进、开拓进取、总结概括,形成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5年的奋斗拼搏、创新发展,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完备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

 

  他在报告中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准确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完备体系,关系着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兴衰成败、人民的富裕幸福。因而要求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四位一体”的内含认知到“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充分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已经被彻底揭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含规律已经被准确把握。

 

  正是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的神奇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出现了质的飞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将其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标志着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产生和形成。

 

  其次,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的认知,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分析判断提供了现实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认识到,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我国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在我国社会中陆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新问题、新现象。例如,中国游客到国外抢购奶粉、电饭煲、马桶等现象。这说明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持续增加,其消费需求在迅速更新换代;而社会供给还满足不了这种新的需求。说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正是这种现实状况,促使习近平总书记开始思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问题。

 

  他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随着我国人民温饱问题的稳定解决,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拓宽收入渠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还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活消费品升级换代的需求还难以得到有效供给;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还时常有被侵犯的情况发生;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疾病防治、养老设施、食品安全的需要还难以完全得到满足;人民群众希望天更蓝、水更绿、山更美、植被覆盖率更高的要求还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在民生方面,我们还有许多短板需要予以解决。

 

  他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日益突显。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甚至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明显。我国的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生态产品、服务产品在结构、质量、品质、性能、创新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日益突显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不是数量级的、局部性的、暂时性的变化,而是飞跃性的、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现实发展状况的深刻分析和综合判断,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九大要求全党必须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例如,在经济问题上,针对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便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政策措施。又如,在民生问题上,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求我们把更多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政策措施。还如,在生态问题上,推进绿色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政策措施。

 

  当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与毛泽东主席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人虽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同,但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中,提倡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而著称于世,却是极其相似的。我们应当从中悟出其中蕴含着的真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大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就是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恪尽职守、尽心竭力地为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持续努力奋斗。这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给予的殷切期望、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终极目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头脑得到开发、思维得到提升、实践得到拓展、社会得到改造而成长成熟起来的。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既使我们实现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还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等待着我们去奋斗、去实现,切不可有丝毫的放松与懈怠。

 

  (来源:察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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