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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点击:  作者:习近平    来源:《东南学术》2001第四期  发布时间:2017-06-28 18:09:27

  

编者按:本文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认识:

 

1、《资本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必须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

3、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对其学以致用;

4、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5、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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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在这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巨著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总结、批判地继承前人经济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书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原理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读《资本论》,能够指导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资本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如果说不甚适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内涵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此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2]

  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3]

  此后,又得出如下结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4]

 

  尽管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涵有着一些不同认识,诸如有的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有的认为是专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有的则认为是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统一等等;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全书中没有一处提到过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但从马克思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因为马克思已准确无误地阐明《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而能够全面涵盖这些内容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马克思在以后的修改中也确实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述,改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一词。

  同时,马克思还阐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要转化为资本”。[5]

  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辩证法,以研究商品和货币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总过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阐明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运行规律,诸如价值与使用价值原理、劳动的二重性原理、剩余价值理论、分配原理、消费原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和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资本增殖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等等。这些原理和规律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骼和血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虽然是科学的,其中一些原理和规律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共性,诸如劳动的二重性原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供求原理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等等,就是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生产。但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的,它所揭示的许多原理一方面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另一方面又必然带有明显的社会局限性。因此,对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资本论》所阐明、揭示的许多原理和规律,自然是一种过时的理论,不再具有时代的指导意义。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处于既要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和规律是普遍的真理,同时又无法用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的矛盾之中。为摆脱这种“两难境地”,他们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理论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例如将商品经济换为产品经济,将资本改为资金,将剩余价值变成利润等等,使之成为用来指导计划经济实践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当承认,马克思在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无序性等弊端进行分析时,曾提出过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6]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生产进行计划的设想,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这样做。而且,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把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给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去指导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

 

  二、市场经济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浑然融为一体的经济运行方式,要使之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更进一步明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

 

  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只要经过深入观察,就可以发现我们只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机制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而在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制度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则仍处于探索之中。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因而在探索中也存在着不少争论,特别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理论界和学术界至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无关论”,即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无关,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

  二是“不相容论”,即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相容的,两者搞不到一块儿;

  三是“手段论”,即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经济这个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

  四是“基础论”,即认为社会主义是基础,市场经济是建立其上的设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

  五是“结合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两个不同事物的结合。

 

  在以上几种观点中,除了“无关论”和“不相容论”以外,其他诸种观点都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二者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认为联系的程度以及主次位置有所不同。

 

  揭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客观联系,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贡献。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8]

  此后,又几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9]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0]

  “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1]

  特别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2]的“两个不等于”论断。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是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飞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指出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走进社会主义,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13]。

 

  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已为俄国、中国等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所证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必然是相容的。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因,决定了《资本论》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相容的,并不等于说二者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矛盾。同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彼此之间既有统一的地方,也有相矛盾的地方。特别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其与社会主义相矛盾的地方比与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地方要更多一些。这是因为,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这种相伴而生的密切关系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一定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与商品生产规律的关系时指出:“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14]“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15]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而劳动力商品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并在流通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商品生产规律的应用必然要导致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产生。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市场经济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运行机制或管理体制,而是一种具有两种功能的东西:它一方面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管理体制依附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为之服务。正是因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得是如此巧妙和浑然一体,由此而同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矛盾,并使得一些人由此而认定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相和谐的地方,这种不和谐必然要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自主经营、追逐利润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 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等显著优点,能够比计划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不完全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这些弱点不仅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也同样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并将引发一些新的矛盾,诸如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投机性会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产生矛盾,市场的竞争性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体制,其内在的许多运行规则和特点是以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立足点发展起来的,因此,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而言,它对资本主义的适应程度明显地要高于对社会主义的适应程度。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使市场经济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像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绑在一起那样简单。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二者能够像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那样相互融为一体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而要实现这种有机融合,就必须把握好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融合起来。我们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而不懈奋斗,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6]

  对市场经济也应持同样态度,不能将其优长与弊端不加区别地照单全收搞“一锅烩”。而是要通过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出巨大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防止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的倾向,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由于受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因素的限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善于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有的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迈不开步子;有的则只记住了市场经济,忘记了社会主义,出现了重市场经济、轻社会主义的偏向;还有的习惯于“一手抓”或顾此失彼忙于“抓一头”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及时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强劲的势头。

 

  三是要纠正和防止新旧体制“劣势组合”的偏向,使新旧两种体制的转轨得以顺利实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还出现了另一种偏向,也即把计划经济体制中一些对部门和单位的利益有着利害关系的东西,例如管理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便利等等保留下来,并与市场经济中那些便于扩大部门和单位利益的消极因素结合起来,致使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形失真。这种由两种经济体制的弊端形成的劣势组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均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及时纠正和防止新旧体制“劣势组合”的偏向,不仅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要坚决摒弃,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消极因素也要及时予以消除,并努力将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优长与市场经济体制合理配置资源、公开平等竞争、由价值规律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等优长结合起来,促进新旧两种体制顺利实现转轨。

 

  三、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新的伟大社会实践,它一方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必须“学以致用”。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实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的伟大社会实践,迫切需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理论来进行理论指导。理论来自于实践。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在这方面进行的实践探索刚刚开始,不可能就此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这就使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处于一种既迫切需要理论指导,又尚未形成这样一种理论的困难境地之中。

 

  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探索在未产生自己的理论之前,不可避免地要向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寻求理论借鉴,同时,一种新的理论在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也必须要向其他各种理论汲取营养、丰富自身。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也是同样。应当说迄今为止,人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是丰富的,理论发展也达到了较高阶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三大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尽管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都分别从不同的层次、角度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和一般机制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而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发展来说,又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来看,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他通过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与物的关系和物质生产与需要在微观经济变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从而不能全面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而且其中一些能够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特殊性的原理,也无法用来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些特殊经济问题;而马克思以后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由于其研究的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属于共产主义阶段的经济问题,因而尽管有其自身的逻辑合理性,却不适合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这些不足,使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指导受到了明显限制。

 

  此外,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方面来看,由于二者都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来研究市场经济,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的需要与资源配置、技术选择的关系进行比较详尽和深入的分析并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尽管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在继承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信息、预期等因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们都将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不承认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运动中的决定作用,不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循环和危机的内在联系,不承认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因而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相比,就有着更为明显的缺陷。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都具有各自的缺陷和局限性,就要求我们在运用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原理指导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时,既不能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不管其是否适用,都照搬照抄、生吞活剥,也不能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共性而忽视其制度属性上的根本区别,更不能抱残守缺,只认某一种理论为“正宗”,对其他正确的理论观点视而不见或视为异端。

 

  当前,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一方面存在着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根深蒂固,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抵触态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人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问题。在至今所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著中,看到的几乎全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述,谁也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也更无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理论上的比较和论证。

 

  一定的理论总是适用于一定的对象和范围,“乱点鸳鸯谱”是要造成严重后果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冒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固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都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一点应引起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高度警醒。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社会实践,呼唤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期待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完善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工程,不是一、两篇理论文章所能阐述清楚的,本文在此仅谈几点粗略认识: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不是“空中楼阁”凭空而起,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中虽然都有关于市场经济的科学论述,但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基本范式,彼此之间又有着显著差别,甚至有着优劣之分,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能成为将三种理论体系同时混在一起的“大杂烩”,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基本范式,一种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理论体系作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在三大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最为科学,它在宏观经济研究上的优长和它的科学、辩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它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的目的,顺理成章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为主干,通过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中优秀成果的兼收并蓄,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善于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与综合,来建立、丰富、改进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经济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状况(不仅落后于别人,也落后于我们自己的实践),使中国的经济学不仅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真正成为实践的指导。[17]这种观点虽然很有见地,但并不完整,只讲出了正确观点的一半。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尚未超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成果,后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又大都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东西,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又都是资本主义形态的市场经济,因此,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无论怎样进行比较和综合,都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现有成果无论怎样综合,都不可能综合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必须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成果,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深入总结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及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过去的理论成果相综合。只有这样,才能综合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三,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善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探索和把握。什么是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规律——我指的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18]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9]

 

  经济规律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发展趋势,关于经济规律的理论,是经济理论中的最根本理论,认识和把握了经济规律,就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了经济理论的关键和精髓。

 

  马克思非常重视对经济规律的探讨和研究,在《资本论》中,专门用一个整篇分三章来研究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从规律本身一直论述到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限制做了最深刻的理论揭示,并强调“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0]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显著不同,其理论结构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为复杂一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共有规律,诸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等,而且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经济规律,例如人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所认识到的自主劳动规律、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规律、物质利益调节规律和计划规律等等。但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许多规律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废除了剥削,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着私人利益,这种矛盾必然要对经济运行的趋势产生深刻影响,并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些都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发现和认识。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特殊规律的不断发现、认识和熟练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会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形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固然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学以致用”,用科学的理论去正确指导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这才是我们建立、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目的所在。在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去指导实践时,有一个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就是切忌用抽象的理论去指导已被抽象化的实践。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为了准确地把握被研究对象深藏在各种复杂联系之后的内在本质,常常将被研究对象的某些次要属性抽象掉,这就是抽象法。

 

  马克思是运用抽象法进行经济研究的大师,他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1]

  而后又指出“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22]

 

  由此可见,马克思采取的是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抽象方法,在《资本论》中,他多次使用这种方法,通过层层剥笋似的“撇开”,抓住了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了科学结论。但在运用抽象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时,我们不能再用这种抽象的方法去指导工作实践。这是因为,抽象的理论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它形成理论时抽象掉的那些次要因素和属性,在现实中无论怎样都是撇不掉的,依然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转化为主要因素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将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现实划等号,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曾被抽象掉的那些因素和属性对理论指导工作的复杂影响,从而使理论指导更加具有针对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四、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科学总结和批判地继承前人经济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资本论》这部巨著中所涉及的诸多经济理论流派来看,基本上都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作为一种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一样,必然要带有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辩的深深印痕。

 

  首先,在对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上,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尚未完全脱离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抽象人的框框。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这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认识。但传统西方经济学在研究人时,是将人从社会人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以自然人为基础的“经济人”,也即是处于市场关系中的资本化的经济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逐渐认识到经济人并非是抽象的理性人和孤立的个人,也并非仅仅局限于资本家这样极少部分的人,而是有情感、有利益追求的人,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也即是有社会性、组织性、伦理性的社会人和组织人。然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在将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开始由宏观抽象的自然人、经济人还原为社会人、组织人的同时,又进入了另一种抽象,即割断人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外部联系,将其抽象为人的内在属性的一个方面:人的心理和行为动机。

 

  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就宣称,经济学是“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23]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来看,则是在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人”的基础上,将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抽象为与物相对立并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群体人,在许多场合还进一步将之抽象为“活的劳动”。

 

  由此可见,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抽象,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未能反映出人的以下本质属性,即人不同于物,却与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他人中去实现自我;人依赖于自然,却又在不断否定自然;人受制于必然,却又享受着自由;人的生命和流动是有限的,却又在追求着无限的未来。以上这些分析也充分说明,在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抽象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

 

  其次,在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的认识上,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可以从中看出传统西方经济学物化社会经济关系所留下的影响。

 

  由于受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局限,传统西方经济理论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从而将社会经济关系抽象为物与物的关系。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这种理论,对以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虽然针对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的不足,开辟了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的新角度,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同时又把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物质性,当成了经济活动的唯一性质,否定了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则以偏概全,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和危机仅仅归结为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实质上还是将社会经济关系也即人与人的关系抽象掉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始终强调“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24]并在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如何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研究各种经济范畴和经济变量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结构。但是,它同时又认为“人和人、阶级和阶级这些关系总是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25]这是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6]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研究的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商品关系、货币关系、资本关系和以资本为载体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关系。

 

  再次,在对人的主观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认识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都比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有了新的提高,但仍然不够深刻和全面。

 

  传统西方经济理论虽然认为人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经济人通过市场活动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社会利益,但总的来看,它们将人抽象为人格的资本化即“经济人”,对人的主观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够重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对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在这方面的不足有了一定认识,它们将人对物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分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了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试图将哲学伦理因素引入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之中。但同时,它们又把人们的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局限于个人的需要范围内,从而忽视了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主观因素对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的主观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既是人类利用可支配的资源以满足人们需要的活动,又是一种人与人发生关系的社会交往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举例分析了人的有预谋的商业欺诈行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再做一些更深入的观察,就可以发现随着抽象方法的大量运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被抽象掉的许多因素,恰恰是正在对生产或流通过程发生作用的人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的认识方面,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论述得那样全面和深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异同及其源于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事实,充分说明它们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是西方文化、历史、哲学传统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这就使得二者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这一命题的中心问题是“天”与“人”的关系,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也即西方哲学中所讲的物质世界及其内在运行规律;所谓“人”,就是指人类,即芸芸众生的凡人;“天人合一”,就是大自然与人浑然结合为一体,也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天与人并未有主从之分,但由于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于伦理哲学的研究,习惯于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落脚点来认识事物,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物→人”也即“主→客→主”的思维框架,这与西方哲学的“人-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人”的思维框架与认识路线是明显不同的。同时,中国儒教在数千年中形成的忠君报国、崇尚民族利益的文化背景与道德规范,也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历史氛围有着明显不同。将这种思维框架和道德规范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就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社会人;社会经济关系也不再是西方经济理论中那种抽象为某一种类型诸如商品、资本、劳动或人与物的单纯或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以复杂的人为主体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感情关系;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或某个具体范围,可以随心所欲地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正是由于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历史、哲学传统与环境,使得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原理、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在引进中国之后,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些甚至失灵或者发生了反作用。

 

  诸如,企业承包要风险抵押,一些人就“以小博大”,用很少的抵押金将数十倍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国家允许破产,马上就有人用‘金蝉脱壳”的手法搞假破产、真逃债,还有的利用种种手段低价收购破产企业,随即又以数倍或数十倍的高价转手卖出;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一些企业已在迫使工人提前退休,趁机将企业的富余人员甚至连在岗人员也推给社会;航空公司花费巨资搞起了电脑联网售票,这本来是既方便顾客又提高效益的好事情,但在客运旺季或在一些黄金航线,有的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有退票不上网,让倒票“黄牛”拿出来卖高价,宁肯让飞机坐不满,也不让旅客按国家规定的票价买上票,结果电脑联网设备再先进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在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大量问题都证明,只要将人的因素掺合进去,就可以将复杂的事情搞简单,将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将不能办的事情办成能办的,将能办的事情办成不能办的;将好事办坏,将坏事办好;将大事办小,将小事办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通变通,一变就通”,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情上的这些差异,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必然重视人的复杂因素和关系所造成的复杂影响,切不可见物不见人,切不可套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否则,无论愿望再好,都不能取得期预的效果。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经济与政治是现代社会中两个紧密联系着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他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程’。”[27]

 

  恩格斯则从另一个方面深刻阐述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他指出:“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令政治权力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28]

 

  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理综而合之,就可以看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彼此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对立、互相制约。

 

  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常被扭曲,有时被硬性分离,有时是用一个方面取代另一个方面,例如在“文革”十年中,经济就曾被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政治挤到了被人们所忽视的偏僻角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长期失衡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趋于和谐,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党的十四大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的弊端,决定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有利于实现政治与经济的高度统一,但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政治与经济形成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本质特征,更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政治和经济的有机统一,只能是为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为促进和实现政治和经济的有机统一提供一种好的发展形式。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内部也在产生着一些不利于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发展的因素。在政治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僵化的政治意识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妨碍着市场经济和政治经济化的发展;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一些消极因素的负效应,也在对社会主义政治产生着负面影响。例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市场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必然要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从而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带来新的问题。而要有效地消除这些负效应和负面影响,仅依靠政治或经济方面的自身努力是不行的,还需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帮助对方抑制和消除所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概括地说,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仅靠某个方面的“单打一”是不行的,必须善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最大优势。从近几年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来看,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优势,必须把握好三个重要环节:

 

  一是要善于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例如当前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效益不好等问题,有不少是决策者的素质和组织上用人不当造成的。这两类问题虽然属于政治范畴,但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的问题,因此不仅不能将人的主观因素方面的问题算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帐上”,而且还要看到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那种一见问题具有政治因素,就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刀”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同样,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市场混乱、无序竞争、经营欺诈等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而对此持否定态度。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那种一遇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就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上找“茬子”的做法,是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

 

  二是要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深入认识和发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经济优势,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势忘却了,特别是对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忘却的人更多一些。例如,在企业改革中,许多企业领导人只记住了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和经济奖罚手段,忘记了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自己摆在了与群众相对立的位置,结果使企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其实,社会主义的这些政治优势,对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许多地方和单位的实践已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君不见,就在一些企业将许多党员同工人一起下岗的时候,一些外资企业的老板却在自己企业中夸奖和寻找更多的共产党员。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来看,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一大突出优势,但是,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但能优化配置自然资源,同样也能够优化配置政治资源,这一点却恰恰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由此可见,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就必须能够深入认识和发掘这些优势,这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要善于通过换位思考去充分认识和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是搞经济的总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经济问题,搞政治的则总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政治问题。结果是两方对彼此的工作都不了解,发现不了对方的优势,甚至对一个涉及双方的共同问题的认识也难以达成共识,更难以将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例如,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先进的经营方式,但由于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只从经济角度来认识和运用这一方式,而政治工作者们对这一经营方式又不甚了解,因而有些人在对外合资中只看到了钱和物——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没有看到企业还有一些既不属于流动资本、又不属于固定资本的无形资产,诸如企业的驰名商标、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验等等。有些人虽然看到了这些无形资产,也进行了资产评估,但对于同属于企业无形资产的长期形成的优良精神、坚强的企业党组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无形政治资产,却很少有人看得见、想得到,从而造成了企业无形资产的大量流失。

 

  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运营并不是最先进的经营方式,而包括企业政治资产等无形资产在内的资产运营,应是比资本运营更为先进的经营方式,也是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经营方式。但对于那些不善于从政治角度来认识经济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掌握好这种经营方式的。所以,建立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认识经济问题,还必须善于从政治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同时,也要求我们的政治家们和广大政治工作者也要在从政治角度观察政治问题的同时,善于从经济角度来观察政治问题,这不是对他们的苛求,而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对他们提出的必然的也是基本的客观要求。

 

      注 释:


  [1][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5—9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0页。

  [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0页。

  [8][10][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

  [16]《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7]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第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395页。

  [2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1页。

  [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5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8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2页。

 

  (作者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来源:《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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