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均：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反腐败的思想

点击：  作者：邵景均    来源：《红旗文稿》  发布时间:2015-08-12 08:20:4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高度出发，着眼于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针对新阶段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复杂性，围绕“为什么必须反腐败、谁来领导反腐败、依靠谁反腐败、怎样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个主题，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思路、举措，形成了具有21世纪新时代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特色的反腐败理论——习近平同志关于反腐败的思想，把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想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全部论述，以回答“为什么必须反腐败”作为逻辑起点，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始终

 

　　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刚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中再次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两次讲话，习近平同志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反腐败”，根本原因是腐败问题严重了会“亡党亡国”。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月13日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他又一次提出，全党同志在思想上一定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他的回答还是为了避免“亡党亡国”。所以，要不想“亡党亡国”，就非坚定不移反腐败不可。

 

　　从改革开放初期，腐败这股歪风就“来得很猛”。尽管我们党一直注重开展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时至今日，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依然严峻复杂”,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尚未有效遏制。现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惠民资金、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腐败问题频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突出。在有的地方连扶贫、涉农、医保、低保资金都敢贪敢挪用，而且拿这些钱来行贿买官，群众的“保命钱”成了极少数干部的“买官钱”。发达地区通过工程项目搞权钱交易，贫困地区贪扶贫救济的钱，恶行令人发指！

 

　　从党的十八大后查处的腐败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上到“国家级”官员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下到基层干部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和房产手续68套，足以说明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从严峻性看，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化，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这比“独狼式”腐败危害要大得多。从复杂性讲，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勾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任何一个具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这种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任其发展下去，怎么可能不“亡党亡国”？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夏朝，亡于夏桀的“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第二个统一的王朝商朝，亡于纣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仍然是腐败。历朝历代就如此这般地“亡”了下去，一直到最后一个清王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数千年一再昭示人们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认清腐败与“亡党亡国”的内在联系吗？正是基于对人类政权更迭史、兴亡史的深刻认识，基于对现实腐败严重性、复杂性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我们党和习近平同志才大声疾呼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防止“亡党亡国”。反腐救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

 

　　二、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全部论述，已经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征、新阶段特色的反腐败理论体系

 

　　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两年多来，他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已经相当丰富和系统。针对新阶段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复杂性，他提出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新的理念、思路、举措，并初步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

 

　　1.在反腐败领导力量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习近平同志一贯强调，在我国，对反腐败斗争领导的重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是因为，第一，从法律规定上看，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唯一执政党。第二，从党的性质看，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先进政党，是与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第三，从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要求看，它是关系国家盛衰兴亡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在既有科学理论指导又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这项系统工程。第四，从实践看，党在执政条件下领导反腐倡廉的成效是显著的。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倡廉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反对腐败，使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

 

　　当腐败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的时候，执政党的态度、决心、勇气如何，往往成为决定反腐败斗争胜负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提出，必须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败。我们党有了这样的态度、决心、勇气，就抓住了克腐败而制胜的关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必须全党动手，但首要的是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落实好党委反腐败的主体责任，取得党风廉政建设成效就有了保证。

 

　　2.在反腐败依靠力量方面，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强调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毫无疑问，反腐败工作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反腐败斗争的主力军。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反腐败斗争就没有动力。

 

　　在我国，反腐败还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审计等专门机关的作用。习近平同志提出，纪委作为党的监督机关，必须履行好监督职责。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

 

　　3.在反腐败战略策略方面，坚持顶层设计，以惩治求突破,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目标，统筹推进，惩防并举。习近平同志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党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必须坚决贯彻。在总的工作原则上，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以改革精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密切配合，多措并举，整体推进，形成工作合力。

 

　　在反腐败战略目标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惩治是预防的前提，要以“惩治”破局，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力求首先营造出“不敢腐”的政治氛围。之后，加大治本力度，选对人、用好人，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完善激励和问责机制，逐步实现“不能腐”；最终靠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树立“三个自信”，真正做到“不想腐”。

 

　　4.在反腐败基础工作方面，坚持从严治党，狠抓作风建设，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反腐败斗争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作出努力，但重要的是抓好基础工作，这主要是从严治党。习近平同志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正气上不来、邪气压不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那么我们党迟早会出大问题。

 

　　对于从严治党，习近平同志最重视的，一是作风建设，二是纪律规矩。他说：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推进反腐败斗争为什么一定要抓作风建设？因为腐败是作风不正的极端表现形式，解决不正之风是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纪律，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员干部做到了守纪律讲规矩，就能有效远离腐败。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是指引反腐败斗争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实践是检验一切思想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想理论符合当前中国实际，有力地推进了反腐败斗争的创造性实践，深得党心民心。

 

　　一是打虎拍蝇加猎狐，高压反腐常态化。反腐败，第一位的是查处腐败案件、惩治腐败分子。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全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到2014年底，全国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40多万，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涉嫌犯罪者2万多人，其中中央决定立案查处中管干部84人。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大，2014共追逃500多人，追赃30多亿元。如今的情况是，反腐败高压态势已经形成并趋于常态化。对于腐败嫌疑人一经发现，立即查处，绝不留情。这使贪官们受到震慑，使干部们受到教育，使广大群众受到鼓舞。

 

　　二是八项规定落实处，坚持不懈纠“四风”。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这对于全党、全国、全军加强作风建设起到了有效引领作用。为了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党中央决定用一年时间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解决“四风”问题。通过全党努力，八项规定得到认真贯彻落实，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这促进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进一步端正，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三是建章立制讲规矩，权力关进笼子里。改革和制度建设，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改革为反腐倡廉建设开辟道路。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制定了深化纪检体制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建立巡视制度，发挥“利剑”作用；深化派驻机构改革，实现统一名称和管理，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纪委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与此同时，针对容易引发腐败的具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对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使之不能腐，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思想教育不放松，拒腐防变筑防线。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各级党组织毫不放松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许多党员干部通过学习习近平同志论述，具体案例的警示教育，初步树起了“不想腐”的思想防线。

 

　　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我们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腐败分子被震慑住了但还在窥测方向甚至困兽犹斗，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做好工作。重点是，强化党委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肃责任追究，进一步健全制度、细化责任、以上率下，切实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做出成效；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强化执纪监督，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查处腐败问题，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把反腐利剑举起来，形成强大震慑。

 

　　只有善于擘画明天的人，才能真正拥有未来。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思想，是新时期我们党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遵循这一思想理论，就一定能够完成反腐救亡的历史任务。

（作者是中国监察学会理事、中央纪委研究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