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现实版“金池长老”，地主阶级是怎么“勤劳致富”的？（上）

点击：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1-22 10:25:56

86版《西游记》第5集“祸起观音院”剧照

《西游记》里有个“祸起观音院”的故事：

唐僧在五行山下解救了孙悟空，西行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观音院和金池长老。老院主一开始没拿唐僧师徒当回事，显摆完各种宝贝之后，准备让他们借宿一晚，就此告别。却没想到孙悟空拿出锦斓袈裟，亮瞎了金池长老二百七十年的修行。为谋锦斓袈裟，老和尚索性当夜动手，准备就此害了俩人性命，尸首埋后园，永绝后患。

当然事与愿违，金池长老自作自受，反误了卿卿性命。

不过这个故事细思极恐，金池长老那十二柜子里的七八百件袈裟，从何而来？怕是多数都是害了过路僧人性命夺来的，观音院与其说是佛家净土，不如说是贼窝子，金池长老就是人间妖王大贼头！

问题来了，如果说《西游记》是“神魔世界”，那么有没有现实版“金池长老”和他的“观音院”呢？

抗战沦陷时期，被日军占领状态下的河南大学

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形势急转直下，河南省会开封的沦陷就是时间问题了，所以“九·一八”事变后曾借地帮助东北大学异地办学的河南大学，也不得不步东北大学后尘，走上流亡之路。

当时的河南大学，虽然是“省立”大学（原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但影响在国内相当大，毕竟那时候在教育部立案的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只有111所，其中公立34所，含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8所。此外，根据教育部1934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河南大学是省立大学设学院最多者。抗战时期在高校纷纷南迁、西迁之后，教育部认为：

“河南大学现为华北唯一最高学府，不惟本省学生赖以收容。华北各省学生亦多前来就学，维持发展均属要图。”

站在我校大礼堂前的鬼子军官，远处铁塔为北宋仁宗时期修建，平房为清末中国最后一次国家级科举考试的考棚

河南大学的影响，不但在河南，西北农大也与河大颇多渊源，《西北农业大学校史》讲得清楚：

“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省立河南大学，并将原农科改为农学院，设农艺、森林、畜牧三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南迁镇平，后又西迁嵩县潭头镇，继将畜牧系并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为组建西北农学院的一部分。著名学者路葆清等，就是由河南大学农学院来到西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和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的归并，使武功张家岗这所农业学府大大地发展了一步，学生人数增加了，教师阵容加强了，这块历史上后稷教民稼穑的地方，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

西北农大因为河大农学院的西迁归并，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河大特别是农学院在河南本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河南大学刚迁到潭头的时候，农学院教气象和测量的留法教授孟守真先生，有次骑自行车，去临汝（今汝州）县城，准备探望在临汝新政府当科长的侄子。

位于河大明伦校区，我们历史学院南侧的日军神社亡灵塔遗存

走到临汝镇以西茹店沟，孟教授突然遇到两个土匪。

说是土匪，其实是大地主阎家的民团，更直白说他家看家护院的，阎家是官僚地主家庭，跟北洋军阀和蒋记民国的军政实权派都有很深的关系，简单说省里有人！

说是民团，实际上临汝镇的国民党党政机构根本管不着，人枪都掌握在阎家手里，说是阎家看家护院的准土匪更妥帖。

为啥说是准土匪呢？

因为豫西匪患严重，你要想在当地混，就得跟土匪搞好关系，土匪和土豪劣绅互为表里，无缝对接，又都是反动派官僚队伍的后备军，随时可以洗白上岸。

1929年9月，我党豫中巡视员童长荣同志，就曾指出河南土匪与地方豪绅勾结的这一典型特点：

“土匪是军阀战争的傍生物，同时又是军阀地主豪绅、富农剥削制度的另一方式，因为只有他们有枪可以做土匪的领袖（这种情形在别的省份不知怎样，但在河南特别的显明，原文注）。”

河南大学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正门

当时交通闭塞，陕洛一带商人都是骑自行车携带款项往安徽界首贩运货物。阎家养的团队，名又巡路，实际上是乘机抢劫贩货商人。这些情况，真正的商人都知道，避之不及，跟过景阳冈似的，非得几十人大队人马，雇了枪手，才敢过阎家的地界。

孟教授不知道，穿得像商人，阎家的团队没发现有钱，骑的车又破，实在不值几个钱，就问孟守真是干什么的？

孟教授习惯了，在开封即便到现在，你说是河大的老师，比公务员都有面儿，收入还高得多，所以理直气壮说自己河南大学的教授，要去县政府看人。

这两个人就把自行车还给孟守真，又笑着说，我们是和你开玩笑吓唬你的。

一听这么说，又看对方是官办民团，他就真信了，跟这俩人一路走到临汝镇内，俩人还不错，看天要黑了，就跟他们的主子说有河大教授投宿。

河大农学院背后的塔，就是宋太祖开宝年间的繁塔，开封历史上第一座佛塔

当时看家的是阎家三爷，叫阎曰礼，时任临汝镇长，曾任豫西镇守使署副官，豫、陕、甘剿匪副司令部谘议，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部谘议，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参议，洛阳、临汝、伊川乡团剿匪总指挥，临汝、平等（今属伊川）、伊川、伊阳（今汝阳）四县民团总指挥。

不过，阎曰礼在民间还有个绰号，叫“三蝎子”。此人手段毒辣，只要是和他共过事的人，没有不吃亏倒霉，所以您就能想到是个什么妖怪了。

听说是留法的河大教授，阎曰礼就用好酒好饭的上等宴席来招待。孟守真也是个书呆子，看阎曰礼待人如此体面，闲谈之间，就跟人家吐槽，说你们的民团本来是保境安民的，怎么劫夺客商呢？您是一地乡贤，我久闻大名，不能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影响了阎家的名声就不好了，并建议对民团要严加约束，不可在路上“吓人”。

话说的相当有分寸，可阎曰礼一听不乐意了，心想此人不可轻放，他一个留洋大教授，又是县政府孟科长之叔，若放他出去，他在外面一宣传，不仅败坏阎家的名誉，并且可能招来后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弄死拉倒，反正兵荒马乱，土匪遍地，弄死在这一亩三分地，谁还敢说出去？

临汝镇的位置，地处交通要道

说起来，孟教授这话就要了自己的命，原本“三蝎子”还想就这么算了，大家糊弄过去，你既然说说出去不体面，那我就得让你帮我体面。阎三太爷是体面人，自然从谏如流，孟教授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好，我自当执行。

夜深人静，就叫劫道二人组，把孟守真拉到寨外杀死，埋在野地，嘱咐俩人，你们敢泄露消息，杀你们全家，鸡犬不剩！

孟科长许久不得他叔的消息，就认为是路上被土匪所害，并有人传说这事一定与阎家有关。可阎家不是一般人家，可以说是临汝的“黄四郎”，孟家是安阳外来的流官，岂敢惹恼阎家？

于是就托本地乡绅，曾任河南省参议会副议长的魏少游代为查访，后者又找到临汝镇警察所长李耀华代为查访，也查不出下落，最后还是曾参与其事，他家豢养的打孽团的打手连天声，私底下对人说出以上情况。

不过，即便搞清楚状况，又有河南大学出面，这事儿还是不了了之，谁敢惹“乡贤”呢？

临汝镇现存的阎曰礼功德碑（来自古韵汝州）

说“乡贤”，阎曰礼还是有“资本”的，至今当地还存有五块阎曰礼的“德政碑”（鼎盛时有几十块，需要专门搞个碑廊陈列）。为“阎大人”树碑的，有周围所有村的村民和商户，前清的几位秀才和本地士绅，二十九军秘书长和本地籍前新乡知事，还有现任几位区长、小学校长及师生……

五块“德政碑”，总结一下阎曰礼“流芳百世”的丰功伟绩，主要有三项：

除暴安良、保证各路大军供给和赈灾施粥。

地方志上还提到“德政碑”上没写，但影响更深远的一项“德政”，这就是创办私立豫西高级中学。此外，创办、资助的小学那就更多了。

所谓“除暴安良”，就是剿匪、打红枪会，不过阎曰礼却跟豫西不少土匪关系深厚。

比如后来当过后来被刘镇华招安到镇嵩军，当过师长、军长的豫西匪首姜明玉，拉起杆子势力越来越大，阎曰礼就赶紧去联系，以免“误伤”。不断送给养、子弹和人枪来支持姜明玉杆子的发展，还替他作掩护和联络工作。姜明玉起家，原本是另一家富户为了对抗阎家搞起来的，可一来二去，阎家“工作”到位之后，姜明玉就逐渐为阎家所利用，两家坐地分赃，各取所需。

一块功德碑上方雕刻的阎曰礼像，背后是国民党和民国的旗帜（来自百度临汝吧）

赵仲秋的杆子，则是阎家直接支持和武装的匪帮。临汝镇南边有个郝寨，寨高沟深，易守难攻。豫西是河南最著名的土匪窝，地方上非常不太平，遇到土匪骚扰，附近十里八乡的富户就躲到郝寨。阎曰礼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命令赵仲秋去打，他一方面安排人进入郝寨，拉出躲入郝寨的各家富户名单，另一方面安排师爷、账房，赶紧连夜伪造借据契约，上写“某年某月某日某家借阎家多少钱，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并以田产商铺为抵押。”

待攻破郝寨，让赵仲秋照单杀人，一个不留，然后再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全套契约账簿，到这些家找孤儿寡母要钱还“债”，于是十里八乡富户们的田产商铺自然过了阎家。

这种无本买卖，还不怕赖账，物证人证早给你准备好了，周围各县的县长乖乖配合，有你一份好处，不听话的，自有土匪和军阀来修理你直到听话。

这就是阎家的第二项“功德”，由“国民革命军第廿九军秘书长陈祖翔”撰文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参议、临伊平自四县民团总指挥阎公秩五功德碑》中，有这么一句话：

“军队过此，舍己财充分供应，不忍民村受扰，害及乡里。”

豫西本就地瘠民贫，水旱蝗灾不断，匪患严重，新旧军阀的各路大军忙于内战和所谓“剿匪”，又不断祸害百姓。各路军阀来县，给养全由地方供应，时有“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歌谣。

据说这就是阎曰礼的照片（来自百度临汝吧）

地方供应军队给养的门道可就太深了，直系军阀驻防豫西的时候，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就曾跟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新任河南督军署参谋长李炳之讲过：

“河南军队也太不象话了，军队一开拔，地方上就得有支应处，都是些豪绅主持。军队过去了，就按地亩摊派给百姓。在四个镇守使辖区内，只要从防地走出十里，就要领军费。听说军队所过之处，连酱油都得预备。平时咱们还不吃酱油呢，当兵的还得吃酱油？这可真是奇闻了！”

吃酱油，今天的朋友也许不理解，不知道那时候军队的生活苦，往往有啥吃啥，而且关键是地方上支应军队，就是个总数给钱，要吃酱油干啥？

为了多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啊！简单说苛捐杂税，懂不懂？

大米白面钱，你们给了，菜金（副食津贴）给不给？菜金给了，油盐酱醋，也得折现吧？然后还有柴火钱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这样的吐槽，此前的河南督军冯玉祥也发现了。

河南督军赵倜，阎家成为官僚地主的重要靠山

为了撵走河南的赵倜，吴佩孚请陕西督军冯玉祥助拳，当时就告诉后者，来河南你要学会照方抓药，怎么个照方抓药呢？

简单说就是跟地方上的乡贤们多结合，大家商量着来。

听起来不错吧？保护地方，减轻民众负担啊！

你错了！是让你巧立名目，大家一起作践老百姓。

“想要让百姓捐钱，得先让乡绅捐钱，乡绅们捐完钱，百姓才会跟着捐。事成之后，乡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这是电影《让子弹飞》的桥段，现实中，当年的直系军阀对河南人民还是比较“仁义”的，吴佩孚告诉冯玉祥，咱们和他们，五五分账。

一方面巧立名目，跟军队五五分账，另一方面拿“兵过如篦”的兵燹威胁百姓乖乖掏钱，军队要多少，阎老爷加倍从百姓的嗓子眼里抠出来就行了，里外里怎么算，大头都在乡贤手里攥着。

曾任北洋十四师长、河南省长、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的靳云鹗

民国不论是北洋还是蒋记，新旧大小军阀要赡军，就不能不与控制地方的“乡贤”合作，依靠后者对农村的实际控制力，为其组织兵、财等资源。无利不起早，卡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盈利性经纪人，中间差吃多了必然愈加贪婪，疯狂掠夺农村资源，导致基层组织的劣化和土豪劣绅的泛滥，于是国家政权陷入“内卷化”的陷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效能受到极大的限制。

阎家就是典型代表，第一代阎九维有六个儿子，在农村就是很强悍的势力了，不单务农，还有一挂马车跑运输，没多久就开了家粮店，等于是运销相结合的农民企业家了。

土匪开始觊觎阎家，觉得是块肥肉，一股小土匪来惹事，结果被阎家父子七条壮汉就给当场斩杀，由此扬名立万，开始修寨子，搞“联防”，跟官府、土匪相勾结，黑白通吃，实现了阶级跃升，初步进入体面人的圈子，但体面程度还相当有限，毕竟此时的阎家是“新钱”不是“老钱”。

到了第二代，老大阎曰仁是当家人，时值北洋陆军第六镇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来临汝剿匪，有人告发并要求严惩阎家通匪之罪。阎曰仁兄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作为窝主以宴请为名，杀了一众土匪头子，得了所抢财物。然后到军前报功，并请周符麟率军来剿，阎家愿保证所需粮草供应。周符麟来到临汝后就住在阎家，一日三餐都是上等宴席，大烟泡保证顶级滇土，各级军官、士兵也按等级分别招待，各得其分，极尽周到，由此深得周符麟新任。军中所需粮草交由阎家摊派，阎曰仁私加二成，多得款项和军队拨来的费用，除照例分给相关承办人外，尽行装入私囊，由此阎家才开始真正的发家致富的快车道。

临汝镇大街上铺路的《阎军长曰仁德政碑》（来自百家号/汝水隐者）

此外，阎曰仁狐假虎威，对于平日不对付，反对自己的，就向周符麟汇报说此人“通匪”，周部上下各级都被打点好了，也不过问，直接派兵抓来就杀，真正通匪的，或者是“上道”的，赶紧向阎曰仁行贿，只要足金足银，不但能从轻发落，更能立刻放人。

阎家还借剿匪之名，俨然成为军方代言人，饶过周围几个县知事，直接要求各区抽调好枪精壮，划入阎家民团，所需费用也由各区摊派，临汝“黄四郎”初步形成。

后来，河南护军使赵倜来临汝镇压白朗起义，阎曰仁又照着周符麟的标准接待，深得赵倜赏识，委为经理粮台（相当于军队的“后勤部长”）。赵倜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升任河南督军，阎曰仁也随之水涨船高，当上了京汉南路巡缉营统带，随赵倜的二弟赵俊驻防信阳武胜关。

豫南当时还有北洋军靳云鹗部，阎曰仁奔着广泛撒网，有枣没枣打三竿的精神，也去巴结，反正手里有枪就是祖宗。一来二去打得火热，干脆改投正规军，后来因此躲过赵倜倒台，又得了靳云鹗重用，从团长、旅长、师长，最后升任河南保卫军第十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汝州城北城门（2011年倒塌）

阎曰仁为官，弟、侄及亲族人等也随之鸡犬升天，各级干部姓阎的比比皆是，时有“阎半师”之称。

虽然后来在军阀混战中，阎曰仁的部队溃败，他也通电下野，在武汉、开封、郑州、洛阳等地买大别墅，作了寓公，还在老家创办临汝红万字会，大搞所谓“慈善事业”，当然这也是个反动会道门。

但阎家却华丽转身为官僚地主。上通国民党各路军阀、河南省政府从省主席到许昌专员，下联县、区长，镇嵩军出身的刘茂恩自不在话下，中央系的刘峙也跟阎曰仁关系深厚，阎曰仁病逝，刘峙亲自到临汝为其点主，点写神主牌位。

阎曰仁下面还有几个弟弟，二弟阎曰义，由阎老大推荐给县长，当上临汝民团的总团长，借此掌握全县各区武装，说白了就是把此前“老钱”从清末搞起来的武装，全部收入囊中，夺走这些“老钱”看家护院的人枪，就不怕他们不乖乖躺在砧板上为鱼肉。不料老二是个急脾气，没闹明白老大的实际心思，就着急开疆拓土，结果被“老钱”使坏，各区团队说配合剿匪却裹足不前，阎曰义孤军冒进，中了埋伏，反丢了性命。

三弟阎曰礼，心气最大，做事极“敞亮”，曾自称：

“我若带兵，定能率十万之众，独霸一方，怎像大哥、四弟寄人篱下，动辄败北，以至于一溃而不可收拾？”

镇嵩军首领刘镇华

跟很多“黄四郎”，特别是本省粗线条风格“乡贤”动辄折辱县长，甚至殴打县长不同，阎曰礼对从不骄慢相待，而是曲意逢迎，极尽恭维能事。送钱送枪送保镖，当时还是稀罕物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说送就送，绝不心疼。对失意军阀更懂得“烧冷灶”，刘镇华兵败陕西，回撤河南，最狼狈的时候，阎曰礼亲自带着几麻袋现大洋送礼，说是给大家伙“买双袜子、鞋穿”。镇嵩军此时正军心浮动，给养匮乏，感动得刘镇华拉着阎曰礼，非要拜把子，称赞是“雪里送炭，济我燃眉！”

此外，阎曰礼还有向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推荐了王凌云。张钫绰号“河南大家长”、“河南老贼头”，军政民间、黑白两道，皆有盛名。王凌云当时不过是伊阳的民团头目，依附于团总王建昭，王建昭死后，正惶惶不可终日，却得阎曰礼相助，先推荐给老长官张治公，再推荐到张钫。王凌云后来作到中央军的中将军长，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滇缅。

老四阎曰智，也曾官至师长，却好勇斗狠，杀心一起，绝不过夜。如果说阎曰仁是阎家的“面子”，弟弟们是阎家的“里子”，那么这里子里，阎曰礼是阎家的心眼子，阎曰智就是阎家的刀把子。

陈寨（现在的陈寨是另选的村址）因地租与阎家结怨，阎日智指陈寨为土匪窝子，请来周符麟的北洋陆军混成第十二旅前去“剿匪”，打死农民600多人，杀绝140户，放火烧毁了全村房屋，彻底平毁陈寨。还抓走农民300多人，拉到临汝镇，以“土匪”的罪名，集体屠杀。

时任远征军第二军军长的王凌云

骆庄村被害村民200余人，财产被抢劫一空，房屋被烧毁大半。

贫雇农王光娃原在阎家当长工，后来不愿干了。阎日智派打手将人打死。王母对尸痛哭，有人报告阎曰智，也遭杀害死。阎曰智还宣布，王家母子不准掩埋，尸体让狗吃掉。为斩草除根，王家几个兄弟也被弄死，老四跑外地干活，仍被找到杀掉。

阎日智有病，请大夫李殿爵诊治，李大夫因为忙推脱，就被堵门打死。

坡池村张小冲两个不满15岁的孩子，在阎家开采的煤窑上玩。阎日智见后讨厌，即指派打手将两个孩子惨杀。

阎家煤窑挖了农民李克光家的祖坟，李稍不满，就被枪杀。

响岗营村耿建议写状子告过阎家，阎日智就把人杀了。十字路村王天顺家水浇地60亩、大树200棵被阎家侵夺，王天顺告到洛阳，打赢了官司。阎日智大怒，派其人，将王全家23口人惨杀13口。

解放后，根据阎曰智的自供，一生共杀人1283人，其中固然有土匪，但绝大多数还是无辜群众。

重庆警备司令刘峙（右）与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阎家当时在临汝的势力有多大呢？

抗战期间，曾任河南省民政厅视察的王景秀，解放后回忆说：

“到洛阳不久，厅里命我视察临汝县临汝镇．那里的老百姓控告一个大恶霸（名字忘记）。他是军长阎曰仁的后代，家有好几处大生意，还开有煤矿，养有矿警，对县、区的地方官员，他从不放在眼里。谁家的土地，只要他说是他的，就得归他所有，谁家的姑娘长得俊秀，只要他想霸占，就得归依他。

到临汝镇后，我采取暗访的办法，请含冤受屈者写出真实冤情（不会写的由我代写），并签名盖章（或捺手印），写明住址，仅两天就得到十多份申诉材料。有一件事，今还牢记：

此阎姓恶霸有个本家叔，他有一块很肥沃的地约六七亩大，他妻子死后就葬在这块地里。恶霸想霸占这块地，就派人通知他叔说那块地是他的，要收走了。

他叔不敢反抗，就去见此恶霸，说：‘你婶子太坏了。’

大恶霸说：‘我婶子坏在哪里了？’

他叔说：‘她不死在自己的地里，却死在你的地里，你说坏不坏？’

恶霸听了知是讽刺自己的，却毫不在乎地说：‘你能把俺婶子的墓迁走，那就更好了！’

清代汝州地域图

临汝镇上到处有恶霸家的耳目，许多老百姓关心我，催我快走，我立即绕道回洛阳。写了调查报告，将得到的申诉材料附上。”

这说的是阎家第三代中的“翘楚”，阎曰智过继给阎曰礼的儿子，绰号“活阎王”的阎阁岑。

阎家在当地欺男霸女，草菅人命，受害群众多次冒死上告，状纸摞起来都有一尺多厚。仅仅是临汝县政府收到控告阎家的状纸，就装满了两抽斗。为此阎家在省政府大门对面租房子，专门盯着负责打官司，聘请律师，给有关部门官长和承办人送礼。阎家第三代的老大，阎曰仁之子阎筱山，时任第三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少将主任，跟孙桐萱关系深厚，广交各地军政要员，随时给家里擦屁股。当家的阎日礼出手阔绰，一次就住洛阳第一长官司令部送去银元24油桶，粮食100大车（牛车，每车约装粮千斤）。

此外，阎阁岑手里还养了个“打孽团”，都是他的金牌杀手。家里还有个枪支弹药充足，各色武器具备，号称一个团的看家武装。

所以国民党政府几次“严令查办”，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