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与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首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成功举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王冠主持战略对话环节。外交部原副部长、原驻美大使、原驻日大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崔天凯，前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中国瑞士商会会长马丁•穆勒，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布就“全球发展的新挑战与未来解决之道”进行对话交流。现将对话实录发布如下：
主持人王冠：近日，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会谈，并发表了相关声明。我想问一下，这次元首峰会是否会阻止中美关系恶化？还是说这只是一场作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之后还会出现吗？我记得2013年春天的时候，崔大使刚刚在华盛顿履新我们对您进行了一个采访，在那之后您就在幕后推动、策划和参与了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您如何看待这次加州庄园的会晤和这次中美元首峰会最大的意义？崔天凯：首先，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跟其他各位专家一起参加今天的战略对话。您刚才提到，2013年习近平主席到南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跟当时的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这次又在旧金山和拜登总统举行会晤，中间相隔10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期间，世界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习近平主席传递的信息还是一致的，就是中美两国关系要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要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来构建关系。这几项原则，这种精神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要能本着这些原则去处理，就能实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此次旧金山会晤非常成功，体现了历史性、战略性、引领性，达成了很多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关系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也给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给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增加了稳定性和确定性，对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发展问题也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当然接下来就看怎么落实。说了就要做，做不到的就不要说，说了做不到可能比不说还要糟糕。今后的重点就是怎么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特别是在一些最关键的问题上，比如说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一些根本问题，中美两国彼此的定位，究竟是作为伙伴还是作为对手？另外在一些涉及到中美关系基础的敏感、重大问题上，如台湾问题，不管美方讲了几个不、几个无意，他们能不能做到？另外在涉及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两国人民的友谊等基础性问题上，能不能有一些实际行动？我想真正的检验还在后面。主持人王冠：王毅外长在介绍会谈成果时说到，双方在20多项领域达成了合作协议或者意向，包括响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扩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同时，习近平主席不仅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及社会各界代表，还有飞虎队和史迪威将军后人、鼓岭、艾奥瓦州、华盛顿州等方面友好人士代表。您觉得这次会晤从具体成果来说哪些是您特别关注和期待落实的？崔天凯：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具体的成果都非常重要，如果能落实好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然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来做，有些事情可以很快就做。比如说提到的增加航班，增加人员交往，给留学生、商界、旅游者提供各种便利，这些成果很快就可以做。主持人王冠：马丁先生您好，您一直在关注崔大使刚才所说的。对于旧金山元首会晤，以及此次的APEC峰会，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您觉得两位元首向外界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他们在决定进行这次会晤，以及在会晤之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您有什么看法？马丁·雅克：我觉得无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并没有要会面的迹象，而且两国关系此前也出现了一些恶化，给全球带来了一些干扰，包括对于投资模式和脱钩等议题。对于亚太地区以及对于全世界来说，这说明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想补充一下，坦率地说我是悲观人士，对于中美关系我是持悲观态度的。我自2017年这个进程开始以来就比较悲观，当时也有一些党派方面的动作。我觉得在此背景之下，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性是要意识到我们如何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两国之间有更多的对话。我们看到之前两国不愿意多沟通，因此我觉得如果能够给双方带来进一步的沟通，这实际上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不对话的话，会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所以我们非常欢迎这次的元首会晤，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一会晤发生的背景，也需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主持人王冠：现在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全球化未来何去何从。很多学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您讲到您是属于悲观者，那么对于基于我们的现实、历史，以及当下乃至未来都非常紧迫的一些议题，比如气候变化、金融协调、教育下一代人、管控人工智能等，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前景？您觉得这些方面是否会促使中美加强合作、加强团结？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马丁·雅克：我觉得这无疑是我们所希望的。实际上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进展还是挺好的，中美之间有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交流和探讨，两国的代表在这一议题上都有比较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对话。此外，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在人工智能的监管方面能够有相应的共识，将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主持人王冠：下面想请教一下吴老师，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外部环境非常严峻，国际金融体系失衡。我们最近访问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元首，他们都会提到在气候融资方面，他们很难以很低的成本获得融资，他们认为非洲国家都面临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问题。您觉得在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分配外，可以做哪些自己内部的结构调整和变革，来应对这些外部的金融风险，来更好地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吴晓求：这个世界开始进入非常不确定的时代，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实际上对于全球来说，如何寻找发展的机会都是一个挑战，因为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来说，的确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发展主题。对于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相对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还不完全在金融，他们首先要解决饥饿、疾病、教育的问题，甚至是战争的问题，包括局部地区的恐怖主义，这些都是低收入国家以及贫困国家面临的严重考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更大的任务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制度的创新和人才的培养，以及金融制度的设计，这对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是面临的非常大的任务，因为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了这一点。对于高收入国家，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去帮助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释怀之心，自己发展了就不要想着脱钩、断链、建墙。因此，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就中国来说，中国现在进入到了中高收入国家，我们还不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或者说我们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或许经过几年的建设，中国可能会迈向发达国家的门槛，但是当下我们仍然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就金融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进行金融的创新。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金融的五个领域都应该要有所侧重。一是普惠金融。我们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金融服务？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仅仅是帮助企业贷款、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如何帮助中低收入阶层，让他们能够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普惠金融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绿色金融。如何让我们国家走上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金融是大有作为的。三是开发性金融。实际上无论是普惠金融还是开发性金融，对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都非常重要。相关国际金融组织，都应该在这方面为贫困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有很多贫困的地区，如中西部农村地区。虽然我们全面实现了小康，但是我们的发展还不平衡，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开发性金融，帮助他们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四是科创金融。中国处在一个产业转型的时期。产业转型很重要的就是要让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靠资源性企业，靠要素投入、靠房地产是实现不了的。虽然房地产对于居民生活的改善很重要，但是中国整体上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一定是通过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其中科技创新很重要。从科技创新到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科创金融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当中，特别是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五是商业金融。当前中国金融的主体部分是商业金融，金融是要有回报的，是要控制风险的。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这五种金融要去妥善处理好。对于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更重要的是开发贷款、普惠金融以及注重教育，改善医疗保障系统，以及防止疾病、饥饿、贫困等，都是他们面临的很大问题。对于全球来说，我认为要防止脱钩断链，也就是说逆全球化不利于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一定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来实现的。所以我想我们要解决全球共同发展的问题，经济的全球化、投资的便利化以及贸易的自由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主持人王冠：非常感谢吴老师的精彩分享和洞见。我下一个问题要请问马丁·穆勒先生。现在全球有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比如去全球化、再全球化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你所代表的瑞士商会的定位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包容性增长相关的一些洞见。马丁·穆勒：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论坛，我们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第一，关于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商会成员之间在不断地加强合作，我们也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比如公民、社会、政府、公司、供应商共同实现SDG，这样的合作能够让我们分享资源和知识，以及专业的洞见，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关于可持续的趋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力，它给我们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SDG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因为消费者现在更多地关注环境、社会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净零的转型可以说是从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大概意味着在过去以及未来的数年，我们必须要使全球拥有275万亿美元的低碳资产，这其实也是占全球GDP非常大的体量。另外去碳化、减排对于绝大部分公司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大概9-12万亿年度的销售，以及相关的资本、消费的需求都会转向低碳经济。如果不能实现去碳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巨大损失。但若能够实现，可能会让全球企业界的盈利上升20%。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其实对于全球资本成本、市场份额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关于创新和效率。对全球的价值链进行重塑，让全球的公司实施更加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帮助企业节约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过去三年，我们在瑞士推出了一个平台，它在气候技术方面非常复杂，它的目标是要实现碳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增加整个碳信用市场的交易信任程度。根据我们的报告，现在市场上已经有诸多的产品，但是很多产品都没有办法达到最基本的需求或者标准，所以现在漂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也邀请中国的学术界、政府能够联系我们，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能够联系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工具和机制以及专业的知识，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年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基于此，我们在乌拉圭设立了绿色债券，它的发展是非常高速的。对于乌拉圭的农业来说，能获得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这样的绿色债券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收入。如果他们保存林地，将可以赚到更多收入，这是我们基金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向大家进行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线下进行交流。主持人王冠：非常感谢马丁·穆勒先生。我下一个问题想请问陈文玲女士。中国提出了很多倡议，并中国在持续践行自己提出的倡议，如全球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等。今年9月7日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前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为代表的这些中国方案，对解决全球的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影响？陈文玲：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乱局，现在再加上百年未有之大危局、百年未有之大迷局，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提出的倡议是破解这些乱局、变局、危局、迷局的一个大棋局。之所以说它是大棋局，它不是从中国一己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发展的命运、世界发展的命运出发。提出这些重大倡议，中国在其中，但是中国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全球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是受益者。共建“一带一路”1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来了8项行动倡议，提出要打造共建“一带一路”未来的黄金10年。在这次在旧金山的会议上，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又提出来，面向未来要打造黄金30年。眼光是穿透历史的，是面向未来的，是充满信心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些都是为了打造黄金30年，都是为了打造未来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于全球参与者的黄金10年。这些倡议是中国的主张，是中国的理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方案，也是中国向人类提供的重要思想品。这种思想品就是全球新型的公共产品，全球的新型公共产品，其实质不是要你到哪个国家参战，不是支持哪个国家发动的战争胜利，不是拉大世界的贫富差距，不是制造更大的生态危机，不是使世界经济失衡或者经济陷入衰退，而是要在世界诸多的问题中走出来，好起来。面向未来创造黄金10年，黄金30年，给世界带来信心、希望、发展路径以及未来的目标与憧憬。主持人王冠：感谢陈老师的精彩分享。默罕默德·萨奇布先生是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的秘书长，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有您的参与。我们知道，印度的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我们整个论坛的本质，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谈到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发展问题。我们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有边界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TikTok在印度受到制裁，同时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我想问一下，您对于我们所有的政策、机制有什么想法？我们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倡议来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默罕默德·萨奇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长、很复杂的答案。与其谈中印的双边关系，我们不如现在谈一下整体的世界格局，也就是整个世界新的秩序，在迅速发生变化。最近的“习拜会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我们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治理。现在世行、IMF、联合国等作为原有秩序的领导者，他们的实用性或者相关性实际上是在减少的。很多人认为，我们需要重塑这样一种机制，我们需要新的机制、体制，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机制，必须要从全球南方开始。有些新的机制或者机构其实已经产生了，比如金砖、上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AIIB、GSI、GDI、GCI等，这些都是由中国所发起的一些倡议，它们更具有包容性，但是它们还是比较新的机制，也没有办法全面地替代原有的机制，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加强现在这些新的机制。所有这些新的机构中，中国都是非常活跃的，我们从外界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印度的视角来看，对于任何机构以及任何新的倡议，我们会关注它的领导力、政策、实施以及沟通。以此来看，我会觉得中国的领导力非常棒，提出的倡议也非常棒。从政策框架的实施角度来说，领导力的愿景都是非常好的，在实施方面，也做得很好。但是在沟通方面，这些倡议如何与外界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是有欠缺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外界对于中国的倡议存在很多的误解。我觉得中国需要大声地向外界宣传这些倡议，对于任何项目都应如此。中国将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这些项目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都会做很多宣传，中国做的宣传不够，就使得中国所提出的倡议、机制处于劣势。对于全球大多数的南方国家，他们都希望中国发挥领导力，但是中国可能有点不太愿意发挥这个领导力的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可能还不是非常愿意。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真正地发挥领导作用，而且中国也需要与外界加强沟通，分享一些新的思路以及新的范式，或者采取新的方式与国际社会来进行沟通。主持人王冠：非常感谢您的坦诚。崔大使，我们现在都说全球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您在很多国家都代表中国担任过很多职务，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实现共同的发展？您认为，中国这些倡议和思想的领导力会如何影响、帮助、助力这些倡议在未来全球发展的落实？崔天凯：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倡议当中已经提出了系统的主张，他提出一些原则：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优先等原则，在国际上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响应，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些对于我们今后怎么推动全球发展事业往前走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刚才各位专家提到的问题我都很赞成，我还想补充两点：第一个问题是，刚才印度朋友提到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机制性问题。实际上，最近这些年多边机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能不能落实好，能不能按时做到，现在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有些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体制的改革其实也没有做到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虽然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但是改革始终很难推动。很多年以前，我在参与二十国集团工作时就遇到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至于世贸组织（WTO），由于有些方面的阻碍和消极对待，其很难有所作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推动例如“全球发展问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全球化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这些问题的解决。现在大家都在说“全球南方”，我认为，“全球南方”不仅要发出声音，还要落实机制性、体制性发言权和决策权，要不然仍将流于空话。另一个问题是，现在世界经济有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科学技术也有一些新的突破，这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发展潜力，创造了很大的国际合作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是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说应对气候变化，但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为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的措施并没有落实到位。现在都在进行产业调整，能源结构调整，这些调整能不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摆脱对他们发展的各种制约，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答案。现在新的科技发展，最热门的人工智能，能不能真正像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倡议里讲的真正做到普惠，惠及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现在也还是没有很好的答案。世界上已经有发展鸿沟、财富鸿沟，将来会不会出现人工智能鸿沟、生命科学鸿沟，使得两极分化更加加剧？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认为，这些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不然回答不好全球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主持人王冠：的确，我们不应该光来应景式地面对一些眼前的挑战，更要考虑一些深层的、结构性的和机制性的、制度化的一些改变可能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马丁·雅克先生，关于全球南方国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均衡的。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一挑战，来确保全球南方真正能够崛起，并最终发挥领导作用来塑造下一轮全球化以及全球秩序？马丁·雅克：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下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最大的转型。从相对角度来说，是富裕国家的相对衰退。70年代，发展中国家只占全球GDP的1/3，而当下他们已经接近2/3，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趋势，而且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经济、人口的不断发展。从历史角度看，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进展。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发展是非同寻常的，有几个重要的事件是和南方国家相关的。第一，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第二，8月份的“金砖国家会议”。金砖国家最开始是由4个国家组成，后来加入了南非，现在又有6个国家加入了金砖国家的行列，还有十多个国家在等待加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发展中国家将在国际舞台上发声，而且在联合国有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上，发展中国家也在考虑自身和这个议题的关系。我也非常认同穆罕默德先生刚才所说的。在说到我们目前的现状时，讲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机构改革，但他刚才说的没错，这个进程将会继续推进，可能相关的进程会比较缓慢。然而，按照现在的改革进程，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完成时可能为时已晚。另一方面，我也认同他刚才所说的，中国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包括中国在发展方面的倡议。从中国的外交政策视角来看，自1949年以来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特征是中国和发展中世界的关系，现在也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实现了。但我们认为，当下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包括我们所做出的声明和行动，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是有很多行动的。除此之外，需要向世界来传达我们的信息，尤其是在加大宣传时，需要区分向发展中国家发声和向发达国家发声的方式。我认为，中国在向发达国家发声时是有推进的，但对发达国家来说要更加困难，因为发达国家的处境和中国不同。最后，我也认同前面所说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中印关系被严重低估了。未来，印度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包括经济增长率、人口规模。同时其他金砖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在不久的将来也都将得到世界的认可。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需要更加关注这一议题，我也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可以在中印关系方面能够做出相应的工作。主持人王冠：非常感谢马丁先生的分享。吴老师，在共同打造可持续、包容性未来的构建过程中，现实当中还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如何克服这些挑战？吴晓求：当前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些人想脱钩，把世界变成一个个孤岛，这肯定是没前途的。所以，经济全球化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尊重适应国际分工和发展。此外，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国都非常严重，民粹主义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同时还有恐怖主义、战争，这些挑战都严重地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主持人王冠：当前，与90年代相比，民粹主义上升。您觉得民粹主义这种发展趋势随着新的技术增加是可逆的吗？民粹主义是周期性的还是未来的方向，短时间内很难逆转？吴晓求：我认为只是短期的。人类社会是聪明的，我们要走向文明，文明就是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这样才能互赢互利，这是基本的趋势。当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确有过短暂的倒退，我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回潮”。对全球发展来说，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一方面之所以处在低水平发展或贫困阶段，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从外部来说，我们争取发达国家重要的支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人均GDP不到200美元，但那时候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吸引外资，让他们到中国来赚钱，我们给了他们超国民待遇，这非常重要；同时内部要改革，不能只等着外部的资源。内部的改革主要是两条：一是廉政指数，不能有腐败，不能让别国的援助都变成了几个人的财富，所以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到廉政，外部世界才能相信你；二是要根据本国国情，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经过探索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成功的经验。我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式，这些国家不需要完全照搬学习，但一定要内外部相结合。这是解决世界发展问题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只有把中低收入国家、贫困国家发展起来，这个世界才和谐。刚才谈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其最核心不完全在IMF和世界银行，这很重要，当然联合国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世界都搞集团化，都在变成一个个孤岛。这个世界融为一体非常好，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沿着这个思路走，不要搞那么多孤岛。以前有WTO，现在有各种区域性贸易组织，他们之间的规则都不相互对接，我不认为这是个正常现象。第二，全球的货币体系需要改革，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形成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经过70多年的发展应该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如何让国际货币体系由单极走向多极，这是未来全球金融改革的重点。这里面中国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职责，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中国的金融必须开放，必须改革，不开放不改革，人民币就很难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之一。只有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思考我们的未来，才可以寻找到全球新的发展方案。主持人王冠：感谢吴老师分享的真知灼见。马丁·穆勒先生，瑞士在全球是非常重要的中立国家，包括制造业、商业方面以及世界和平方面中立的立场，与此同时，您如何来看待我们所说的建设包容性未来这样的主题？您有什么样的建议？马丁·穆勒：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彼此分享信息，让人们意识到只有在全球层面上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瑞士有特殊的定位，我们基本能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对话。一方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在过去数年，我们也获取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当我还小的时候，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而今我们意识到瑞士是处在欧洲的中部，很多北方和南方的国家其实都是依靠我们的水和空气。如果我们的水污染了，生活在下游和其他方向的国家如何生存呢？我们商会其实是一个平台，我们试图把所有的高科技带到中国。从瑞士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有很多高科技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也想强调，就像刚才印度朋友所谈的一样，就是软实力。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技术、环境等方面，但瑞士等国家都不知道这些成就，因此中国必须要增强软实力、加强沟通，否则在瑞士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做了什么。当我上学时有个教授也告诉我，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你要做好事并且去谈论它。中国提出了很好的倡议，需要更多积极的新闻和广泛的公众教育。如果不这样做，其他的发达国家，包括全世界其他的参与者就不会来进行积极地投入。所以，我们需要动员瑞士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正是由于没有获得相应的积极信息，所以有的时候瑞士公司存在一些恐惧心理，他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从沟通角度来说，我希望中国更多分享你们积极的政策。主持人王冠：感谢马丁·穆勒先生非常开诚布公地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可能很多人的问题是怎么构建？构建什么样的未来？陈文玲女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陈文玲：我认为，世界的未来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如何进行选择，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世界的未来。当前从全世界来看，必须要跨越几个陷阱，有的陷阱是原来设的，有的陷阱是新设的陷阱。第一，“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关键是中美如何选择。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旧金山会晤，达成多领域多方面重要成果， 两国元首在关键历史当口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去年习近平主席与拜登在巴厘岛会晤也达成了共识，落实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推动“重回巴厘岛，迈向旧金山”，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重回旧金山，迈向✘✘✘。”我不知道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是“重回旧金山”，然后再迈向哪儿？刚才崔大使讲得重要，就是不仅看形成了多少共识，发表了多少声明，关键看美方怎么做，怎么做才是面向未来的正确选择。第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全球经济排在第一位的是发展，发展是最大的公约数。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全球一百零几个国家曾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国家二战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都没有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提出来“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十年之所以取得了进展，得到了四分之三国家的赞成和参与，就是抓住了发展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寻求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可持续发展。第三，“战争陷阱”。怎么不把全球拖入新的战争陷阱？这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极大挑战？原来发生的战争如何尽快地通过和平谈判的政治方式解决？如何避免新的战火不要再燃起，特别是不要发生令人恐怖、令全球毁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核大战？是挑动战争还是促进和平，这是检验一个国家道德道义的重要方面。第四，“小院高墙陷阱”。之所以把“小院高墙”称作陷阱？为了遏制打压别人，你把院子越修越小，墙越筑越高。用中国一句成语来说，慢慢你就变成井底之蛙了。因为你在里面的眼界、空间有限、动能有限，外面的人进不去，你要不要出来？这个“小院高墙”是围住了自己还是围住了别人？现在看起来“脱钩断链”，实际上受到损失的不仅是对方，受到损失最大的可能是自己。现在实践证明了，墙内墙外都受损，长期以往，墙内的损失更大。第五，“意识形态陷阱”。 一些国家制造这种议题，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国家阵营，人为制造阵营对立。我认为，所谓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陷阱，比如说人类有没有普适价值？人类有没有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跨越意识形态的，有国家制造“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链，”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链和国家联盟立得住吗？一些人嘴里原来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现在还存在吗？这些国家还民主吗？还自由吗？还平等吗？还博爱吗？到底你是爱谁？是爱自己还是爱别人？有的国家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这叫什么爱？我说这只是爱自己。人类怎么能创造更好的共同未来？整个世界需要理性地回归，需要更大的智慧。当然，世界还有很多“陷阱”，但所有陷阱归纳起来，大部分是人设的陷阱，这些陷阱是对人类历史、人类智慧的一种嘲讽。只要我们能走出种种陷阱，走出思维的迷思，能够在决定历史的重要关头猛醒，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更为合理、公平、正义、可持续的世界秩序，是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跨越形形色色的陷阱。主持人王冠：走出陷阱，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谢谢陈老师的精彩分享。默罕默德·萨奇布先生，关于这个主题您还有什么想法吗？实现全球发展，建立共同的未来，我觉得“共同”是我们这里的关键词。默罕默德·萨奇布：刚才陈总经济师从哲学方面很好地阐释了这个问题——共同的未来。实际上所有的繁荣都是来自于我们包容性的增长和共同的未来，中国正在这么做。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些倡议，比如刚才马丁·穆勒先生谈到在瑞士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倡议，我觉得这是和中国的文化相关的，中国文化的基因就是谦虚，所以中国不喜欢宣扬自己做了什么，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如何能够让人们参与进来，参与到共同的未来中，你需要让人们知道到底它是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实际上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中国应当扮演领导的作用，带领人们走向共同未来。因为任何主题都需要有一个队长，队长必须有远见，必须要有能力，要能够带领整个团队，中国就是我们全球南方的队长，我们需要中国的引领。要和中国进行合作，印度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中国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我们有慈善、有很好的朋友、发达的科技等。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如果说中国能够和印度进行亲密合作的话，可以让整个全球南方更加繁荣。对于我来说，全球的未来是需要中国和世界各国齐心协力，以及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世界上的事情。中国需要从长期的视角出发和世界沟通，不止是举行一些会议，而是需要和人们进行沟通，包括通过智库交流的方式，或者奖学金等形式。大家可以看一下韩国和日本是怎么做的，包括他们提供奖学金，智库、大学也会提出一些倡议。我们看到在印度，有很多其他国家会来做一些沟通，但是在印度，并没有很好的中国机构来做相应的沟通，尽管我们是邻国。现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也接受了相关的邀请，率领政府代表团前来访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崔天凯：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根本的认知问题。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都快过去一半了，是不是还是有些老的思维，甚至是19世纪的思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拿中国老话来说，这是一个世界观、三观的问题。你怎么认知今天的世界？怎么认知各自以及彼此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地位和关系？怎样认知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刚才陈老师提到很多陷阱，我非常赞成。如果还是抱着这个世界就是大国之间零和竞争的心态，你越往前走，这个路就会越走越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其实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不管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还是中国跟印度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对方都看成是合作的伙伴，而不是零和竞争的对手，这个路就会越走越宽。有了正确的认知，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有正确的政策。到最后我们回过头来，会发现我们都能逐渐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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