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党的二十大记者招待会发布反腐“大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31.6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36人、厅局级干部1588人、县处级干部1.3万人、乡科级干部4.2万人；处分25.8万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8人，厅局级干部1355人，县处级干部1万人，乡科级干部3.3万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怕什么？接受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考验，我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没什么好怕的”（《习近平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新华网，2022-10-17 ）。国际局势疾风暴雨、惊涛骇浪，共产党人无所畏惧，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腐败毒瘤必须清除，方可永葆健康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新自由主义代表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所表达的“职权产权互换论”、“人民权力丢失论”、“市场特权资源配置论”、“政府权力缩小论”、“产权体系界定论”等，无不成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腐败”的深层理论土壤，必须予以深入剖析并深刻铲除。
一、“职权产权互换论”，经济腐败滋生的深层理论土壤
我还证明，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到基于财产的权利的转变和企业家队伍的兴起，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诸如腐败、收入分配差距这些问题，必须放在一个过程中看。（前言[viii-ix]）
我们国家现在出现的好多问题，都与两种权力并存有关：一方面是职权经济，另一方面是产权经济。这两种经济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腐败问题。有职权的人把职权换成产权，有产权的人用产权购买职权，然后像资本一样，再转换成产权，这样腐败就出来了。（第17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决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决不姑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的典型阶段性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以将“腐败放在一个过程中看”的过程论思维“为腐败辩护”，极端邪恶地将“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到基于财产的权利的转变和企业家队伍的兴起”视为“理解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从而以“职权产权互换论”为理论支撑，建构起“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商业交换”等腐败滋生的深层理论土壤。同时，造成一些腐败官员不仅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还想谋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以对政治利益的渴望期求成为腐败共同体的成员。由此，根本无视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能力的提升、发展空间的开拓，而是倾斜性跟附于能够形成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大资本企业，并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造成极为严重的民营企业之间营商环境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但是，混淆视听、偷换概念为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营商环境的公平性，背后折射出必须高度重视的以“职权产权互换论”为导向的“权力市场化、资本政治化”变化趋势。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是“执政为民”，社会主义的职权是用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主义的产权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契约，不是唯利是图的。“职权经济与产权经济”互换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请回到新自由主义的老家资本主义美国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允许“职权产权互换论”的存在。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民心的重大政治斗争，事关政权兴衰成败和国家前途命运。人民憎恶腐败分子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对百姓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同时，当一个个本应“服务人民、贡献社会”的公仆英才倒在腐败舞台上，又常常深刻惋惜，甚至痛彻心扉。那些徇私枉法、疯狂敛财、沦为阶下囚的贪官污吏，在被审查期间往往不约而同地反思：本来是想做清官的，但经不住诱惑接受第一次贿赂后，一步步走向了堕落。很多私欲膨胀而毁于贪欲的“人民公仆”在铁窗回首自我毁灭的过程时，泪涕横流，痛不欲生，究其根本，新自由主义被“以过程论为腐败辩护”的妖孽思维迷了眼、丢了心、中了邪。到了必须共同揭穿“职权产权互换论”将公仆英才拉向邪恶、推向监狱、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给百姓人民造成严重伤害之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金钱至上，使社会充斥精致利己主义，侵蚀着干部的公仆意识、党员的先进性；大力鼓吹私有化、推动私有制，将职权以“追逐个人私利”的经济利益思维，取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价值思维，使部分党员干部丢掉党性初心、责任意识，走上了追逐金钱财物、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惰政等邪恶之路。由此，遭到网友尖锐批判：“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其学术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无穷”（《解读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生涯》，《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7月13日）。新自由主义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走上历史舞台的，在新自由主义“职权产权互换论”潜移默化影响下，腐败分子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为了人民”的信仰，背叛了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损害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更严重地损害着党的形象。必须强化金融、国企、高校、政法、交通、土地、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反腐斗争，这些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而成为“职权产权互换论”影响的重灾区。尤其，针对“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入暗股分红”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精准施策，无论权钱交易、权资勾连，还是受贿行贿、买官卖官，背后的利益关系都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折射出因“职权产权互换论”而形成的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党内生活。有的领导干部带头搞腐败，将手中权力当成任性资本，甚至造成塌方式腐败；一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靠啥吃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行业性、系统性腐败风险仍然存在，如行政审批领域存在环节不透明、材料不规范、时限不明晰等问题。
二、中国已经从职位权力转向财产权力，那么“人民权力”哪里去了？
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前言[vi]）；我将市场经济归结成这样一个公式：市场=价格+企业家（前言[vii]）。
中国已经从一个职位权力交接日益转向一个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第183页）；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因为边际回报的增加比边际能力的增加更快（第185页）。
张维迎错误地将市场经济归结成这样一个公式“市场=价格+企业家”，将“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作为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那么，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公式”与“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完全无视《宪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完全背离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直接性暴露新自由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的本质特征，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为了人民”的理论宗旨，完全背离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宗旨，更完全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时代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在于遵循“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宗旨。但是，新自由主义无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公然将人民从“市场经济的公式”与“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中排除，以资本主义“精英主导论”排斥社会主义“人民主体论”，以“为了资本”为错误导向，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为了人民”的基本方向。而新自由主义另一代表人物樊纲公然走上“与人民对立”的立场：“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仅完全背离了人民立场，更完全丧失了公民的道德底线；“贫富分化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冷酷无情，确实亮瞎了所有良知者的双眼，哪怕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金融领域的无数“爆雷”是否正是因为这样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但是，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已经从一个职位权力交接日益转向一个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页）。在新自由主义者心中只有职位权力与私人经济权力，完全无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将人民权力完全丢弃。而“一个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为私有资本”存在还是“为人民利益”存在，必然凸显成为根本性问题。恩格斯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为人民利益”而存在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必须以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新自由主义企图以“一个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而改旗易帜“为私有资本”存在，必然出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服务于资本的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坚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让人民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强获得感；同时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尊重人民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清清爽爽、义无反顾地去当官。不要把当官作为一个满足无穷贪欲、获得无限私利的捷径，那样迟早要完蛋。……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习近平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新华网，2015年1月12日）。但是，新自由主义极端邪恶地提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因为边际回报的增加比边际能力的增加更快”（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页），将政府官员作为“具有能力回报快速递增特征”的职业，从“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人民公仆，引向“把当官作为一个满足无穷贪欲、获得无限私利”的捷径。从而，“以利忘责、以欲忘戒”引向犯罪的深渊。甚至，一度涌现并被热议的“甘于被围猎”，成为一种新的腐败现象，便是认为手中掌握的权力是“边际回报的增加比边际能力的增加更快”的官位特权，明知接受“围猎”的腐败行为在法律上与道德上皆是被禁止的，但依然认可、接受，甚至引以为傲，默认、认同乃至寻求充当“围猎者”的“猎物”，主动将手中的权力作为与“围猎者”议价的筹码，以权谋私走向腐败犯罪。
三、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
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第39页）
当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事工商业活动时，他们通过诸如对资源更有效的利用、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等具有生产效率的方式创造价值和财富。相比之下，当他们掌管政府时，他们主要从事在个人间的收入再分配，在最糟糕的情形下甚至通过诸如寻租活动和非法攫取等很大程度上是非生产性乃至破坏性的方式摧毁既有的财富。（第185-186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在反腐败过程中，“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领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逐步成为特权领域、特权阶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以发展“为了人民”为导向，但是新自由主义长期灌输“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完全丢掉“为了人民”的发展导向。尤其，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领域一旦发生权钱交易问题，往往涉及大项目、大资金，影响程度深、波及范围广，危害十分严重。2023年1月9日，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工作报告将“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粮食购销等行业的腐败”摆在突出位置，要求“坚决纠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问题，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坚定惩治“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强力改变呈现出的“权力变现期权化、风腐交织一体化”等特点。金融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手段突破传统受贿，出现“名借实收”、投资参股、放贷收息、低买高卖等手段后，又出现内幕交易、违规融资、曲线兑付、“提前筑巢、远期变现”等多种新型谋利手段。同时，容易通过政商“旋转门”滋生腐败问题，而银保监会、证监会政商“旋转门”问题尤为突出。2022年4月4日，原中国银行业监委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被开除党籍，“逃逸式辞职”和政商“旋转门”的典型，逃逸式辞职后，多数官员迅速实现了政商角色的转换，其实是保留着权力的余温，为其垄断巨额经济利益服务。2016年11月，姜丽明辞去公职，赴恒大集团出任监事长、后任副总裁的四年间，恒大总负债规模直线飙升，成为恒大暴雷的重要形成性因素。2015年，恒大总负债为6148.93亿元；2016年底，负债约1.16万亿；2021年中期，总负债涨至近2万亿元；借款金额由2018年的6731.4亿元增至2019年的7999亿元。“旋转门”的一种分支——银企“旋转门”，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案便是银企“旋转门”经典案例，在职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在新自由主义“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的极端错误思想影响下，部分官员把自己作为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事工商业活动时，他们通过诸如对资源更有效的利用、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等具有生产效率的方式创造价值和财富”，“掌管政府时，主要从事在个人间的收入再分配，在最糟糕的情形下甚至通过诸如寻租活动和非法攫取等很大程度上是非生产性乃至破坏性的方式摧毁既有的财富”，而“逃逸式辞职”和政商“旋转门”腐败现象出现的根本，便是“掌管政府”与“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互换。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提出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设置三年“消磁期”的目的在于从源头上减少政商“旋转门”腐败，防止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谋利，离职或退休之后变现的“期权式”的腐败。但是，在“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的新自由主义渗透下，政商“旋转门”腐败转换为“逃逸式辞职”。尤其，在资本市场上，引发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规定》公布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超250名独董主动辞职，涉及上市公司近300家，这些独董中不乏金融监管部门官员。“逃逸式辞职”使很多官员迅速实现政商角色的转换，以金融权力的余温为其垄断巨额经济利益服务，成为以恒大暴雷为代表的金融风险重大隐患。运用公权力攫取私利如果得不到及时惩处，在利益的驱使下腐败分子便会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更多私利，损害本应由广大群众享有的发展成果。同时，一些人、一些民营企业通过贿赂和不法行为，获得普通群众、获得一般民营企业所不能获得的发展机会，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严重地造成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不公平。尤其，一些官员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导致了他们的道德底线不断下降，失去了廉耻之心，“特权思想”、“权力至上”、“人情往来”等文化风气，清廉之人不加入他们腐败圈子就会受到排挤打压，无法独善其身，也加剧着官员腐败窝案，及塌方式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媒体和人民群众对腐败行为的曝光和监督力度不够，官场上贪腐分子沆瀣一气，攻守同盟，让这些腐败官员更加肆无忌惮。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国家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会和人才。腐败不除、国无宁日，贪腐和社会犯罪一样，是损害全体公民利益的严重行为，如果不彻底铲除，必然会自我滋生、扩散、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到了全社会必须铲除新自由主义“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深层腐败理论土壤，讨伐以恒大暴雷等为代表的“逃逸式辞职”、“政商旋转门”腐败，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严重破坏之时。
四、减少官员权力、界定产权体系，就是“反腐治本”之策吗？
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标”。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第143-144页）
要提高企业家才能和努力的配置效率，减少腐败和寻租活动，最重要的是进一步缩减职位的权利的领域，建立一个界定更清晰并受保护的产权体系。（第225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一路走来，能够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敢于担当、英勇斗争”（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3-06）。但是，新自由主义长期灌输渗透“去国家干预、减少政府权力”的极端错误思想，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造成经济效率下降”，造成较长时间以来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8000万平台经济劳动者除京东、顺丰外几乎均缺少基本社会保险，转化为平台经济巨头的利润空间，平台经济企业是否“非法侵占”劳动者社会保险？是否缴纳了国有资产归母利润？尤其，少数垄断平台企业凭借对大数据、信息技术、金融资本私有占用权，长期维持“赢家通吃”地位，对良性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造成损害，对民生实体经济构成严重冲击，百姓就业无门，租个门面房试图维持生计，一半以上经营不到半年赔上几万撤退，平台经济造成的经济负溢出是否承担负溢出“补偿性税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权有明确规定：第十一条“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制造舆论、绑架社会、要挟政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建立一个界定更清晰并受保护的产权体系”。那么，是要界定一个怎样的“清晰并受保护”的产权体系？要界定违背《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产权体系吗？这是一个“为谁寻租”与“靠谁发展”的根本性原则问题。“2006年，整个工业产值里，国有企业生产仅占9.7%，非国有企业占到90.3%”，继续叫嚣“我们不仅完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已经找到了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即继续在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上前进！”（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240页）毫不掩饰地暴露着企图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基本制度的改旗易帜邪恶。今天，那些不允许批评国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者，偷换概念把批评国企私有化说成否定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非但不肯为被美国制裁的民营企业维护合法权益，反而落井下石，与美国制裁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更加暴露出企图内外勾结、改旗易帜的卖国者嘴脸！毛泽东主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在百年未有变局、民族复兴伟业过程中，更需要一大批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实现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有为政府”最根本的职能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缓和经济周期及外在冲击，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类要素扩张的制约因素，从而根本性克服市场经济“宏观失控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动私有化，极力制造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矛盾，高呼要给民企松绑，说我们的政策严重束缚了民企的竞争力和活力，挤压了民企生存空间，使得民营经济奄奄一息。但是，民营企业56789的占比事实，比各级国企、外企和其他企业加起来还多，怎么能说奄奄一息？尤其，通过对2017-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地区和控股情况分企业法人登记数”“按地区和登记类型分企业法人登记数”的整理，2016-2017、2018-2021年企业法人单位数、各类企业与占比组成（见表1）。表1 2016-2017、2018-2021年企业法人单位数、各类企业与占比组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2年）】
其中，私有企业数量，由2016年的10500697增至2021年的26288321，增加2.5倍；私营企业占比，由2016年的71.83%增至2021年的91.71%，增加19.91%。私人控股企业数量，由2016年的14618448增至2021年的28665212，增加1.96倍；私人控股企业占比，由2016年的85.76%增至2021年的96.09%（见图1）。数据呈现私营企业与私人控股企业处于蓬勃发展状态，那些试图以“民营企业被挤压得奄奄一息”的论调，是新自由主义者违背事实、制造矛盾，别有用心地欺骗政府、欺骗社会！图1 2016-2021年私营企业、私人控股企业数量及占比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2年）】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数量及占比变化。其中，国有企业数量由2016年的132373降至2021年的78357，降低40.81%；国有企业占比由2016年的0.91%降至2021年的0.27%，降低3.37倍。集体企业由2016年的141442降至2021年的103534，降低26.81%；集体企业占比由2016年的0.97%降至2021年的0.36%，降低2.69倍（见图2）。到底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被挤压得奄奄一息？昭然若揭！我们必须高度肯定“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必须坚定不移地“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的同时。面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真的被挤压得奄奄一息之时，必须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声鼓与呼，必须为“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声呐喊！并且需要吹哨鸣笛“绝对不允许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因为“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想清楚，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10-12）图2 2016-2021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数量及占比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2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3-06））新自由主义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走上历史舞台的歪理邪说，是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悲剧的理论根源。到了必须对那些“民企被歧视论”展开围剿讨伐之时，新自由自由主义者企图搞乱国家，让犹太资本更加猖狂进入，驾驭政府、奴役人民的阴谋，到了必须揭穿之时。他们大力鼓吹“私有产权”，制造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矛盾，抨击“国企挤压民企，导致民营经济无法壮大；国企效率低下，是腐败的重灾区”，企图让私有资本的力量成为社会所有领域的主宰力量。同时，抨击“政府干预市场有损于市场效率及市场的健康运行”，抨击“改革开放所出现的腐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国家权力干预、控制、扭曲了市场”，从而“否定政府和党的领导”。尤其，为“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摇旗呐喊，解除管制、完全开放、自由贸易、资本跨国流动、浮动汇率等，使美国犹太资本猖狂进入。到了必须彻底揭穿新自由主义内外勾结、改旗易帜的企图之时！
（作者系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劳动人事研究基地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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