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重要论述背后的科学依据在于，革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规定，是贯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鲜明主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斗争的精神状态。革命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内涵，通过全面、完整、准确地深刻理解“革命”这一科学内涵的规定性，有利于我们澄清种种对“革命”意蕴的误读乃至曲解，从而树立起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革命观，始终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革命主体，以革命到底的精神、胆略和定力，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和轨道前行。

——确立“三重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观

杨俊 程恩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外一些错误思潮以“过时论”“虚无论”“终结论”等各种论调主张“告别革命”。对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新时代“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1]大力发扬革命到底精神。如2016年12月30日，他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向全社会发出“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2]的政治动员令。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他再次强调，要“继续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3](p.259)习近平为何“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4]这其中的“革命”内涵究竟指什么，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习近平之所以多次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是因为这一重要论述具有科学的理论、历史与现实依据。从理论依据看，革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规定；从历史依据看，革命是贯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鲜明主线；从现实依据看，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斗争的精神状态。

（一）科学的理论依据：革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革命的理论。”[5]这种革命性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发展与运用的全过程。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6](p.7)因为它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批判，对人类两千多年文明智慧进行革命性创造与创新的必然产物。今天，世界发展浩浩荡荡永无止境，与之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到底的学说，它依然在与时俱进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并同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思潮进行革命性的交锋和碰撞，从而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现存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之中，革命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永葆生命力与青春活力的奥秘所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解释世界的学说，而是在实践运用中进一步要求推翻旧世界来建立新世界，进而力图“改变世界”，[7](p.502)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一门学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纵观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一生，人们冠以马克思各种称号和头衔：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科学家，而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则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参加革命斗争，“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8](p.602)习近平也指出，马克思“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3](p.196 ) “职业革命家”“终身的革命者”“彻底的革命战士”不仅是对马克思壮丽人生的精准定位，而且同样适用于恩格斯本人以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光辉一生。总之，“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9](p.26)舍弃革命的灵魂，无异于釜底抽薪式地阉割、窒息乃至瓦解整个马克思主义。

（二）科学的历史依据：革命是贯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鲜明主线

革命是牵引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发动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伟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亘古未有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从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不断高涨，一系列革命浪潮有力重构了全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关系格局。然而，革命形势是复杂多变的，恩格斯在逝世前的革命遗嘱中反复告诫各国革命同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要与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相适应，又要坚持底线思维，“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10](pp.550-551)但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理论家考茨基以及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等都在实践中篡改、抛弃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与政策主张，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分裂，甚至引发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

从世界社会主义大历史视野来考察，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1](p.66)——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12]也是新帝国主义占主导的时代，更是全世界劳动阶级进行新的“伟大革命”的时代。正因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仍然没有改变，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有使命与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1世纪逐步走出低谷、走向新的高潮。总之，革命是贯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70 多年历史的鲜明主线，拒斥与放弃革命无异于在终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乃至前途命运。

（三）科学的现实依据：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伟大斗争的精神状态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也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些长期“只讲和谐，不讲斗争”的现象，习近平多次强调：“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p.66)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前进征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既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更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共产党人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伟大斗争的广泛性：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13](p.226)伟大斗争不是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涉及新时代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工作。

为取得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就需要始终保持革命的精神状态。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亮明共产党人的身份特质和社会角色，他强调说：“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13](p.70)过去，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胜利，靠的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革命精神。今天，新时代新的历史特点决定了新的伟大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要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最终胜利，更需要与时俱进地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继续弘扬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总之，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建设党，更是彻底的革命党。一旦丧失革命精神，党不仅会在伟大斗争中丧失执政地位和建设成果，甚至会亡党亡国，被历史所淘汰。

既然革命的意义如此重大，我们就必须把握其科学内涵。目前，学术界从不同视角给出了三种主要说法：一是从纵向逻辑展开的“三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二是从横向逻辑展开的“三种革命论”——社会生产与经济领域的革命、政治领域的革命、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三是从主客逻辑展开的“两个伟大革命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这三种说法坚持了“狭义革命观”与“广义革命观”相统一，对概括与提炼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全部革命史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仍有提升空间：“三次革命论”没有直接体现“革命”的彻底性原则，而“三种革命论”与“两个伟大革命论”则没有直接体现出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对此，有必要把这三种说法结合起来进行更高层次与更深程度的综合阐发。概括地说，“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革命”理应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内涵，除了生产力方面的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以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基本性质和类型：第一，革命是推翻旧政权和建立并巩固新政权意义上的“夺权性革命”；第二，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意义上的“改革性革命”；第三，革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后续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转变意义上的“过渡性革命”。这三重革命，既包含各个阶段革命的纵向逻辑，也包含各个领域革命的横向逻辑，更包含主体与对象双方革命的主客逻辑，并从总体上展示出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光明前景。下面联系当代中外理论与实践，对此做出具体阐释。

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作为革命的起点，第一个必经的革命行动就是推翻旧政权和建立并巩固新政权意义上的“夺权性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政权是“夺权性革命”的根本任务与核心问题，否则，社会主义难以建立。正如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14](p.395)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使带领人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反动派从而执掌了国家政权，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也依然时刻面临着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反夺权的危险。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15]因此，为了捍卫革命胜利的果实，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在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中下大力气加强政权建设，以进一步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各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具有不平衡性，这都导致各国的“夺权性革命”并非同步，相反“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6](p.367)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运动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点与极端。而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确立及其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与检验了“一国胜利论”这一伟大构想。今天，世界仅存“一大四小”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夺权性革命”的重大胜利，但是还没有实现完全胜利，因为它们还处于强大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必须以世界上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在未来相继爆发“夺权性革命”为支撑，才能取得“夺权性革命”真正彻底的全面胜利，进而最终实践“共同胜利论”。因此，21世纪“夺权性革命”的中心是世界上各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它们来说，应当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灵活运用各种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才能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最大限度地摆脱各自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从而实现“夺权性革命”的战略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我这个革命者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硬的，还是看起来最温和的”。[6](p.579)

（一）灵活运用“暴力夺权”与“和平夺权”的革命策略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这很容易被视为夺取政权绝无例外的唯一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特定的革命具体选择哪种方式“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7](p.5)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反动力量占据绝对优势，不仅不会主动自愿交出政权，相反会变本加厉地利用所掌握的暴力工具更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回敬”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暴力，这是取得“夺权性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即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7](p.66)同时，马克思也不放弃和否认和平夺权的可能性，“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8](p.611)这是1860年代马克思通过对英国经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得出结论：英国是欧洲唯一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避免社会阵痛以实现“夺权性革命”胜利的国家。因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并且议会民主制发展最成熟，再加上军事官僚机器相对薄弱，所以，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进一步指出：“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组织程度，使这个阶级能够利用普选权来为自己谋利益。”[8](p.619)后来，英国共产党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第一个制定完整和平过渡党纲的政党。①1895年，恩格斯还祝贺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男子的）普选权赢得了胜利的选票。②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指望资产阶级会主动屈服于和平的革命方式，他们始终强调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放弃暴力革命。正如恩格斯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所告诫的，“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6](p.686)

可见，各国共产党应当灵活运用暴力夺权与和平夺权的革命策略：在当今世界，共产党人不宜从理论上放弃暴力夺权的革命策略，尤其是那些贫富差距极其严重、自然环境适合游击战的国家，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杰出的革命领袖和军事干部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武装斗争。例如，“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已经成为印度执政阶层的最大的敌人”。[18]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正在继续探索如何通过议会民主的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它们持续不懈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的决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也在积极尝试夺取政权的新路径，其中将暴力革命与议会选举成功结合的当属尼泊尔共产党，先以武装斗争占领大多数地区为基础，然后于 2008 年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

（二）灵活运用“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的革命手段

作为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反对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共产党都是秘密建党，并在早期一直坚持隐蔽的地下工作。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有观点就主张放弃完全秘密斗争。事实上，斗争从来就有两条战线，在“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19](p.341)因此，当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主要通过公开合法的斗争，同时也可掩护秘密斗争，以有效保存和积蓄力量。目前可加强以下三个途径的工作。

第一，灵活运用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的革命手段，积极创办和壮大营利性企业，从而为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经费支持。对于非执政党甚至处于非法地位的各国共产党来说，如果单靠党员交纳的微薄党费，很难开展长期有效的革命活动，英国共产党就曾因经费筹集问题而导致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因此，“夺权性革命”必须要有经济基础。如有的国家共产党，有近一半的党员是秘密党员并通过各种隐蔽形式创办企业为政党建设支援经费。

第二，灵活运用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革命手段，成立非共产党名称而具有共产党性质的政党，通过隐藏外在形式来实现真正的革命内容。长期以来，“共产党”被西方社会丑化乃至污名化、妖魔化。如果统一以这一名称建党，很容易遭到西方一些普通群众的误解乃至反感，甚至遭到资产阶级集体式的敌视、包围乃至扼杀。为此，可冠以多种名称形式（如劳动党、劳工党、人民党），包括无党派，甚至可采用资产阶级政党的名称（如人民自由党）。白俄罗斯最大的左翼政党即劳动党，现阶段不提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主张国有经济为主体、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经济，并联合共产党等通过选举持相同观点的总统独立候选人执政，实行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 70%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灵活运用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革命手段，加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牢牢占领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阵地。一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成立与发展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学会。如“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就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和平台开展全球性活动。如法国、美国和中国都相继连续举办过“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世界文化论坛”“纽约全球左翼论坛”等。三是主办报刊、网站、电视台、出版社等多种形式的媒体宣传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如英国共产党的《晨星日报》和比利时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结》等杂志，在大众化传播方面取得了极大成效。四是在各个高校乃至社会上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和社会性的公开讲坛。

（三）灵活运用“独立自主”与“国际联合”的革命原则

资产阶级制度日益具有的国际性质，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夺权性革命”从来都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性运动，而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7](p.66)的国际事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6](p.656)从1864 年起，先后成立的第一至第三国际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这其中虽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仅是联合的具体形式问题，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基本原则是不容否定的。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新的时代价值。[20]试图完全否定某种形式和范围的国际联合而孤立地强调“成功实证”，[21]其片面之处就在于把独立自主与国际联合相割裂与分离，实际上“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22](p.84)二者是统一的。即使2017年我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强调国家要在人民中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因而我们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一方面，国际联合是必要的，其缘由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任务与敌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而全人类的整体解放则需要联合起来的集体行动，光靠某一个国家、民族的无产阶级单方面行动同全世界早已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进行对抗很难成功。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提醒过：“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8](p.14)另一方面，国际联合也是可能的，因为在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均在逆境中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独立自主大大增强，这为国际联合的延续和新形式奠定了组织基础，创造了思想条件。从大趋势考量，“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③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并期望进行更多种新形式的国际联合。④

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不断进行下去。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17](p.166)作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夺权性革命”只是建立社会主义，而要建设乃至建成社会主义则需要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与发展意义上的“改革性革命”。

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改革性革命”的根本任务与核心问题。显然，“改革性革命”与“夺权性革命”相比，一方面，二者都是应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23](p.135)另一方面，“夺权性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具有对抗性，它是自下而上地推翻剥削阶级的旧制度以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而“改革性革命”所解决的矛盾一般具有非对抗性，它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地对社会主义新制度本身进行优化与提升。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都诞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生产力、商品经济与科学文化发展不充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24](p.9)这“双重苦恼”决定着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性革命”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料的时间周期更加漫长，目标任务更加繁重。那么，如何进行“改革性革命”？在 20 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十六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改革性革命”的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严重的历史教训。今天世界仅存的“一大四小”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改革性革命”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其中最成功的亮点是当代中国的“改革性革命”——改革开放。习近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抉择堪称第二次革命”。[25]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榜样的力量向全世界彰显出我国制度的优越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再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振兴并作出重大贡献。因此，21世纪“改革性革命”的中心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当代中国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四个伟大”和“国家治理”为主要思路的“改革性革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它不仅是全面和深层的，而且有明确的目标、特点与先导。

（一）“改革性革命”的目标是国家治理

“改革性革命”的全面性与深层性在于，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6](p.101)这一总体规划，包括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与党的建设制度六个具体改革目标，彰显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为保证“改革性革命”有序推进、有章可循并及时巩固、发展其成果，党中央又及时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之相配套，这是“改革性革命”的进一步延伸。作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11](p.124)全面依法治国进一步推动“改革性革命”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有舆论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齐，强调西方国家治理已经很成熟。这是严重的误论之一。“西方采取的是代议制民主体制，国家的决策交由少数精英。”[27]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两党制“三权分立”型国家治理体系，导致两党勾结压制第三大党出现和共产党发展，连资产阶级社会党性质的政党都很难立足；导致联邦政府因财政问题而关门停止运转，国家行政效率低下，众多社会问题因互相扯皮和争论不休而长期无法解决（如控制私人持枪、大众医保、流感和新冠肺炎肆虐等）；导致政治和媒体常态性欺骗，频频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和军事挑衅威胁。“有比较才有鉴别，增强制度自信，应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上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28]只有真正认清美国式、北欧式、印度式等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法克服的痼疾，方能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科学推进比西方更文明更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改革性革命”的难点是经济改革

与“夺权性革命”不同，“改革性革命”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心，并以此为牵引，带动其他各个领域改革协同推进，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障碍和剔除绊脚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性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市场这一现代社会建制和现代动力机制。”[29]经过40多年经济体制的“改革性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日臻完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更加紧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人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立竿见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新常态成效显著。不过，在美国把中国作为“第一竞争对手”并从经济等领域全面打压中国和力图经济脱钩的新形势下，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要尽快实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切实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⑤圆满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

有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就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齐，强调西方国家经济体制已经很成熟。这是严重的误论之二。美国以寡头为中心的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时常爆发，并连累危害别国经济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例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放任金融自由发展的缺陷”；[30]导致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造成 1% 超级富豪与99%劳动大众的严重对立；导致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霸权掠夺别国，经常发动霸凌主义的贸易战、科技战和资源战，成为美国新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只有真正认清美国式、北欧式、印度式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的痼疾，方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平等互利的开放体系。

（三）“改革性革命”的特点是自我革命

习近平指出：“啃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酪多，是新一轮改革的特点。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31]经过40余年的“改革性革命”，长期形成并积存的利益固化格局也浮出水面。为此，社会主义改革者作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一方面，要防止自身自觉或不自觉地蜕变为利益固化的受益者或西方利益的代理者，就需要敢于将自身利益服从、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整体利益；另一方面，改革作为触及既得利益的一场深层革命，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危险和代价，就需要自觉担当、勇往直前。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全面从严治党治国治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反“四风”等，都是改革者自我革命的集中表现。正如习近平所说，“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32](p.26)必须“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33]

有舆论认为，我国党政干部的思想、组织、作风的教育方式和目标，就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公务员教育体制看齐，强调西方国家思想作风教育治吏体制已经很成熟。这是严重的误论之三。美国资产阶级治吏体制导致各级众多官员私心多、公心少，个人主义至上和选举至上观念流行；导致以本党、本地区和本单位的狭隘利益为言行准则，而不顾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导致官官相护、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合法或非法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普遍化。只有真正认清美国式、北欧式、印度式等资本主义思想教育治吏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方能完善和发展我国干部思想、组织、作风的宣传教育体制，使党政干部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促进各项事业的全面改革。

（四）“改革性革命”的先导是理论建设

思想观念的认识论革命总是一切伟大革命行动的先导，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划清是非界限，凝聚最大共识以进一步正确理解并全面推进“改革性革命”。例如，在“改革性革命”的根本性质认知上，必须反对“改革开放就是与西方制度接轨说”，坚持社会主义之道与改革开放之术相统一。“改革性革命”到底有没有性质与方向？这是关乎新时代中国改革与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6](p.348)试想假如“改革性革命”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与资本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区分，不该改的、不能改的乱改，甚至为了所谓发展生产力来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就必然逐步和最终引发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根本改向，进而妨碍生产力和民生又好又快的提升。与中国“改革性革命”大体同步的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否定社会主义的“改向”，其败绩十分明显。对此，习近平辩证地提出告诫：“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34](p.15)

有舆论认为，尽管现阶段我国改革的效果好于俄罗斯，但俄罗斯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最终效果会超过中国。这是严重的误论之四。事实上，苏联被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政变后，导致民族矛盾突发，一个与帝国主义美国平起平坐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分裂为十几个弱国；导致俄罗斯在经济上变成三流国家，主要依赖出卖资源和军火等来维持国计民生；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发生剧变，其中有些国家协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进行包围俄罗斯的军事东扩和经济制裁。只有真正认清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通过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的“改向”而国强民富的客观事实，方能肃清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科学把握“改革性革命”政策措施的正确方向。

我们正在并将长期进行“改革性革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4](p.4)对此，有些人可能就会产生误解乃至曲解，以为“改革性革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永恒状态，并将其等同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其实，这里“没有完成时”意思是指“改革性革命”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但绝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更不可能有始无终，必须进行到底以实现最终目标，即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和社会形态过渡，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向后续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转变意义上的“过渡性革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完整内涵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35](p.5)而这个最高理想“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3](p.204)笔者曾“以生产力变化为间接或终极的标志，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直接标志”，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⑥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切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都必然通过“过渡性革命”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4](p.683)当今世界，虽然全人类离实现“过渡性革命”的最高目标还很遥远，但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项基本特征是明确和清晰的。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务必“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17](p.65)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与“过渡性革命”的各项基本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体现。

（一）“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力特征：“三大旧式分工的消失”与“三大自然力的高度发达”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7](p.538)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不足所带来的三大旧式分工——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造成了劳动者的片面发展。而“过渡性革命”将“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7](p.52)逐渐使“三大旧式分工”对劳动者的束缚归于消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三大自然力的高度发达”。⑦

第一，实现“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的高度发达。在“过渡性革命”中，随着生产的智能化与工作日的缩短，固定且强迫的异化劳动将最终被自由、自觉、自主的劳动所取代，劳动从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旦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志趣全面而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劳动能力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发展。第二，实现“自然界的自然力”的高度发达。在“过渡性革命”中，随着生产前所未有的全面社会化，“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6]把自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以消耗最小的力量实现自然界的自然力最大限度地充分合理利用与循环再生。第三，实现“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高度发达。在“过渡性革命”中，每个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展不再相互对立，而是互为条件。这样，个别的力量将充分合理地组织起来，从而使社会劳动的结合最大限度地产生出集体的联合力量。简言之，“三大自然力的高度发达”，整个社会“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8](p.436)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力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特别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激发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活力，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切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力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物质条件。

（二）“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关系特征：“三大经济关系的消灭”与“三大经济制度的确立”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将促使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按资分配和商品经济这“三大经济关系的消灭”，从而实现“三大经济制度的确立”。第一，在所有制上，消灭私有制，确立全社会公有制度。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总根源，因而最终必须“消灭私有制”，[17](p.45)但是“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7](p.685)从而建立全社会的全民公有制。“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10](p.517)以达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37](p.200)第二，在分配制度上，消灭按资分配，确立全社会按需分配制度。所有制决定着分配制度，因而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就等于消灭按资分配。在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个人消费品分配将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8](p.436)的原则。第三，在调节制度上，消灭商品经济，建立全社会计划经济制度。⑧经济调节制度同样是所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私有制下商品经济竞争的盲目性往往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一旦全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经济将被消灭，整个“社会生产内部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8](p.564)简言之，“三大经济制度的确立”，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阶级，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关系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切与“过渡性革命”的生产关系特征是有内在联系的，只要真正贯彻落实，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经济条件。

（三）“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三大政治主体的消亡”与“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

在“过渡性革命”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逐步消灭了私有制与剥削制度，阶级存在的客观性便被否定了，随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与政党也成为多余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阶级、国家与政党这“三大政治主体的消亡”，势必促进“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来管理社会。第一，实现政治发展的“公共形式”——国家的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8](p.338)但是社会依然需要一定的权威组织来管理公共事务，这个机构将逐渐失去阶级性而真正完全彰显出公共性，到那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8](p.195)第二，实现政治发展的“自主形式”——国家形态的民主向社会生活的民主转变。当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参加并学会实际独立地自主管理社会生活的时候，“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38](p.253)第三，实现政治发展的“联合形式”——“自由人联合体”。[24](p.96)未来社会不可能立即全部废除国家，先要经过以巴黎公社为典型标本的“社会共和国”[17](p.47)作为“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39](p.155)然后实现社会最高的政治形式——“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10](p.193)总之，“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将彻底消灭一切压迫，社会关系实现高度和谐，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正是自觉以“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为依据，使得当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彻底推翻、打碎和摧毁了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国内外政治斗争异常复杂尖锐，阶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而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权和利益”。[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更加切实有效地实施人民民主。这一切与“过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政治条件。

（四）“过渡性革命”的思想特征：“三大狭隘眼界的消除”与“三大思想觉悟的树立”社会意识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面镜子。

在“过渡性革命”中，一切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以及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实现，带来的是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由此，全社会成员作为共产主义新人实现了“三大狭隘眼界的消除”与“三大思想觉悟的树立”：

第一，在精神觉悟上，消除自私自利观，树立大公无私观。“过渡性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7](p.52)这里的“传统观念”即以私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自私自利观，包括各种拜物教观念以及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而与此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是让“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41](p.488)

第二，在理论觉悟上，消除愚昧的世界观，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大世界观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主要根源就在于生产力的落后低下和阶级对立。在“过渡性革命”中，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阶级走向消亡、社会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先进科学文化广泛普及，人们也将“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42](p.225)第三，在道德觉悟上，消除个人主义道德观，树立集体主义道德观。利益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当“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7](p.335)时，“过渡性革命”将在每个人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真正确立起以全心全意为全人类服务的集体主义道德观，由此，“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43](p.100)总之，“三大思想觉悟的树立”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从而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条件。

为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使当前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服务于实现“过渡性革命”的精神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这一切与“过渡性革命”的精神特征是内在一致与紧密结合的，必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精神条件。

综上所述，“三重革命论”形成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全过程。全面、完整、准确地深刻理解这一科学内涵的三重规定性，有利于我们澄清种种对“革命”意蕴的误读乃至曲解，从而树立起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革命观，并在此基础上，始终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革命的主体，以革命到底的精神、胆略和定力，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和轨道不断前行，“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17](pp.597-598)

注释：

①参见商文斌：《英国共产党的“和平过渡”论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②参见[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③参见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此文首次提出目前国际无产阶级实现有效联合行动的6个具体性方案。

④参见轩传树、于明：《国外左翼对共产国际的纪念与反思》，《马克思主⑤周新城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经济制度”，参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⑥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不少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多次撰写文章支持和倡导“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参见刘国光：《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卫兴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十三个理论是非问题》，《经济纵横》2016年第1期；吴宣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

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生产力来源的“三大自然力”：“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即劳动者生命力所具有的劳动能力）、“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界中自身所存在的客观物质力量）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劳动中的劳动者通过分工与协作所产生的集体力），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表现于“三大自然力”的发展程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428、702、720、443页。

⑧于鸿君认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种种致命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未来的人类社会必定会再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参见《经济体制选择的逻辑》，《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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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20&ZD052）阶段性成果、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俊，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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